从“出版自由”到“公共事业广播”理念

第一节　从“出版自由”到“公共事业广播”理念

英国一直被公认为现代出版自由原则的发源地。在英国追求出版自由（liberty of the press）的斗争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早年。一般认为，从1641年星室法庭（Court of Star Chamber）的撤销到1861年“知识税”（taxes on knowledge）的最后废除，英国的新闻出版业经过了两百余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摆脱了政府一个又一个的法令、一项又一项的检查制度，获得了完全彻底的出版自由^[1]。另外，出版自由的最后获得也通常被视为英国报业走上市场自由主义发展道路的自然结果，因而出版自由往往被等同于意见的自由市场（尤其在美国）。20世纪20年代，当电台出现在英国的时候，政府对广播^[2]的管理和控制因为波段资源紧张而相对严格。以后在将近80年的历程中，英国对广播的管理和经营当中，发展出了一种成熟的、非常有影响的传播理念：公共事业广播（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英国一直被公认为现代出版自由原则的发源地。

出版自由的最后获得也通常被视为英国报业走上市场自由主义发展道路的自然结果。

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英国国内掀起了一股对广播的既有制度进行“解除管理”（deregulation）的浪潮。这一运动的提倡者和支持者纷纷质问为什么政府对待广播和报纸不能一视同仁——早期控制广播的资源稀缺的理由已经随着当今的技术进步而消失，现在已经不再是技术资源匮乏，而是技术资源得不到充分的利用的问题了。1990年英国的《广播法案》（The Broadcasting Act 1990）^[3]通过之后，世界各大传媒巨头纷纷进军英国的传媒市场，不是并购就是控股，政府向来控制比较严密的广播行业出现了大面积的商业化和私有化，卫星电视和有线电视同时进军英国的传媒市场，虽然频道和节目量要大大超过以前，但是节目的生产和分配却越来越垄断和集中，节目的类型（genre）出现了趋同化，征订频道（subscribe channel）和付费收看（pay per-view）节目越来越多，大部分以前只是给BBC交纳电视接收机拥有许可费（license fee）的受众现在相对来说能够收看的频道越来越少了。在国际新闻集团（News International）总裁鲁伯特·默多克看到了“自由和选择，而不是管理和稀缺”的传播时代的曙光的时候^[4]，英国的许多传播学者却不无忧虑地看到了作为“公共领域”的媒介被损害，随着传播技术的日益发展，受众的公民身份变得没有保障，资本主义社会引以为豪的民主变得可疑起来。许多学者开始重新思考“出版自由”的理念，提出了不少类似下列的问题：跨国媒介大公司的出现是实现了还是毁坏了这种理念？新的数字技术、卫星技术以及广播和电信业的融合是阻碍还是支持了这种理念？公民通过媒介进行自由而平等的传播是越来越可能还是不可能？学者们尤其对以传播自由为口号的当代市场自由主义的传播实践是如何被“市场竞争”的迷信所损害的着墨颇多，因为这种“市场竞争”事实上已经产生了一种市场检查制度：不符合受众最大化的市场利益的媒介产品自然就被排除在外了^[5]。本节将从观念的和历史的两种途径考察英国学者对出版自由理念和公共事业广播理念的重新检视和反思。他们的共同结论是，政府应当重新担当起对舆论生产和交换的管制和协调的任务，媒介应该为资本主义民主政体中理想的公共领域的运作勇敢地担负起责任。

跨国媒介大公司的出现是实现了还是毁坏了这种理念？新的数字技术、卫星技术以及广播和电信业的融合是阻碍还是支持了这种理念？公民通过媒介进行自由而平等的传播是越来越可能还是不可能？

一、对出版自由的反思与再评估

英国政治学家约翰·基恩（John Keane）从媒介和民主的关系入手，从英国近代早期为反对国家专制主义、争取出版自由的斗争中开始探寻英国出版自由理念的轨迹。基恩认为，在欧洲的语境中，长期而艰苦卓绝地争取出版自由的斗争首先出现在英国。英国的里程碑式的斗争在许多文献中得到了反映。基恩认为，在英国，有关新闻自由原则的论述，至少有四种不同的种类是值得考察的。它们之所以值得仔细辨析，因为它们“为一种前瞻性的媒介政治理论作了准备”^[6]。

约翰·基恩（John Keane），出生于澳大利亚，英国政治理论家，威斯敏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他的著作《媒介和民主》被翻译成20多国的文字，有很大影响。

第一种是用神学方法批评国家检查制度，认为出版自由是个人所享有的神授的理性官能。基恩认为其中最雄辩的阐述要数约翰·密尔顿的《论出版自由》（1644）了。密尔顿认为上帝赋予每个人以理性，人们有能力去阅读去作出选择，根据良心在善与恶之间作出选择。对出版业的全面限制是徒劳的，他把这种愚蠢的行为比作“富有骑士精神的男人想通过关上院门把乌鸦赶走”。个体的德行只有不断得到相反的意见和经历的检验才能发展。恶的存在是为了善的磨炼。渎神和诽谤是与真理同在的。对善的认识只能通过对恶的熟悉。

当然，密尔顿并不赞许完全免于国家管理的出版自由。他从自己的宗教信仰的立场出发，认为盲从天主教者的书籍应该被删除。他保留了对出版自由滥用的事后惩罚的法律。当然，毫无疑问，他认为对发表意见的普遍压制就是一种恶。因为国家检查制度拒绝了上帝赐予人类的理性，它是一种杀人的形式：“杀死一个人，就是杀死了一个有理性的生物，一个上帝的翻版；毁灭一本好书，则是杀死了理性本身，杀死了上帝的形象。”^[7]

个体的德行只有不断得到相反的意见和经历的检验才能发展。恶的存在是为了善的磨炼。渎神和诽谤是与真理同在的。对善的认识只能通过对恶的熟悉。

第二种认为出版自由是个体的一种自然权利。出版自由的自然权（natural rights）理论在马修·丁德尔的《反对限制出版的理由》（1704）中第一次得到了清楚表述。由于丁德尔和密尔顿一样，都是从宗教上否定出版检查制度的正当性，因而他的语言使人想起密尔顿。丁德尔同样认为我们是理性的生物，具有上帝赋予的决定意见的真理的能力。但他走得更远，转到了另外的方向，把他的主张建立在“人人都有的、替自己判断宗教事务的自然权利”。因此，限制自由出版既是反基督的又是反自然权的^[8]。

丁德尔把自然权原则从宗教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中了。既然个体在宗教信仰方面被赋予了自然权利，那么个体当然不应该被禁止进入国家权力之门，而出版自由恰好是免于政治虚套、议会欺诈和政府奴役的一种保证。它确保了好的政府，建立在理性个体所拥有的自然权利之上，这些理性个体有能力和他们选举出来的代表在法律的统治之下共处。

限制自由出版既是反基督的又是反自然权的。

出版自由恰好是免于政治虚套、议会欺诈和政府奴役的一种保证。

基恩认为对“出版自由”的第三种重要的论述出自功利主义的理论视角，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还是功利主义理论大家杰里米·边沁的观点，他的计算方法还是他的“幸福最大化的原则”。在给西班牙读者的一封信《论出版自由和公共讨论》当中，边沁认为最好的政府和法律是能给最大多数人带来最多幸福的那种。政治的关键问题是发展一种能够选择和授权“非专制”的政府的制度，这种政府中的立法者和执法者能保证法律可以使人们的幸福最大化。

一个好的政治制度尤其应该做好这两件事：产生能够通过市民社会的手段在公民中培育幸福的政府，这种市民社会是由法律和自由市场的交换构成的，保护这些公民免于政府的巧取豪夺。边沁认为，对于一个依靠选举的代议制政府来说，出版自由尤其重要，如果没有这种自由，选举就不能被认为是选民们愿望的自由而有效的表达。没有持续的出版自由，周期性选举就像一个农场“一年中的八个月，所有的牧羊犬都被关了起来，在那段时期羊群就交付狼来看护”。因此，在功利主义者看来，出版自由可以用来作为专制政府的一种制衡力量——一种“对作为少数者的统治阶级的行为抑制”，结果它有利于制定和实施支持最大多数获得最大满足的法律。出版自由是幸福的联手，它有助于控制统治者的“习惯性自我偏好”。它暴露了他们所要遮掩的，使他们更倾向于尊重被统治者，为被统治者服务。

在功利主义者看来，出版自由是幸福的联手，它有助于控制统治者的“习惯性自我偏好”。它暴露了他们所要遮掩的，使他们更倾向于尊重被统治者，为被统治者服务。

边沁拒绝认为出版自由会导致武装暴动和内战的观点。不幸福绝不是出版自由的孩子：“在所有自由当中，都有或多或少的危险，正如在所有的权力当中一样。”好的政府是以公众有能力批评、抵制和取消政府为存在条件的。出版自由能使被统治者获得最大的幸福。在政治生活中，幸福像是一种零和游戏中的奖赏：统治者少数拥有越多，被统治者多数则享有得越少^[9]。

第四种对出版自由的辩护是由通过公民中不受限制的公共讨论来获取真理的观念所导引的。基恩认为，其中最具影响力的版本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论自由》。穆勒抱怨出版自由的功利主义理论反映了这样一个时代的特征：“乏于信念而又耽于怀疑”。在穆勒看起来功利主义只是权宜之计，因为它太少谈及真理，太多涉及效用，它本身就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需要严格的、探求真理般的研究。当然，穆勒用的批评方式仍然是功利主义的，他认为一种意见的真实性是它效用的一个基本部分。穆勒追寻教育和改善个体的原因——为的是“人类精神安康的必需品（所有其他安康所仰赖的），意见自由和表达意见自由的必需品”。

穆勒抱怨出版自由的功利主义理论反映了这样一个时代的特征：“乏于信念而又耽于怀疑”。

穆勒认为，那些试图压制潜在真的意见的人假设了他们自己关于世界的观点是真的，而事实上他们只是一般地表达了他们自己的特殊的立场，这种立场不外乎一个党派、部门、教堂或社会阶级所具有的立场。它替其他人决定了一种意见的真实性，而不允许他们听到反对的论据。

穆勒最后强调，即使一种意见是全部真理，除了真理它什么都不是，它不久也会堕落为偏见的——“变成一种死的教条，而非活的真理”——假如它不遭遇挑战的话。“人类的这种致命的趋势，即，当对一件事情不再怀疑时就停止思考，这就是人类大多数错误的原因”。真理如果不经受反对意见的磨砺也是要堕落为偏见的。当偏见阻止和威胁到其他人的精神发展时，事情将变得糟糕起来。认识一个人自身意见的基础和意义的实践衰竭了。“沉溺于一种确实无疑的意见”，会淹没人类心智的尊严和道德勇气。

穆勒怀疑真理最终会在与各种迫害的对抗中胜出。历史上充满了真理被压制的事例。真理并不具备内在的力量，可以战胜黑暗的地牢、火刑柱或自负的书报检查官。真理需要和出版自由联盟。只有出版自由能够保证事实和关于事实的论辩得到丰富的供给，以此培养质疑和纠正意见的习惯，保证真理战胜谬误^[10]。

基恩在梳理了英国历史上有关出版自由的四种论辩之后，提出了自己对这种观念的反思。他认为早期的“出版自由”的倡导者没有能够看到他们的乌托邦当中包含的一些盲点。基恩认为，从一开始，出版自由的倡导者就忽视了一种“自我检查制度”（self-censorship），因为他们假设政治权力是个人所面临的主要的“外部”威胁，若不是这种外部威胁，他们就能够“自然地”在公众中表达自己的意见^[11]。

从一开始，出版自由的倡导者就忽视了一种“自我检查制度”（self-censorship），因为他们假设政治权力是个人所面临的主要的“外部”威胁，若不是这种外部威胁，他们就能够“自然地”在公众中表达自己的意见。

基恩对这种“自我检查制度”的分析与霍尔对媒介的意识形态的分析具有相似的视角和口吻。他说争取“出版自由”的斗争长期以来被视为反对政治权力的史诗般的英勇的个人战斗，在这场斗争中，传播媒介被视为一种消极或中立的管道，关于世界的信息从中得到流通。这一“信息流”（information-flow）的范式没有描述出传播媒介本身因为个体在其中的不同的时空位置而预先结构或者“偏向”某种意见接受的方式。它没有认识到“信息”本身是被象征性地结构的，信息的“符码”是不断地受制于个体公民的阐释行为的，而他们自身反过来又被这些同样的符码所形塑。早期出版自由的倡导者没有认识到个体是“被定位的阐释者”（situated interpreters），并非“无所不知（all-knowing）的主体”^[12]。

早期出版自由的倡导者没有认识到个体是“被定位的阐释者”（situated interpreters），并非“无所不知（all-knowing）的主体”。

基恩还认为，那种把媒介视为中立的管道的观点是从古希腊城邦国家中面对面的传播模式中推断出来的。古希腊的城邦国家一直被想象成一种“均质的政治共同体”（homogeneous political community），公民们在公共场所聚集，互相之间直接对话，轮流统治和被统治^[13]。如果我们继续认为，在复杂的现代社会中，所有公民可以以平等的方式进入公共生活，表达和发表他们的观点，那么我们一定“忽略了公民之间的传播自由如何才能在一个分散的、复杂的市民社会中被和平地制度化的问题”，因为“这种期望低估了生产和分配书籍、期刊、报纸和其他出版物给一个由不同的识字水平和财富能力组成的大量的阅读公众的实际困难”^[14]。

资本主义社会的传播体制之下的出版自由完全有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植根于市民社会的自由出版业会不断地不适当地代表它们的公民”。

基恩把资本主义社会的传播体制类比成民主政体中的代议制体制，所以“一些人无可避免地要代表别人的利益进行传播交流，即使只是一时的”^[15]。这种传播体制之下的出版自由完全有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植根于市民社会的自由出版业会不断地不适当地代表它们的公民”^[16]。早期的出版自由的倡导者一直没有认识到如何使“媒介代理人”对他们的阅听公众负责。主要原因是他们把面对面传播的可能性的古典信仰嫁接到以市场为基础的媒介模式中去了。早期出版自由的观念产生于小规模企业经营的时代，那时大家普遍相信非中心化的市场竞争是政治专制主义的解毒剂。传播手段中的私人财产——经由商品生产和交换过程的意见的生产和流通——被典型地视为传播自由的一种关键成分。市场被看作是一种看不见的、没有偏见的、温和的自由传布公共意见的媒介。“在一个密谋策划的自负而神秘的专制主义世界中，市场被认为是一块充满诚实、真理和正直的飞地。”^[17]这种观点显然对市场竞争保证公民普遍接近公共传播媒介的能力过于乐观了。它没有看到“传播市场当中限制出版自由的许多途径”，它忽视了“市场中投资者、财产拥有者的选择自由与公民接收和发送信息的选择自由之间的不可避免的张力”^[18]。

市场中投资者、财产拥有者的选择自由与公民接收和发送信息的选择自由之间的不可避免的张力。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基恩对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的批判，虽然这一批判只是作为基恩在论述出版自由时的一个注脚，但是这种批判非常之重要，因为哈贝马斯那种看似是通过历史的挖掘和阐释社会学的描述所得出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理想类型”，其实是非常不完整的历史描述。基恩认为，作为一种开创性的解释，《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从来没有适当地描绘过媒介和公共生活的替代性模式。第一，《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集中在公共生活的“一种历史形式上面（即西欧的中层阶级）”。这就使得其他的如平民的公共生活形式被压制了，或者被视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一种不重要的变体。第二，哈贝马斯过分执著于公共生活的早期辩护人的自我形象了，结果夸大了它的内在同质性和连贯性。第三，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再封建化”的描述过分倚重于阿多诺对大众文化工业的消极立场。作为结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就不能看到20世纪如何利用新媒介发展的优势来为培育公共生活的努力。这些弱点合在一起就在哈贝马斯的论述中产生了一个基本矛盾：“一种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怀旧情结与一种对于在市民社会和国家之内发展一种公共生活的新的形式的可能性的深切悲观同时存在”^[19]。而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一直在致力于对所谓资本主义上升时期非常容易被淹没和忽视的平民或者说工人阶级公共领域的挖掘和建构。在传播研究当中，詹姆斯·库兰正是通过对英国近代以来激进报业的兴衰史的重读，展现了一个代表工人阶级的公共领域被压制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恰恰是和英国报业史当中争取出版自由的历史交织在一起的。换句话说，19世纪英国社会最终所获得的所谓的完全的出版自由，正是以代表工人阶级的激进报业的衰亡为代价的。如果詹姆斯·库兰对这段历史的挖掘和描述是真实可信的话，那么正好填补了被哈贝马斯所忽略掉的“平民公共领域”的历史（讽刺的是，哈氏在建构他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理想类型的时候，很大程度上是以英国的新闻史为参照体的），当然“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理想色彩也就值得怀疑了。

基恩认为，《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从来没有适当地描绘过媒介和公共生活的替代性模式。

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一直在致力于对所谓资本主义上升时期非常容易被淹没和忽视的平民或者说工人阶级公共领域的挖掘和建构。

19世纪英国社会最终所获得的所谓的完全的出版自由，正是以代表工人阶级的激进报业的衰亡为代价的。

二、对争取出版自由历史的替代性解读

1987年，英国传播学者詹姆斯·库兰和简妮·西顿合著的《不负责任的权力：英国的报纸和广播》一书出版，在英国的新闻传播学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该书的第一部分，由詹姆斯·库兰撰写的《英国报业史》（PressHistory）试图颠覆，事实上已经颠覆了对英国报业发展史的正统解释。对英国报业在19世纪中叶获得了真正的出版自由的观点，库兰提出了完全相反的、振聋发聩的解释和说法：那个时期英国报纸所获得的出版自由只是“辉格党报业史”中的一个“政治神话”，这种神话把出版自由的获得看作是英国报业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尤其将广告收入看作是把报纸从对国家的经济依赖当中解救出来的重要因素。这种政治神话，即“强调自由市场和立法上的解放是出版自由的基础”，“给出版自由的当代寓意提供了有力的神话般的解释”^[20]。在该书出版的前一年，当时英国的广播委员会皮考克委员会（Peacock Committee）已经动议将市场机制引入英国的广播领域，把英国的广播体制改变为“由付费节目或付费频道或按其他时间单位付费所支持的放送体制”^[21]。库兰认为皮考克委员会“为了沿着解除管理的、自由市场的印刷新闻业的路线重新建构广播业，他们调动了一种对报业史的特别的观点”，“把报业检查制度的解除看作是所有广播‘检查制度’最终被移去的序曲”^[22]。

詹姆斯·库兰（James Curran），英国伦敦大学金匠学院（Goldsmiths’College in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教授。他的研究主要在四个领域：媒介政治经济学、媒介和政治、媒介史、媒介理论。

库兰敏锐地看到了正统的报业史在当代所产生的意识形态力量。他认为这种意识形态的力量主要来自这种假设：出版自由的获得给人留下了这个印象，即它使得19世纪的报业获得了解放，是辉格党报业史中报业的一大进步，而这种进步大大拓展了政治自由。库兰通过批判地重新检视这种有关英国报业史的标准解释，揭示了这种观点是完全不真实的，提出了一种完全是替代性的解释：

19世纪中叶这段时间，并非报业自由的一个新的开端：这一时期恰恰推行了一种新的报业检查制度，这种制度比先前的任何检查制度都更加有效。市场的力量成功地将报业纳入社会秩序之中，而这正是先前通过立法的压制所没有完成的^[23]。

库兰是从挖掘激进报业的历史来完成他的论辩的，因为那种正统的报业史恰好是对激进报业忽视和贬低的结果。

库兰是从挖掘激进报业的历史来完成他的论辩的，因为那种正统的报业史恰好是对激进报业忽视和贬低的结果。19世纪早期虽然一部分商业报纸因为广告收入的增长使它们不再依赖政府津贴，更主要的是有了采访经费之后，它们更少依赖于官方的新闻来源了。《泰晤士报》于1834年骄傲地宣称不再接受政府办公室的早信息。但是这种表面上的政治独立并没有将商业报纸变为一种“独立的第四等级”（independent fourth estate）。相反，1860年以后现代政党的发展鼓励了政党和商业新闻事业之间一种更加紧密的互相渗透。维多利亚时代和爱德华时代的许多报业主都是议员，一些全国性的报纸都得到一些政党（往往是反对党）的财政补贴。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这一史实证明了所谓“报纸是对政府和行政部门的一种独立的检查的宣称是虚假的”，事实上英国的“报纸长期是政党体系的一种延伸”^[24]。

所谓“报纸是对政府和行政部门的一种独立的检查的宣称是虚假的”，事实上英国的“报纸长期是政党体系的一种延伸”。

而18世纪末、19世纪初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出现的激进报纸，却是真正既独立于政府又独立于议会政治集团的。它们的兴起和壮大，倒是证明了报纸是能够独立自主于国家的。激进报纸的独立并非来自于广告收入，因为事实上，激进报纸是很少得到广告商惠顾的。

库兰认为，在经济上，激进报纸是通过它们经营费用的低廉以及相当不错的销售维持它的优势的。

在19世纪早期，大部分未纳印花税的激进报纸只要花十来英镑就能开办了。到了1836年之后，纳税的激进报纸开始使用较为复杂的机器印刷，但是与主流商业报纸相比，它们的开办费还是很低的。1837年，《北极星》（Northern Star）的开办费为690英镑，绝大部分来自于公共订阅的费用。当时报纸的经营费用也相对较低，1836年9月17日《伦敦通讯》（London Dispatch）报道说：“整个编辑、报道、评论、约稿这一可被称为‘拼凑’一张报纸的技术过程，每周只需6个英镑。”^[25]因此，它们要达到收支平衡的最低发行量相对较低。1830年早期的激进报纸《穷人卫报》（Poor Man’s Guardian）只要发行量达到2 500份，收支就平衡了。1836年《伦敦通讯》发行量只要达到16 000份，1841年《北极星》只要达到6 200份收支都平衡了^[26]。

其二，19世纪上半叶的激进报纸的收益全是靠销售获得的。激进报纸几乎很少得到广告商的惠顾，这可以从当时各种报纸缴纳的广告税的悬殊来判断。1817年科贝特的《政治记事》（Political Register）只收到三份广告业务：它每千份的广告税要少于它的竞争对手体面报纸的1/100。尽管到19世纪30年代，这种悬殊有所缩小，但毕竟是杯水车薪。《伦敦通讯》每千份的广告税仍然不到任何一份全国发行的体面报纸竞争对手的1/25。这种缺乏广告的情况使纳税的激进报纸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一些发行量远比竞争对手高的激进报纸不得不关门。

尽管如此，广告的缺乏并没有阻止激进报业的繁荣。激进报纸还是有较高的利润的。纳税的《伦敦通讯》在1837年挣了1 000英镑，纳税的《北极星》在1839年和1840年分别挣得13 000英镑和6 500英镑的可观利润。

事实上，在激进报纸的繁荣时期，它们的发行量和读者群都是那些体面的商业报纸所不能比拟的。1815年至1835年间，激进报纸成了报纸发行量方面的排头兵了。1836年，政府在对左翼报纸《警察周刊》（Weekly Police Gazette）的突击搜查中发现它的发行量达到40 000份，远远超过了当时的保守周刊诸如《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和《伦敦贝尔生活报》（Bell’s Life in London）发行量的两倍以上。到19世纪50年代早期，紧随自由激进的《利奥兹周报》（Lloyds Weekly）之后，激进报纸《雷诺兹新闻》（Reynolds News）成为全国发行量第二的报纸，它们均跻身于1856年首批发行量突破10万份的报纸行列。

虽然激进报纸的读者群当中有许多文盲和半文盲，但是通过在小酒馆中大声读报，共享价格较昂贵的报纸，使每张售出的报纸拥有非常多的“读者”。据估计，19世纪30年代和19世纪40年代，激进报纸每张的阅读者上限可达20人。谨慎地估算，维多利亚早期，一张激进报纸的读者平均有10人。这也就是说，当时主要的激进报纸，诸如《北极星》以及后来的《雷诺兹新闻》，均已在印花税废除以前达到了它们的巅峰，拥有50万读者。而当时英格兰和威尔士14岁以上的人口加起来也刚超过1 000万，新兴的激进报纸成为一种真正的流行的力量，到达了大量的公众（amass public）。

由于独立于广告，报纸获得了一种解放的力量，到19世纪30年代，激进报纸越来越趋于定位于工人阶级受众了。它们不必为了迎合广告商或者富裕的读者群而减弱它们的激进主义的意愿，它们可以自由地响应工人阶级运动的激进化。在攻击资本主义方面也变得更加不妥协了，事实证明，激进报纸是完全仰赖它们的工人阶级读者群而非广告商来维持它们的经济上的可行性的。

激进报纸是完全仰赖它们的工人阶级读者群而非广告商来维持它们的经济上的可行性的。

激进报纸的发展促进了工人阶级组织的发展壮大，表达和唤醒了工人阶级的意识。尤其从1830年以来，通过“刊登那些体面报纸不会刊登的新闻，并且在一个激进的框架内解释这些新闻”，“使勤劳的阶级团结得更加紧密”^[27]。

激进报纸有助于消除工人阶级政治上的消极，即那种基于对社会制度是“自然的”和“天意的”认命般的接受。激进报纸增强了工人阶级集体抵抗的信心。“社会中最卑微的部分也能够通过他们自己的报纸对自己在社会中的角色有新的理解”。正如科贝特的《政治记事》所概括的，“真正的力量和国家的所有资源得自于人民的劳动”，这种新奇的世界观通过激进报纸的大众化，提供了一种重新排列社会等级和道德价值的手段。社会地位的最高层被贬为最低级的、不事生产的寄生虫。工人阶级则刚好相反，被提升到社会的最高点，是从事生产的、有用的部分。于是，激进报纸“培养了一种替代的价值体系，这种体系在符号上把世界颠倒了”，它也重复地“强调了工人阶级通过‘联合’和组织化的行动力量影响社会变迁的潜能”^[28]。

激进报纸“培养了一种替代的价值体系，这种体系在符号上把世界颠倒了”，它也重复地“强调了工人阶级通过‘联合’和组织化的行动力量影响社会变迁的潜能”。

只要工人阶级的活跃分子控制了它自己的出版物，它们就集体地拥有了对社会作更加激进的理解的手段。“它同样拥有一个制度性的资源去定义、表达和维持不同于资产阶级的激进的公共意见”^[29]。

在激进报纸不断地发展壮大过程中，政府则持续地感受到它们对社会秩序的一种潜在的威胁。18世纪末19世纪初激进报纸兴起之后，连续几届政府都寻求通过法律来遏制激进报纸。控告激进报纸用得最多的罪名是煽动罪和诽谤罪。但是由于诽谤罪的定名非常宽泛，几乎任何对于社会秩序的激进批评都是犯法的，致使在实际操作中诽谤法的实施有相当的难度。政府后来发现，对激进报纸的起诉，往往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1819年，《共和党人》（The Republican）的编辑被起诉，结果它的发行量增长50%。当局越来越意识到“诽谤者除了想得到在法庭庭审中产生的有价值的广告之外，一无所求”^[30]。这种醒悟反映在政府的政策上：在1825年至1834年期间只有16起诽谤案的诉讼，而此前的8年中高达167起。

当局代之以不断依靠提高报纸的印花税、纸张税和广告税来遏制激进报纸的发展。这些出版税的目的有两个方面：通过提高保证金（cover price）把报纸的读者限制在富人中；通过增加出版费用把报纸的所有权限制在有产阶级中。因为政府相信，由社会当中财产殷实的人管理报纸，“比起穷人管理的结果来，会以一种更负责的方式行事”。而允许社会底层阅读报纸被认为是对社会秩序的一种潜在的威胁^[31]。

在1789年和1815年之间，印花税增长了266%。1819年，政府又要求政治期刊也缴纳印花税，并且推行一种新的制度，所有周刊都要注册，并投资200至300英镑的财政债券。虽然这一要求表面上的目的是用来保证对诽谤罪进行罚款的，它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提高出版费用，这样可以保证“掌握出版大权的人应该是那些有地位和财产的体面人”^[32]。

政府依靠税收和保证金作为限制激进报纸的方式在一段时间内起到了作用。但是，19世纪30年代早期，地下报纸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抗税，使政府的印花税成了一纸空文。地下报纸甚至还设立了“受害者基金”，使那些因为销售未纳税报纸而被捕者的家庭有了经济保障。虽然地下报纸的印刷者、出售者不断被投入监狱（1830年至1836年间，伦敦至少有1 130起出售未纳印花税报纸的案件被起诉），但是激进报纸依然繁荣，“起诉、罚款和监禁同样是失败的”。1836年夏季，政府被迫认输，下院被告知政府已经诉诸所有的现行法律能够提供的手段，但“所有手段加在一起对终止未纳税报纸也无济于事”^[33]。

地下报纸在进一步发展。到1836年，伦敦拥有未纳税报纸的读者达到了200万。地下报纸的发行量超过了体面的纳税报纸。一些纳税报纸警告政府，如果再不采取有效的措施，它们也将逃税。

到了19世纪60年代早期，广泛偷逃印花税导致了报业管理变成了当局的主要的政治议题。这时候的议会出现了两种意见，传统主义者认为应该采取更强硬的手段来实施印花税，而较小一部分人则认为，既然印花税已经在大众的抵制面前无能为力，不如废除。这一小部分人就是后来反对“知识税”（the taxes on knowledge）^[34]的议会运动的主流。19世纪30年代大部分议会运动的提倡者都相信，资本家拥有的便宜报纸，会成为反对工会主义者的有力的教育武器，废税运动的组织秘书普雷斯1832年对一个议会选举委员会说：“假如早些年废除印花税，英格兰和苏格兰甚至不会有一个工会存在。”^[35]

19世纪30年代大部分议会运动的提倡者都相信，资本家拥有的便宜报纸，会成为反对工会主义者的有力的教育武器。

1848年，一批“稳健克制的中产阶级改革者”组织起了一场反对“知识税”的议会游说运动。虽然这一改革联盟中间存在着资产阶级和贵族改革者之间的竞争，但是他们的共同点是一致的：改变大众的政治信仰。他们相信，建立在“扩展了的资本主义报业培养起来的社会同意基础之上的社会将更加稳固”。他们对基于市场的报业会成为社会控制的更有效的工具都十分有信心。废除知识税，“使人民成为更好的公民，更遵守法律，成为更加忠诚的臣民，更坚决维护国家的荣耀”。所以“报业自由不但要被允许和容忍，而且应该充分褒奖，因为它可以导致全体民族团结更加紧密，保护国家的制度”^[36]。

库兰发现，虽然反对出版税的基本目标与以前是一致的，仍然是要抑制激进报纸的发展，但是修辞的方法却改变了，反对报业纳税经常是以抽象的和升华了的原则出现了：诸如表达自由不应当上税；公开的争论中真理会挫败谬论；好的出版物会在公平竞争中驱逐坏的出版物等等。

绝大多数反对“知识税”的运动者看起来并没有意识到出版自由和社会控制两个概念之间的张力。

绝大多数反对“知识税”的运动者看起来并没有意识到出版自由和社会控制两个概念之间的张力。他们认为自由报刊的伟大使命，是“教育和启蒙迄今为止政治知识贫乏的阶级”。认为报纸是“自由的军队，安全的警察，公共道德的卫士”。这些不同主旨的融合揭示了在报刊自由运动当中建构起来的意识形态的普遍性。这种意识形态直指一个心照不宣的社会模式，承认没有阶级利益的冲突，只有无知和启蒙、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冲突。它提供了这么一个知识框架：自由报业能够被视为同时是“政府的看门狗和人民的护卫犬了”^[37]。

然而，报业自由运动的关键人物并没有对自由市场的中立抱有幻想。他们清楚地知道：自由贸易会“通过报纸，通过对事实的忠实记录给予有资本的令人尊敬者接近工人阶级心灵（mind）的权能”^[38]。他们确信建立廉价报纸会创造一个传播的新的等级制度，比劳工阶级高出“两到三个等级的”新闻记者会启蒙劳工阶级。于是“废税最吸引人之处莫过于它将导致更多的‘有品质的人’参加报业工作，其结果就是可以教育人民”^[39]。

报业自由运动的关键人物确信建立廉价报纸会创造一个传播的新的等级制度，比劳工阶级高出“两到三个等级的”新闻记者会启蒙劳工阶级。

19世纪50年代，激进的工人阶级运动退潮了。改革者们宣称“知识在人民当中得到极大的增长”^[40]。反对报纸税收的运动以令人瞩目的技巧和耐心进行着。改革者在印花税选举委员会中安插了许多支持者，这些人最终帮助改革者的议案被通过。他们到处宣传印花税的不切实际，组织公共会议、签名请愿活动，在同情他们的报纸上攻击报纸税收。改革者的政治技巧最终获得了回报。1853年广告税废除，1855年印花税废除，1861年纸张税废除，1869年保证金制度废除。

但是，为争取自由报业的议会运动绝没有实现近代自由意志论者对表达的多样化的承诺。事实上，19世纪30年代中期对未完税报纸的无情镇压和20年后自由报业运动的目的是极为相似的：使报纸屈服于社会秩序。以下的信念也变得更令人信服：“自由贸易和规范控制是一个较之于国家直接实施的控制更为有效的、在道德上更为可取的控制制度”^[41]。库兰认为，这个转换显示了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不断增长的力量和信心，正是这种力量和信心支配着争取废除报业税收的议会运动，使他们看到扩大了的报业是推进他们的利益的有力的媒介。改革者们对意见的自由市场的信心被证明是正确的，在知识税废除以后的日子里，激进报纸变得黯然失色了。

为争取自由报业的议会运动绝没有实现近代自由意志论者对表达的多样化的承诺。事实上，19世纪30年代中期对未完税报纸的无情镇压和20年后自由报业运动的目的是极为相似的：使报纸屈服于社会秩序。

三、公共事业广播（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公共事业广播的传播理念每一次遭到质疑的时候，都是被当作出版自由的对立物来看待的。当代也不例外。

库兰已经指出，对出版自由正统解释的当代追随者，无非是为了其在广播领域推行解除管理（deregulation）的政策正名。以BBC为代表的英国的广播体制，作为一种既受制于政府宏观管理，又具有独立的操作自由的广播体制，备受赞誉地存在了70年左右（1922—1990）。虽然从目前英国的广播传播形态来看，1990年以前的四个频道的局面已经被打破，跨国传媒集团开办的许多新的卫星和有线频道已经远远超过了原来的频道规模，管理和付费的方式已经改变，但是旧体制的惯性依然存在。在英国传播市场私有化、全球化的道路上，旧体制的影响力仍然存在，跨国传媒大公司在介入英国广播的私有化、商业化的进程当中，从来不敢小视BBC的节目风范和质量，而这种体制的代表性模式就是所谓公共事业广播。虽然这种模式同样为欧洲大陆的许多国家所采纳，但是真正把它从一种特定和实际的操作安排，上升到一种传播理念的却是英国人的广播实践和议会论辩。

对出版自由正统解释的当代追随者，无非是为了其在广播领域推行解除管理（deregulation）的政策正名。

回溯到广播诞生之时，这种把广播作为公共事业来安排的做法，显然并没有受到出版自由追随者的反对。可能前面论及的库兰式的解读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种平静。虽然出版自由往往是在社会各阶层的政治、经济地位和利益发生冲突和重构的时候被提出的，出版自由的观念可以被视为相对同一和连贯的，但是出版自由的吁求者以及具体目标往往是随不同的历史时期而各不相同的。

出版自由往往是在社会各阶层的政治、经济地位和利益发生冲突和重构的时候被提出的，出版自由的观念可以被视为相对同一和连贯的，但是出版自由的吁求者以及具体目标往往是随不同的历史时期而各不相同的。

从库兰重读的激进报业史中可以看到，激进报纸从一开始是与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土地贵族的，他们一起为出版自由的获得做出了贡献。但是当大、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并与贵族阶层和平共处之时，出版自由显然变成了一种社会控制的手段了。可以这样讲，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恰恰是以牺牲或者说取消激进的工人阶级的出版自由为代价的。资产阶级这种出版自由的目的本身，就是为了教化或者安抚阶层较低的阶级。从英国历史的发展来看，激进力量慢慢消失，就是因为激进意识或者说工人阶级意识无论在英国的政治生活还是理论实践中总是得到安抚、眷顾与适当的安置。而资产阶级出版自由的获得，恰恰和资本主义发展在英国的上升时期相吻合，按照雷蒙·威廉斯的说法，维多利亚时期资产阶级发展出了一种“事业”（service）观念，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地位稳固之后，不断去寻求一种道德上的完满，把自己看作是公仆，是为民族利益、公共利益服务的人^[42]。公共事业广播体制也是在英国资本主义的这种大环境当中自然生发出来的。

从英国历史的发展来看，激进力量慢慢消失，就是因为激进意识或者说工人阶级意识无论在英国的政治生活还是理论实践中总是得到安抚、眷顾与适当的安置。

英国的公共事业广播体制和英国广播公司（BBC）是一同诞生的，而它的首要特征就是BBC的垄断地位。1922年，邮政局——英国管理广播的公用事业部门——出于管理一家电台要比管理多家电台方便容易的考虑，使BBC自然获得了垄断地位。

1923年，由邮政总局设立，邮政总监弗里德里克·塞克思任主席的英国第一个广播委员会在给议会提交的报告中，首次将广播定义为“一种公用事业”（a public utility）：“任何国家的波段都必须被看作是公共财产的一个有价值的形式，使用它们的权力必须在全面和仔细的考虑之后才能给予。任何特殊利益都必须让位于保护未来的公共利益的需求。”因此，“广播这个潜在的影响舆论和国家生活的力量必须保留在国家的手中”^[43]。报告同样申明反对政府的直接控制，但是任何广播电台的设置都得到邮政当局的批准，这种许可证受法律的保护。

如果说把广播限定为一种公用事业的是国家的话，那么，努力使广播在民族事业和公共利益的轨道上实现并阐明公共事业广播理念的则是约翰·里思（John Reith），英国广播公司的第一任经营主任（managing director，1923—1926）。里思的广播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四点：第一，娱乐不能作为广播的唯一目的。第二，广播有责任将人类知识和成就的最好部分带给最大多数的家庭。第三，保持高尚的道德风气，避免粗俗。广播应该引导大众的趣味而不是迎合大众的趣味：“那些以给大众想要的为荣者，往往会创造一种虚构的要求，那种久而久之他们自己也会感到满足的低水准的要求”^[44]。第四，广播者可以和当时的大的教育机构达成协议，共同利用广播媒介，培养知识的传播。

里思的规定完全是一派英国的文化-文明传统的架势，因而论述口吻与法兰克福学派有相近之处也就不足为怪了。把公共事业当作一种改善和增进知识、趣味以及举止的文化、道德和教育力量，就是公共事业广播的核心概念。

把公共事业当作一种改善和增进知识、趣味以及举止的文化、道德和教育力量，就是公共事业广播的核心概念。

里思并且是很早认识到媒介符号象征意义的社会政治功能的广播者。他认识到广播可以把各阶级的人聚合在一起，是促进社会团结的强有力的手段。1925年BBC转播了乔治五世在大英帝国展览会上的开幕词，使人们第一次通过电波听到了国王的声音，里思认为它“使整个民族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45]。里思自然非常赞同BBC在英国的垄断地位，他认为这种“没有理性的、蛮力的垄断”是保证BBC能够作为一种民族事业有益于公共利益的基础。他认为这是为全体人民所能挑拣出的“一个技术上有效而又最经济的广播体系”^[46]。

里思自然非常赞同BBC在英国的垄断地位，他认为这种“没有理性的、蛮力的垄断”是保证BBC能够作为一种民族事业有益于公共利益的基础。

里思将广播作为公共事业的倡议得到了邮政当局的支持，舆论也纷纷赞同BBC的垄断地位。1926年，BBC从原本从属于英国无线电工业中的私人部门的一个公司（company）转成了一个由国家当局管理控制的公共部门的一个社团（corporation），里思出任新的BBC（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的首任总监（director-general）（1927—1938）。在以后的30年垄断得到保证的情况下，BBC一直沿着它的第一任总监里思的思路发展着它的事业，BBC也因为它“作为提升传统道德文化和增益大众道德水准的承办者享有盛誉”^[47]。

BBC的垄断地位以及这种“半官方喉舌”（semi-official monthpiece）式^[48]的体制一直到二次大战之后电视出现之后才开始受到挑战。20世纪50年代开始，要求在BBC之外再成立一个商业电视机构的呼声不断高涨。1953年7月2日成立的“人民电视协会”（Popular Television Association）旨在让全国人民认识到“垄断在电视领域的迅速发展所带来的社会的、政治的和艺术的危险”，并尽早给公众提供通过商业运作的替代性节目。协会许诺商业电视“将会使电视机的拥有者在一夜之间变成一个富有的人”^[49]。

与之针锋相对，始于1953年6月18日的国家电视理事会（National Television Council）则向全国人民呼吁抵制商业电视：“我们真诚地希望政府不再进一步屈服于相对较小的利益集团和政党的压力。”^[50]包括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伦敦大学在内的14所大学的校长联名给《泰晤士报》写信警告说：如果电视“以商业为基础”，“电视向善的力量”将不复存在，并且永无恢复之日^[51]。当时的BBC总监雅各布则评论说，“广告和节目相混合就如同客车和货车相混，乘客和煤炭在同一辆火车上一样”^[52]。

国家电视理事会把对手描写为利益集团的工具——他们中的很多人本身就是垄断资本家——他们是“专业的、大胆的、唯利是图和无情的”。而人民电视协会则认为其对手的道德优越感是强加于人的，是别人不需要的东西，并斥责“高道德标准”是一种“父权制”的东西^[53]。1953年11月的一次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大约有一半选民对竞争电视表示赞同，但是让商业电视不受限制地提供节目的想法并不受欢迎。而当时执政的保守党则考虑在大选以前引入商业电视会对自己有利。因此，工党越是反对商业电视，保守党就越是倾向于商业电视。

广告和节目相混合就如同客车和货车相混，乘客和煤炭在同一辆火车上一样。

从1953年夏季到10月，议会中的5个关于电视的提案有4个是支持在BBC之外再成立一个广播局的，并且相信惯有的“英国式的妥协是可能的”。1954年3月4日，一个作出了让步的《电视法案》终于通过。政府决定在BBC之外再成立一个新的独立电视局（ITA），由一名前邮政官员任局长。新的商业电视台，将由签约许可证公司经营，提供的节目应该是“英国式”的，不能有违体面或者好的趣味。新闻节目必须是“准确和不偏不倚的”，政治性节目必须是负责的，宗教节目必须是“主流思想的代表，并在宗教顾问委员会”的控制之下。对广告的规定尤为细致，宗教和政治节目中不能直接做广告；每小时节目中广告不得超过5分钟，并且必须“和节目显著地区分开来”。另外，新的广播局每年可以从公共基金中获得75万英镑，同时邮政总监得到授权，每年可以至多借给独立电视局200万英镑^[54]。

这样一个法案显然不能让人民电视协会满意，该协会认为这些条款很可能被未来的政府用来“将商业电视减损到国家拥有的地步和屈服于政府的公司”，这无异于又一个BBC的诞生^[55]。最后在法案通过后的第二年，独立电视局旗下的独立电视台（ITV）正式开始运营，英国广播领域出现了一个独特的双霸垄断的时代。

基于ITA的这种管理方式，帕迪·斯坎内尔不同意把英国的广播体制说成是公共事业和商业广播的混合体，好像BBC代表了公共事业，ITV代表了商业广播。斯坎内尔认为，所谓的商业广播还是由政府建立的，一开始就作为公共事业体制的一个部分出现的。独立电视局（ITA）是由议会通过的法案创立的，是一个公共性的社团，独立电视台（ITV）就是在它的控制管理之下的一个以影响、教育、娱乐大众为目的的电视机构。独立电视台事实上还是受制于国家的，并且它一再被责成要维持它节目的高标准。因此，斯坎内尔总结说：“它是公共事业广播的一种延伸而非替代。”^[56]

斯坎内尔认为，所谓的商业广播还是由政府建立的，一开始就作为公共事业体制的一个部分出现的。

抛开体制之争不说，ITV仍然是深受里思以降的英国公共事业广播理念的影响和制约的。应该说，新的电视局的构造非常多地吸取了BBC的模式。像BBC一样，ITA也是通过邮政总监的授权产生管理者的，邮政总监可以随意解雇他们。与BBC一样，ITA的许可证中就规定，必须播送政府指定的“材料，无论有无可视的图像”。至于和ITA签约的节目制作公司，因为ITA可以“轻易断送它们的生计”，它们比BBC的节目制作者更害怕“电视局”^[57]。

ITV几乎是在诸多条条框框中的一种商业运作模式，即使如此，它仍然遭受到不断的批判。1960年的皮尔金顿广播委员会（Pilkington Committee）批评ITV节目存在着严重的“琐碎化”倾向。按照皮尔金顿委员会的报告，公共事业广播应该总是提供“具有综合特征的、值得花费时间精力的、有意义的活动和经验给大众”。委员会讥笑独立电视局只追求票房价值，根本没有能力“了解高尚品质和琐碎之间的区别，遑论维护前者反对后者了”^[58]。ITV被认为与其作为一种公共事业的地位是不相称的。皮尔金顿报告由此倡议第三个电视频道应该分配给BBC，保守党政府接受了这一建议，1964年BBC2开始播送节目。

开设英国电视的第四个频道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之时，已经是20世纪70年代的中后期了。那个时候英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环境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此前人们一直认为英国已经解决了广播与政府、与议会、与公众的政治关系问题。现在，“各种政治信仰的人开始指陈许多节目都是有偏见或令人不快的”。还有不少人认为那种“双霸垄断”的广播体制到底缺乏挑战性，它们只是在“政府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威吓之下，生产那些费力支持现状的、闭口不谈一个美好社会将如何演进的节目”^[59]。1977年，安南委员会（Annan Committee）的报告认为这种“双霸垄断”的体制已经把广播变成了“一种过分庞大的主体”，“既不能对它的政治主人也不能对普通大众负责”。安南报告认为，将来的第四个频道的开设一定要打破现有广播机构的框架，节目要“面向那些需求和利益在现行安排下得不到充分服务的少数民族和社会团体”，发展一种服务“以满足所有那些利益在BBC和ITV中得不到表达的人”^[60]。1980年通过的《广播法案》（Broadcasting Act）是这样规定公共事业的理念的，“新的电视频道应该为各种观众趣味和利益服务，鼓励节目制作的创新，播放一定比例的教育节目”^[61]。新的趣味和利益，应该在新的频道中得到服务，成了公共事业理念的一种新的要求和特色。

“双霸垄断”的广播体制到底缺乏挑战性，它们只是在“政府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威吓之下，生产那些费力支持现状的、闭口不谈一个美好社会将如何演进的节目”。

最终，1980年成立的四频道公司（Channel Four Company）仍然从属于独立广播局（IBA），1982年四频道正式开播。四频道特别关注少数民族集团的利益，从独立制作人那里购买了相当一部分的节目，提升了广播作为“公共领域”的角色。四频道仍然被视为公共事业广播理念的一种体现：“将广播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将其放在公共利益之中来管理”^[62]。这样，一直到1990年为止，英国只有四个全国性电视频道，由两个电视局管理，向全体人民播送节目。一般认为，从BBC创建伊始一直到1990年《广播法案》通过之前，英国的广播体制当中虽然引进了商业运作的模式，但是它的主干还是一种由政府介入控制和管理的公共事业广播的模式，国家以这种方式干预和管理广播事业被广泛接受。

从BBC创建伊始一直到1990年《广播法案》通过之前，英国的广播体制当中虽然引进了商业运作的模式，但是它的主干还是一种由政府介入控制和管理的公共事业广播的模式，国家以这种方式干预和管理广播事业被广泛接受。

自从1986年的皮考克委员会的报告出台之后，公共事业广播的理念开始动摇。对皮考克来说，广播是一种商品——和任何其他能够在市场上买到的商品一样。皮考克旨在通过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达到真正的“消费者主权”（consumer sovereignty）。委员会把一个满意的广播市场定义为提供“完全自由给节目制作者进入，一个能够运载无限多的节目，由付费节目或付费频道或按其他时间单位支持的放送体系”^[63]。1990年《广播法案》通过之后，皮考克报告中预想的这些放送体系通过私有化和解除管理（deregulation）初露端倪。公共事业被放在了商业考虑和消费者的选择之后，公共事业广播将不再是英国广播制度的确切特征了。

1990年《广播法案》通过之后，公共事业被放在了商业考虑和消费者的选择之后，公共事业广播将不再是英国广播制度的确切特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