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内在自由到外在自由

（二）从内在自由到外在自由

唐君毅的自由观与牟宗三的自由观在理路上基本一致，二人都以继承儒家的心性学为立论基础，同时在自由观上又深受康德和黑格尔的影响。

唐氏以德性（道德理性）为其整个哲学和思想体系的核心。他认为，人的所有活动都以道德自我的实现为中心，人类社会的一切文化活动都以道德理性为基础。他说：“人类一切文化活动，均统属于一道德自我或精神自我、超越自我，而为其分殊之表现。人在各种不同之文化活动中，其自觉之目的固不在道德之实践，而恒只在一文化活动之完成，或一特殊的文化价值之实现。……然而一切文化活动之所以能存在，皆依于一道德自我，为之支持。……道德自我是一，是本，是涵摄一切文化理想的。文化活动是多，是末，是成就文明之现实的。”⁽⁸⁴⁾这即是说，道德自我或道德理性是根本，具体的社会文化活动是末节。尽管此处唐氏没有用体用论表达二者的关系，但与牟宗三的性体心体说意义上是一样的。既然一切文化活动以道德理性为基础，那么作为文化活动之一部分的自由民主也必定是以道德理性为基础。所以，唐氏认为，“人格世界、人文世界、社会人文、人文价值、人格价值”是“根本概念或高级概念”，而“民主自由之概念居第二位”⁽⁸⁵⁾。

据此，唐氏将人类的自由划分为八种，并对之进行了评论。这八种自由是：一、满足欲望的自由；二、立异的自由；三、保持选择可能的自由；四、自由权利的自由；五、社会群体的自由；六、实现人生文化价值的内在的自由；七、胸襟度量的自由；八、涵盖现实的可能的人生文化价值之仁心的自由。⁽⁸⁶⁾前三种自由唐氏认为“是属个人主观的，且兼是消极的”，所以是不能提倡的。第四种自由即是英国洛克等人提倡的，第五、第六、第七种自由是德国自康德至黑格尔所谓理想主义者所提倡的。最后一种自由就是孔子所说的“为仁由己”的自由。第四、五两种自由属于外在自由，第六、第七、第八种自由属于内在自由。这后五种自由是应该提倡的，且其重要性是依次递增的。这就是说，第四、第五两种外在的自由必须以后面的三种内在自由为基础，而所有的自由最后都归属到第八种自由即“为仁由己”的自由中去。简略地说就是，消极的自由以积极的自由为基础，外在的自由以内在的自由为基础，所有的自由以道德的自由为基础。

唐氏认为，英国经验主义（功利主义）自由观只知道强调个人自由权利的重要，只知道快乐价值为最后价值，却不知道保障个人自由权利的条件——道德的重要。缺少道德法律，社会就无法提供普遍自由所必需的利他主义行为。这是只谈外在的、政治的自由的弊端。英国经验主义自由观这种缺陷，康德和黑格尔的自由观作了弥补。康德的自由观弥补英国经验主义自由观中所缺少的道德的和艺术的自由，而黑格尔的自由观则弥补了其所缺的社会群体的自由。而且二人的自由观不仅弥补了经验主义自由观的不足，同时也涵盖对个人的自由权利的重视。

黑格尔和康德都讲内在的意志自由，但两人的自由观实际有很大的差异。黑氏的意志自由重在讲精神合乎必然性之自由，而康德的意志自由则是讲理性合乎道德律之自由。所以，唐氏批评黑格尔的自由观“以哲学精神为最高之文化精神，而不知道道德精神为最高”；“太重自由与必然之合一”，而忽视了“历史事件之偶然性”⁽⁸⁷⁾。用中国的话来说，这就是以智摄仁，而不是应当的以仁摄智。由此可以看出，就黑、康二人言，唐氏更倾向于康德。但是，唐氏并不满足于康德，他说：“吾人之工作，则是一方承康德以道德为文化之中心，而同时不如康德之只以自觉的依理性以立法自律之道德理性与其所成之道德生活，乃为真正之道德理性，道德生活。我们注重说明：人在自觉上只是实现一文化理想时，亦有不自觉或超自觉之道德理性之表现。人之一切文化生活，在此一意义下皆可为道德生活之内容。”⁽⁸⁸⁾何为“不自觉或超自觉之道德理性”？“此乃不待思维，不经推度，而直接呈现。此处乃即情即理，即理即事。”⁽⁸⁹⁾此即是牟宗三所谓“智的直觉”。“不自觉或超自觉之道德理性之表现”，应当是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行为境界。所以，“名之为理性，不如名之为良知为仁心。”⁽⁹⁰⁾这恰如牟宗三认为的“德国‘理想主义’传统底哲学思辨并没有达到儒家那种具体清澈恻怛的温润平实圆熟之境”⁽⁹¹⁾。

这样，唐氏就把人类之最高自由归结到以良知或仁心为根本的“为人由己”的自由上。它涵盖了西方思想家提出的所有自由，而又超过了其中的任何一种自由。所以，在唐看来，如果说德国理想主义的自由是西方诸种自由的保证的话，孔子所提出的仁心的自由就将是中国未来实现所有自由人权的保证。

总之，尽管唐君毅没有直接说明从道德仁心可以转出政治的自由，但对以下推断他一定会接受：只要尽心尽兴地开拓内在的自由资源，以个人自由权利为核心的外在自由必然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