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自由观

六、出版自由观

在世界新闻传播史上，无论是资产阶级报业理论，还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说，都是以出版自由作为出发点的。出版自由不仅规定了报刊从业人员的活动空间，而且还决定了报道言论的真实程度。所以每个阶级的报刊工作者，无不以争取、扩大出版自由为目标。在列宁的新闻思想体系中，对于出版自由的论述也居于核心的位置。他认为，出版自由与言论、信仰、集会、结社、罢工自由一样，属于政治自由的范畴。其实质性诉求“就是全体公民可以自由发表一切意见”^[125]。要科学地理解出版自由问题，必须首先弄清楚是“什么样的出版自由”，“是法律规定的吗？”^[126]，“为了什么？”，“为了哪一个阶级？”^[127]即自由的相对性、目的性和阶级性。自出版自由口号提出以来，它一直属于社会特定的阶级，不是资产阶级就是无产阶级；没有绝对的不受限制的自由，只有法律规定的自由。自由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实现目的的手段，虽然各个阶级的目的并不相同。基于这一认识，列宁的出版自由观念主要是沿着两个思路，即资产阶级出版自由和无产阶级出版自由来展开的。其主要内容，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如下四个方面。

（一）对资产阶级出版自由的肯定

在列宁涉及出版自由的大量论述中，有相当部分是对于资产阶级出版自由的评价。此种评价包括肯定和否定两方面的内容。如果联系到列宁的新闻生涯，在十月革命之前，他对于资产阶级出版自由大体上是肯定多于否定，而在此后，则是否定多于肯定。在前期，列宁对于出版自由的肯定性评价，基本上是把它作为政治自由的一部分，作为现代文明的进步表现。在这个意义上，列宁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自由、出版自由进行了高度的赞扬。他认为，特别是美国、英国、比利时、瑞士等国的民主政治，消除了中世纪的封建特权，公民们实现了政治上的权利平等，就是经济上被剥削的工人阶级亦“有政治自由，有自己的工会，自己的报纸，自己的议会代表”^[128]。政治自由早就成了人民的财富。在政治自由的条件下，“工人就有了宽广的道路”^[129]。1917年二月革命后，列宁对资产阶级出版自由的否定性评价虽然多于肯定性评价，但是仍然承认出版自由在历史上的重大意义。在给格·米雅斯尼柯夫的一封信中，列宁再次肯定：“‘出版自由’这个口号，从中世纪末直到19世纪，在全世界成了最伟大的口号。为什么呢？因为它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进步性，即反映了资产阶级反对僧侣、国王、封建主和地主的斗争。”^[130]

和早期马克思、恩格斯一样，列宁对资产阶级出版自由的肯定性评价与无产阶级正在进行政治斗争密切相关。虽然出版自由并不能使无产阶级摆脱受压迫、受剥削的地位，虽然出版自由在很大的程度上只是有产阶级的特权，但是与封建专制相比，出版自由无疑是代表社会进步的重大标志。

首先，资产阶级出版自由的确立，使无产阶级得以利用报刊进行公开的政治斗争。在专制统治下，封建统治者不仅控制了政权，而且还控制了出版，人民的怨愤、呼声和强烈的愿望无法公开表达。随着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确立，出版自由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得到了法律的保障。从理论上看，这一权利的范围及其主体是没有什么限制的。无产阶级也享有这一基本权利。利用出版自由，无产阶级不仅“有可能进行广泛的、公开的和群众性的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131]，而且还能“使阶级斗争更自觉、更广泛，使人民中最落后的阶层卷入这一斗争”^[132]。

其次，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和出版自由，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在列宁看来，社会主义不是空中楼阁，没有资本主义造就的现代工业大生产和民主精神，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建立起来。除了自由的民主的制度以外，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除了资产阶级自由和资产阶级进步的道路，便没有其他道路可以使无产阶级和农民得到真正的自由。

其三，出版自由作为一项基本人权，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而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成果，是衡量文明开化的主要标准，是人类历史进步的重要里程碑。在一个没有政治自由，没有出版自由的社会，很难把它与文明、进步联系起来。

另一方面，列宁对出版自由的肯定评价，还受到了俄国特定的历史传统和政治现实的影响。直到19世纪末期，沙皇俄国仍是一个封建专制国家，沙皇作为最高统治者，握有生杀予夺之权；人民毫无自由和权利可言。这与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民主政治秩序的英国、美国、法国、德国诸国相比，不啻是天壤之别。在美国、英国、法国等自由主义国家，出版自由得到了国家法律的保障，报纸被看成是第四权力，记者被称为“无冕之王”，其报道言论几乎不受什么限制，是民主政治体系的重要一环。但俄国直到1917年二月革命前，由于书报检查制度的存在，一切出版物、一切报刊都处于奴隶的地位，得不到政府官吏的许可，它们就不敢刊载任何东西。任何一种非官方许可的出版活动，任何对政府的批评和不恭，都将被判为政治犯罪而受到严惩^[133]。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曾亲身经历过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环境：成长在专制统治的俄国，其革命活动、报刊生涯大部分则是在民主自由气氛浓郁的西欧度过的。两种不同的政治现实的鲜明对比，使列宁特别深刻地感受到了专制的朽恶和民主自由，特别是出版自由的可贵。

（二）对资产阶级出版自由的实质性揭露

虽然在1917年二月革命之前，列宁对于资产阶级出版自由的评价基本上是肯定的，持一种赞扬的态度，并且努力争取这种自由。但在同时，他也意识到了资产阶级出版自由的局限性及资产阶级对于出版自由的功利主义态度。在1905年俄国大革命时期，列宁就曾尖锐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害怕充分自由和充分民主。因为它知道，觉悟的即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会利用自由来反对资本的统治”^[134]。二月革命推翻了俄国沙皇专制政府，出现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与工兵苏维埃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关系，由同盟者变成了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关系。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了无产阶级自己的政权。资产阶级的政治特权和经济特权被剥夺了。两大阶级的矛盾空前尖锐。为了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煽动阶级仇恨，俄国的资产阶级报刊加入了国内叛乱和外国干涉者的阵营，其阶级本质暴露无遗。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对资产阶级出版自由的认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基本肯定转向了基本否定。

列宁对资产阶级出版自由的评价之所以发生重大的转变，首先是因为当时的革命形势和任务的变化。二月革命胜利后，确立了资产阶级的民主秩序，取消了出版检查制度，出版自由权利得到了法律的保障。虽然在形式上，任何人都可以出版报纸，但是由于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支配地位，代表无产阶级的报刊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还不能与之抗衡。十月革命成功，工农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初，资产阶级报刊仍然占有相当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肯定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无异于继续维持资产阶级在精神上的统治，这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其次，在无产阶级政权建立不久，布尔什维克党内部在言论政策方面出现了意见分歧，有些人主张以出版自由为武器，揭露胡作非为的官僚主义，批判各种贪赃枉法的行为，它们还主张“从君主主义者到无政府主义者都享有出版自由”^[135]。这些主张为资产阶级报刊所利用，为国内反动派攻击苏维埃政府提供了武器。再次，十月革命后直到1921年，苏维埃俄国面临着镇压反革命武装叛乱，巩固政权，粉碎外国资本主义的武装干涉及建设新生活诸方面的重重困难。为了颠覆无产阶级政权，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报刊捏造了大量的谣言，以污蔑攻击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策应国内的反革命叛乱和国外的武装干涉。诸如“红军哗变”、“各地反共起义”、“列宁逃跑”、“两个首都沦陷”，甚至还有“托洛茨基枪毙列宁”或“列宁枪毙托洛茨基”等，五花八门，不一而足。这些谣言不仅扯掉了资产阶级报刊所谓“客观”、“公正”的面纱，而且还暴露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势不两立的根本立场。这些因素，使列宁比过去更清楚地认识了资产阶级出版自由的阶级实质和虚伪性，以及坚持绝对自由可能带来的危险，从而改变了他对于资产阶级出版自由的基本评价。

列宁认为，资产阶级出版自由就其实质而言，实际是有钱人的自由。固然，在资本主义社会取消了出版检查制度、特许制、保证金制等专制控制手段，各党派各团体均可自由地出版报纸，但是只要资本主义私有制不变，只要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支配地位不变，“只要最好的印刷所和大量的纸张被资本家霸占，只要资本还有统治报刊的权利（在世界各地，民主主义与共和制度愈发展，这种权力也就表现得愈明显，愈厉害，愈无耻，例如美国也是这样），这种自由就是一种欺骗”^[136]。“就是富人每天发行数百万份报纸来有系统地不断地欺骗、腐蚀和愚弄穷人——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群众。”在列宁看来，这实际是大家都能看到的、简单的、显而易见的、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资产阶级“几乎所有的人”都“羞羞答答地”“不谈或胆怯地回避”^[137]，而偏要把它说成是全民的自由，似乎无产者、被压迫者、被剥削者也能与资产阶级一样不受限制地享有这一所有权。这一切都是假的。“问题不在于‘出版自由’，而在于剥削者占有印刷所和纸张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138]由于贫困的无产者无法拥有资产阶级那样多的纸张和印刷所，就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版自由基本上属于富人，其表现“就是由资本家霸占着一切报刊。这种霸占的结果使包括最自由的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一切地方的报刊实际上都成了被人收买的报刊”^[139]。而广大的无产阶级是无法平等地享有这一自由的。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版报纸对于资产阶级是完全自由的，而对于无产阶级则是彻底的不自由。在此基础上，列宁进一步指出：“在以金钱的权力为基础的社会中，在劳动群众做乞丐而一小撮富人做寄生虫的社会中，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实在的‘自由’。”他反问那些资产阶级的作家，能离开你的资产阶级出版家而自由吗？能离开那些要求你作春宫画、描写卖淫来“充实”“神圣”舞台艺术的资产阶级观众而自由吗？“生活在社会中却要离开社会而自由，这是不可能的。资产阶级的作家、艺术家和演员的自由，不过是他们依赖钱袋、依赖收买和依赖豢养的一种假面具（或一种伪装）罢了。”^[140]

（三）无产阶级出版自由的前提

无产阶级的出版自由与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后者的实质“就是富人有出版报纸的自由，就是由资本家霸占一切报刊。这种霸占的结果是使包括最自由的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一切地方的报刊实际上都成了被人收买的报刊”。无产阶级则主张：“出版自由就是使报刊摆脱资本的控制，把造纸厂和印刷厂变成国家的财产，让每一个达到一定人数（如1万人）的公民团体都享有使用相当数量的纸张和相当数量的印刷劳动的同等权利。”^[141]这一目标在资本主义社会显然是难以达到的。只有彻底地解放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出版自由才有实现的可能。

列宁认为，实现无产阶级出版自由的前提条件中，首先是剥夺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因为不论是在十月革命前还是十月革命后不久，资产阶级一直掌握着大量的纸张和印刷所，堵塞了无产阶级通往自由民主的道路。所以“必须使资本家没有雇佣作家，收买出版机关和报纸的可能性”^[142]。加上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面临着国内资产阶级和国外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而报刊又是“资产阶级最强大的武器之一”。在这一关键时刻，“不能让这种武器完全留在敌人的手中”。由于“这种武器的危险性并不亚于炸弹与机枪”，因此应该果断地采取紧急措施，“以制止这种污泥浊水和肆意诽谤，防止黄色和绿色报刊任意玷污人民的初步成果”^[143]。基于这一认识，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通过如下四条途径剥夺了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权。

其一，设立报刊调查委员会和报刊革命法庭。前者成立于1917年，其主要责任是“调查定期刊物同资本的关系，调查它们的经费和收入的来源，它们的捐助者的成分，它们弥补赤字的方法以及报馆的整个业务情况”^[144]。在这一调查的基础上，确定苏维埃政府对资产阶级报刊的基本政策。翌年，列宁作为人民委员会的主席又颁布了成立报刊革命法庭的法令。该法庭的任务是审理利用资产阶级报刊反人民的各种犯罪活动。“利用报刊进行犯罪活动是指虚假地和歪曲性地反映社会生活现象的各种报道，因为这种报道是对革命人民的权利和利益的侵犯，是对苏维埃政权所颁布的出版法的破坏。”^[145]对于这种犯罪活动，该法庭可以确定下列惩罚：扣款；进行公开谴责，即通过法庭所确定的方法将被查究的报刊作品公之于众；在显著的位置刊登判决书，或专门驳斥虚假的报道；停刊（包括临时的和长期的）或停止发行；将被查究的印刷所或报社的财产收归全民所有；剥夺自由；勒令离开首都、个别地区或者俄罗斯共和国国境；剥夺罪犯全部或部分政治权利等等。

其二，查封反革命报刊。1917年十月革命不久，列宁便颁布了《关于出版问题的法令》。该法令规定，在新秩序确立之前，必须采取种种措施以反对“形形色色的反革命报刊”，其主要措施就是查封。查封对象是那些“煽动公开对抗和不服从工农政府”，“通过恶意中伤歪曲事实来制造混乱”，及“挑动从事犯罪（即刑事罪）活动”的报刊^[146]。列宁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允许这些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报刊的存在，“我们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者了”。“既然我们要进行社会革命，我们就不能在卡列金的炸弹上再加上一颗诽谤的炸弹”^[147]。

其三，没收或征用资产阶级所拥有的印刷所和报纸。由于历史和经济上的原因，资产阶级拥有大量的纸张和印刷所。不改变这种现实，无产阶级的出版自由就不可能实现。所以列宁主张像战争时期对房屋、住宅、马车、马匹、粮食、黄金的征用一样，对印刷所和纸张也采取征用的政策。1917年12月13日，列宁指示政府出版事务副人民委员，“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征用《交易所新闻》印刷所以及该所的全部房舍、机器、印刷材料、纸张和其他财产”^[148]。对于那些进行严重犯罪活动的报刊，则应由报刊革命法庭罚没包括纸张、印刷所在内的所有财产。对于这些征用和罚没而来的纸张和印刷所，苏维埃政权将进行公平的分配。分配给国家、分配给在两个首都获得10—20万选票的大党和一些比较小的党以及任何一个有一定数量的成员或有某些人签名的公民团体。这是实现无产阶级出版自由的物质条件。

其四，清除反革命作家，流放、驱逐反动报人。这是剥夺资产阶级出版自由的最严厉的补充措施。在十月革命胜利不久，列宁就主张对于不甘心失败的资产阶级报人采取强硬手段，把他们逮捕起来。如《革命警钟报》的编者和主要作者就因为其挑衅性的诽谤内容，遭到苏维埃政府的逮捕，并受到了革命法庭的审判。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在查封反革命报刊的同时，把“这些出版机关中凡有劳动能力的编辑和工作人员都动员去参加挖掘战壕以及其他国防工作”^[149]。此外列宁还主张把那些“为反革命帮忙的作家和教授驱逐出境”，把那些反动报刊的主编、作者驱逐出境，因为“他们全是赤裸裸的反革命分子，协约国的帮凶，是协约国的一群仆从和间谍，一群毒害青年学生的教唆犯”，故而要把他们“全抓起来，而且要不断地抓，有计划地抓，把他们驱逐出境”^[150]。

以上四条措施是剥夺资产阶级出版自由的主要手段，也是无产阶级出版自由的基本前提。在此之外，列宁还认为无产阶级出版自由的实现，有赖于苏维埃政府对于纸张和印刷机器的公平分配及国家对广告的垄断，这一见解在本章第三部分已有分析，此不赘述。这里应予介绍的是，苏维埃政府利用现有的邮政系统为报刊的发行服务。1918年11月，列宁签署人民委员会法令^[151]，规定在俄罗斯邮电部门各个机构开设零售站和苏维埃定期刊物发行站，出售苏维埃和共产党组织出版的报纸、杂志、手册和书籍，接受这些报刊书籍的订阅任务，给订户直接办理邮寄刊物的手续。这样一来，一方面减轻了报社的发行负担；另一方面，又使报刊的发行范围大大地扩张，提高了报刊的发行效率，为广大工农群众购买订阅提供了方便。此种做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影响甚广。20世纪50年代后，为其他一些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所采用，如新中国的报刊邮发合一制度，就是来源于列宁的这一创造。

（四）无产阶级出版自由的性质

如前所述，无产阶级出版自由和资产阶级出版自由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资产阶级出版自由就其实质而言，只是有钱人的自由，只是一种欺骗。与此相反，无产阶级出版自由则是一种真正的自由，它使报刊摆脱了资本的控制。因为无产阶级的出版自由是共产主义者建立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没有靠别人发财的可能性，没有直接或间接使报刊屈从于货币权力的客观可能性，没有任何东西能阻碍劳动者（或大大小小的团体）享有并实现其使用公有印刷所及公有纸张的平等权利。”^[152]但是无产阶级的出版自由也不是超阶级的，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平等地享有的。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出版自由只能是大多数人（工农群众）的自由，其具体的表现，就是广大的工农群众可以免费地从苏维埃政府和党组织的各级报刊获得消息，自由地参与这些报刊的业务活动，并且能够通过这些报刊发表自己的意见，行使对于社会组织及政府的监督权。至于在苏维埃新的政治秩序下的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是不配享有这种真正的自由的。特别是在“受到全世界资产阶级敌人的包围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出版自由就是让资产阶级及其忠实的奴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有建立政治组织的自由”。“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还比我们强很多倍”，“他们比我们有钱，他们会收买到比我们现有力量大十倍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给予资产阶级出版自由，“就是为敌人开方便之门”，就是等于自杀^[153]。为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了巩固苏维埃政权，不仅要剥夺资产阶级办报的自由，而且还应该剥夺资产阶级报人和作家写作的自由，把那些反革命的作家和报刊工作者逮捕起来，驱逐出境，或者是强迫他们服苦役。

根据列宁的有关论述，无产阶级出版自由还是一种相对的、在法律范围内的自由，而不是一种绝对的，不受任何约束的自由。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谁要享有真正的出版自由，首先，必须拥护革命，“愿意同工农一道忍受困难，为正义事业而战”，并且“坚决保卫和支持苏维埃政权”^[154]；其次，它还必须遵守苏维埃制定的各项法律，并且在这些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从事采访和报道活动；再次，它还必须服从苏维埃国家出版局的行政管理。国家出版局是俄罗斯新闻出版管理的最高权力机关，它负责对各类书籍及报刊的审查、登记。为了确保管理的有效性，列宁曾指示出版管理局“在出版每本书和小册子时毫无例外地作下列书面记录：1.负责审查这本书的国家出版局编辑部委员的签字；2.责任编辑的签字；3.责任校对、出版者或发行者的签字”^[155]。在此基础上才能确定每个相关人员对于书籍、报刊的出版、发行所承担的具体责任。此外，报刊出版工作者还必须坚持起码的技术标准，严禁粗制滥造，哗众取宠。对于那些乱七八糟、粗制滥造的报刊、书籍的责任者，应该把他们“关进监狱”^[156]。

列宁还认为，出版自由固然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口号，它能够并且已经实际上促进了历史进步，但是对于出版自由的作用又不能评价过高。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制度草创、苏维埃政权面临着国内外敌人严重威胁时，切不可把出版自由当成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更不能如资产阶级所标榜的那样用出版自由来根治社会弊端。“‘出版自由’不会把俄国共产党的许多弱点、错误、缺点、毛病（毫无疑问，毛病多着哩）除掉，因为这是世界资产阶级不愿意的。出版自由会成为这个世界资产阶级手中的武器。资产阶级并没有死，它还活着，它就在旁边监视着我们。”出版自由只会加强资产阶级的力量。所以“不应当用‘自由’（给资产阶级的）而应当用无产阶级的和党的办法来医治这个毛病”。如果幼稚到竟以为“出版自由”竟能医治共产党，这必然是“一张能医死人的药方”^[157]。列宁的这一见解，在当时的俄国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的，西方资本主义报界更是指斥为独裁。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历史演变，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前苏联的解体，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列宁的论断。前苏联的解体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有密切关系。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从民主化、公开性两方面展开的。当时有一句流行的口号：“历史无空白，现实无禁区。”出版自由、新闻自由不受限制。戈尔巴乔夫想利用出版自由，利用公开性来医治前苏联，结果对前苏联的解体起了催化剂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