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出版自由

托马斯·厄斯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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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出版自由的基础的假设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句空话：每个人，如果不是试图误导，而是试图以理性和良心来启迪别人，那么不管他认为是真理的东西有多么错误，都可以向整个国民的共同的理性发言。他发言的内容既可以是对政府的整体看法，也可以是对我们这个国家的整体看法：他可以分析这个国家宪法的原则，指出它的错误和不足，检视和公布它的腐败行为，警告他的同胞这些错误和腐败所能造成的毁灭性的后果，行使他自己的权利来指出他认为对存在严重缺陷的机构最有利的变革，或者指出这些机构因滥用职权而偏离了目标。他有权对这个国家做所有这些事情，如果他认为这样做会带来益处并试图以他的良心指导下的理性来改变公众的信念。

但是，如果他写的并非发自内心；如果他考虑到别人的痛苦而口是心非地谴责自己本来的信仰，或者支持那些行为受到大众谴责的人，那些以拒不服从或以暴力来反对自己所不喜欢的事物的人和那些因为内心鄙视法律而违反法律的人，或者支持因为想改变公众意愿而故意违背这些意愿的行为，那么不管以理性政策的原则来判断还是以古代以公正而闻名的先贤的标准来判断，他都是一个罪犯。因为这样的人试图使人们放弃对公众的责任，鼓动社会中的一部分人作出过火的错误行为而不是以理性的动机努力改变。这种理性是普遍的真理，是每一个国家法律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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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人会怀疑我坚持认为写书指出英国政府的缺点是合法的，我不愿有此嫌疑，也不愿劝退那些破坏政府法律和不顺从的人。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我确实认为就重大话题向英国发表言论是合法的，因为如果不是由于这种不可剥夺的权利（感谢上帝和我们的祖先创造了这种权利），我们怎么能拥有这个让我们为之骄傲的宪法呢？如果在人类头脑的征途中，没有人曾经走在他时代的前面，我们的社会体制如何能够在经历了这么多的变化之后成为今天的模样？如果没有人唤醒了公众意识，使他们认识到我们政府的错误和弊端，我们的政府又何以能经过一个又一个阶段的改革和革命，从野蛮状态变为今天的高度适合和完美？这样的一个政府我们的首席检察官认为进一步的发展和改变就是对它的亵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