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问题小论

李明坤

“自由”是现代社会的价值诉求，但要问自由的定义，却并不好回答。当被问及自由是什么的时候，学生普遍赞同的事实只有一点，即自由是相对的。具体地说，天底下没有绝对的自由，自由与约束是并存的，自由必须以一定的法律和道德为前提。自由的相对性还在于，每个人对自由的定义不同，有的人认为上课是自由，有的人认为逃课是自由，或者说自由与欲望有关，自由可视作欲望的实现，如果人们的欲望不同，自由也不同。因此，学生普遍认为，自由是什么，不能一概而论，也没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因为除了“相对性”这一点之外，有关自由的实质性内容，人们不可能达成一致。事实上，当前社会上许多人对此不是感到困惑，而是“乐在其中”。正因为“自由”的定义不一而足，才可以在感觉需要的时候就拿“自由”说事，而不用担心背后是否有理论上的硬伤。一旦涉及公共事件，“自由”作为道德武器来使用，愈发显得冠冕堂皇，得心应手。向不负责任的政府争取自由或权利，几乎成了一些为“公知”精神所鼓舞的人的潜意识，在他们眼中，所有公共事件都可以纳入这个无往而不胜的万能逻辑。大学生正值血气方刚的青年时代，极易被此类“批判”精神所感染，并沉迷其中。在大学课堂尤其是思政课上，尽可能地讲清楚自由问题，无论对于学生的个人成长还是社会公共空间的合理塑造，都有重要意义。揭示当前流行的自由观念所存在的主要缺陷，彰显社会主义自由观的本质内涵，更是宣传和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题中之义。

与在政治批判中时常被拿来当作道德武器使用的“自由”相比，作为一种生活态度和个体信念的自由与青年学生的关系更为密切。而且只有当自由作为一种生活态度和个体信念，被置于自身生活的真实语境中来理解的时候，自由的真实内涵才会凸显。时下对自由的相对主义理解，更多地是从“旁观者”的角度对“自由乱象”的观察，而不是按照自己对自由的理解去生活之后所得到的体会或困惑。为了避免脱离对自身“自由”处境的内在关切，陷入纯粹概念上的空洞思辨，我通常会提醒学生考虑以下两个问题：在摆脱了家长和教师的干预之后，你有没有变得更“自由”？自由与“幸福”有无关系？如果你认为自己变得更自由了，那是不是也更“幸福”了呢？如果自由与幸福无关，那么因为内心的孤独或焦虑而感到每一天都度日如年的状态，能够被认为是“自由”的吗？

从高中到大学，学生最大的感受大概就是“自由”了。高中的“全景监视”被大学的“自主学习”取代之后，青年学子们高兴地迎来了“解放”的一天，终于可以想干嘛干嘛了。然而，所谓“自由”的日子，常常是如下场景：一天又一天地沉迷于眼前的欲望中，今天是喝酒K歌，明天又节食减肥；一会儿想体育锻炼，一会儿又郁闷无聊，什么也懒得去做；有时突然被哲学迷住了，有时又下决心考公务员，经常想起什么就兴冲冲地去干什么，而没过多久又感到索然无味了。生活完全没了秩序，无论内心还是外在，都是一团乱糟糟的样子^[1]。因此，相当一部分同学并没有因为外在约束的放松而变得更自强、更充实，反而一头栽到低级欲望的泥沼之中无法自拔。每天早上醒来，不是对新的一天充满期待，而是因不知该如何打发这一天而感到莫名的沮丧。各种电子设备的普及，诚然为混日子提供了最大程度的便利，但是情不自禁地刷屏所带来的，多数时候不是淡定和喜悦，而是焦躁与不安。尽管大部分学生还没有真正怀疑过“自由”的价值，越来越“自由”的大学生活却已然导致了相当程度上的沉沦与怠惰。少数学生甚至在这样“自由”的氛围中变得越来越纠结抑郁，对于漫漫人生该如何应对感到茫然和彷徨。正如美国学者布鲁姆所言，当代大学中的这种放纵式的自由，“意味着年轻人的心灵就像自然状态下的初民一样——精神上一片空白，无牵无挂，孤立无依，与任何事或任何人都没有继承下来的或无条件的关系。他们能够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情，却没有特别的理由想做特别的事情”^[2]。以为自己可以自由地去做一切想做的事了，却因为不知道干什么好而到头来蹉跎岁月，什么也没干成。“在缺乏真正可以努力的目标的情况下，人类最容易退回到他们的动物般的同一性中，退回到共同的本能中。”^[3]所以当前“自由”的大学生活，也没有带来期待中的“多元”与“个性”，反而让校园里平添了一层浓重的得过且过、不思进取的颓废气氛。

究其原因，这跟现代社会最为流行的对“自由”的理解脱不开干系。如果讨论“自由”的内涵，多半人会想到“在不影响他人的情况下，做你想做的事”。这种对自由的定义，原本就内化于西方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之中，晚近以来，更因以赛亚·伯林对“消极自由”的阐发和提倡而更为流行。“消极自由”，顾名思义仅从消极的一面来定义自由，即把自由理解为各种约束的取消。在前现代的传统社会中，无论中国还是西方，来自家庭、宗教、道德或国家的种种约束，以责任或义务的形式，将个人限定在一个相对固定的社会位置和行为模式之中。消极自由就是要否定和取消这些约束，最终造成现代社会的“原子化”状态。日本NHK电视台拍摄的纪录片《无缘社会》，令人震惊地呈现出了当代日本因为这种原子化状态的极端发展而给个人与社会所带来的灾难性影响。在消极自由不断弥漫和深化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直接或间接地丧失了家庭，成了“摆脱”家庭束缚的“自由人”，个人与国家之间的联系也几乎完全被法律所取代。此时如果再无法找到工作，那么“自由”的个人在“幸运”地摆脱了所有外在约束的同时，也丧失了与他人和社会的一切“缘分”，成为一座封闭的孤岛。无法忍受的孤独让他们时刻处于煎熬之中，许多人因此走上了自杀的绝路。今天的中国社会虽还没有走到这样极端的地步，但是消极自由的危害也已经开始显现。留守老人、失独父母以及大城市中日益增多的抑郁症患者，都在表明传统社会纽带的弱化和个体的原子化将带来的可怕后果。高中生进入大学，家庭关系、师生关系和同学关系，都变得更加松弛了。这些关系的松弛，一方面使个人获得了更大的私人空间，而另一方面也埋下了使他们在精神上成为“孤岛”的危险。与此同时，传统的道德教诲和作为个人效忠对象的国家，也因为“消极自由”观念的流行，而不再对今天的年轻人起作用。于是青年学生丧失了来自外界的强有力的肯定性支持，所谓的“自由”成了“一个人去战斗”的代名词，孤独和无助遂成为许多学生的共同处境。

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曾对现代社会的“消极自由”提出过尖锐的批判。他以1791年的人权宣言为例，指出该宣言所要求的自由就是可以做和可以从事任何不损害他人的事情的权利，而“这里所说的是人作为孤立的、自我封闭的单子的自由”，“自由这一人权不是建立在人与人相结合的基础上，而是相反，建立在人与人相分隔的基础上。这一权利就是这种分隔的权利，是狭隘的、局限于自身的个人的权利”，“任何一种所谓的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的人，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即没有超出封闭于自身、封闭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任意行为、脱离共同体的个体”。在这种自由或人权的概念中，“个人只为个人而存在，社会是个人获取利益的手段”。同时，“在这些权利中，人绝对不是类存在物，相反，类生活本身，即社会，显现为诸个体的外部框架，显现为他们原有的独立性的限制。把他们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自然的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是对他们的财产和他们的利己的人身的保护”。换言之，现代社会的这种消极自由在根本上是违背人性的，是不人道的，任其发展下去，对于个人与社会都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上文提到的纪录片《无缘社会》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当代大学生所面临的“自由困境”，也应该从这个方面来理解。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简单地说，解决问题的出路是重视人的社会性，在某种意义上重建人与家庭、社会、国家等组织单位的有机联系。百余年来，不断涌现的仁人志士，之所以能够前赴后继地迸发出惊人的力量，推动着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不断走向胜利，是因为他们自始至终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未来结合在一起。国际竞技场上的体育健儿们，之所以能够展现出不同寻常的意志与激情，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代表的是国家，是民族，而不是他们自己。因此，当代的大学生要想真正避免陷入无所事事、碌碌无为的困境，保持昂扬的斗志和饱满的激情，就不能仍然沉迷于“消极自由”所带来的享乐主义之中，而应该自觉地把个人的理想与国家深化改革开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使命联系在一起，用一种社会主义的自由观充实自己，在为社会和国家服务的过程中发展自我、实现自我。

【注释】

[1]该段原型为柏拉图著作《理想国》中的一段话（561c-d），根据今日之现实作了适当改写。

[2]［美］艾伦布鲁姆：《美国精神的封闭》，冯克利校，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43页。

[3]［美］艾伦布鲁姆：《巨人与侏儒》，张辉等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409—4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