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出版自由

五、呼唤出版自由

弥尔顿不仅控诉了检查制度的罪恶，对于其他的一切出版管制包括特许出版制度也深恶痛绝。在他看来，一切出版管制不管其动机如何，其实质都是以宗教法庭的形式，实现权力和利益的结合，从而在根本上剥夺人民的权利。这是对自由、对人权的侵犯^[31]。虽然它的目的是阻挠真理的输入，准备在“可能的范围内消灭宗教改革之光，并确立假道理”^[32]，而且在客观上污辱了国家、人民和民族，摧残了高尚的学术，但是，它的根本企图并没有实现。就连最初设计这一制度的古希腊学者柏拉图也没有兑现。弥尔顿认为，检查制、许可制在近代是根本行不通的，他借用弗朗西斯·培根的话说：“责罚一种智慧就将增加它的威信。禁止一种写作，就会让人认为它是一种真理的火花，正好飞在一个想要熄灭这种真理的人的脸上。”^[33]如果要理解统治者何以明知无用而又偏要采行这一制度，那只有一个解释，即他们的胆怯，他们对于真理、正义、人性及变革的恐惧。似乎采用了这种强大的武器，就可以吓走一切敌人。

总之，在弥尔顿的眼里，检查制也好、许可制也好，一切出版管制虽然看起来威风八面，但实际上并无用处。要治疗这种制度，唯一的办法是废除这一制度本身。换句话说，只有出版自由，才是根治出版管制弊端的唯一良药。弥尔顿崇拜出版自由，认为这种自由“是一切伟大智慧的乳母。它像天国的嘉惠，使我们的精神开朗而又高贵。它解放了、扩大了并大大提高了我们的见识”^[34]。另一方面，出版自由还是杜绝献媚、广纳忠言的保证。只有在自由的环境里，人们才能坦诚地赞扬，毫无顾忌地批评，大胆地直抒己见，勇敢地参与争辩，这样，才能可靠地保证人民的忠诚。

弥尔顿还认为，出版自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利，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35]。所以如此，乃在于出版自由是宗教自由和公民自由的前提，没有出版自由，也就是说没有说话的自由，其他所有的自由都将沦为一句空话。基于这一点，他在1644年《论出版自由》初版时，以随意翻译过来的欧里庇得斯的格言，题献给“英国国会”^[36]：

真正的自由，是生来自由的人，

有话要对公众说时，便能畅所欲言，

能说又愿意说的，博得高度赞扬，

不能说也不愿意说的，尽可保持缄默；

还有什么比这更公平的呢？

这段格言的基本精神，完全贯穿了整个小册子。就在这本通篇充满强烈个人情感的小册子中，弥尔顿以一个受伤害者和受压迫者的身份，控诉封建专制的暴行，痛斥一切出版管制的罪恶，全面地陈述了他的出版自由理念。

根据弥尔顿的论述，出版自由的实质性目的，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其一，是开明地听取人民的怨诉。他在《论出版自由》的开篇部分写道，我们想获得的自由，“并不是使我们共和国中怨怼从此绝迹，世界上任何人都不能指望获得这种自由；我们所希望的只是开明地听取人民的怨诉，并作深入的考虑和迅速的改革，这样便达到了贤哲们所希求的人权自由的最大限度”^[37]。其二，是容忍不同意见的争论。在他看来，压制新颖而不能见容于流俗的意见，已被实践证明是不识时务的螳臂挡车的行为。那么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那就是“不论怎样受到他人的诽谤，我们都要谦恭而又耐心地听取他们的意见。纵使这些意见与我们有所不同，我们也应该容忍他们”^[38]。因为通过这些不同的意见，能启发思路、开阔视野，即便它们是了无用处的尘土，也能成为擦亮真理的武器。这种宽容的美德，不仅符合基督的精神，而且还是接近真理的重要条件。

反之，如果人们缺乏足够的耐心和宽容，在没有完全理解别人的意思之前，就“唯恐他们带来新的和危险的意见，以致鲁莽地不加区分，一律禁止他们说话”^[39]，这样做即便是出于捍卫福音的动机，也不能否认它是一种典型的迫害，是一种宗教裁判式的迫害。对于这种非人道的迫害，以非人道的甚至是暴力的手段加以回敬也就是十分公道的了。

因此，要扫除精神世界血腥的宗教法庭气氛，捍卫神圣的出版自由，让人们都能自由地讨论，根本的途径，就是废除包括检查制、特许制在内的一切专制主义的出版管制制度。代之而起的应该是简明而宽松的登记制。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的最后部分里，盛赞1641年国会制定的出版法令，那项法令仅仅规定：“除出版者与作者或者至少印刷者的姓名已登记备案以外，任何书籍不得付印。”正是这条宽容而富于自由主义精神的法令，驱散了专制主义的阴影，促成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初期报纸出版事业的空前繁荣。弥尔顿同时还意识到，保障出版自由，并不意味着出版家可以为所欲为，对于“一切不遵守这一法令所出的书籍如果有毒素或进行诽谤，查禁或焚烧它就是人们所能拿出的最有效的办法”^[40]。这种办法不仅丝毫无损于自由的精神，而且还是捍卫自由的人道的手段。所以，如果国会确有捍卫自由的诚意，其当务之急就是立即废除1643年法案，恢复1641年出版法令的基本精神。只有这样，作为人类的天赋权利，作为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出版自由，才能得到切实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