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心的自由到身的自由

（三）从心的自由到身的自由

徐复观认为，“中国文化最基本的特性，可以说是‘心的文化’。”⁽⁹²⁾这个心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心，也不是那个具有形而上性质的唯心主义的心，“人心是价值的根源，心是道德、艺术之主体，但‘主体’不是‘主观’。”⁽⁹³⁾“主观”往往与“成见与私欲”联系在一起，而作为价值根源的“主体”则恰恰要求在克服成见和私欲中确立起来。正是因为人有这样一颗作为道德主体和价值根源的心，所以“每个人都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如此，才真有人格的尊严，真有人的信心，并且每个人在心的地方开辟一个内在世界，在心上得到人生的归宿，不需要外在的追求和斗争。”⁽⁹⁴⁾这就是心的自由。

如果从人的自足、自主、自立性上理解自由的含义，徐复观认为“周初开始发生人之吉凶成败，不决定于天命而决定于人之德不德的思想，此乃中国文化中自由精神之最初觉醒。”⁽⁹⁵⁾但是，真正奠基中国文化自由精神的是孔子。他“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正说明他是根据自己的良心理性以选择符合自己良心理性的政治对象”；他强调“为仁由己”，“当仁不让于师”，“这都是要人自作主宰的明白启示”；他主张刚、毅、勇，“这是乘载自由精神必须具备的气质，也是自由精神在一个人生活中具体化所自然表现出的气质”⁽⁹⁶⁾。具体地说，孔子在两个方面创发了中国的自由社会：一方面他“以‘学’与‘教’的精神、方法，把人从‘自然’中解放出来，以确立‘人’的地位，使人可以从其作为‘自然物’之一的地位中，从本是作为动物中之一的地位中，站立起来，能以各人自己的力量来变动在人的价值中的分位”。另一方面，他主张“有德者必有其位”，有位者也必须有其相应的“德”和“能”，从而打破了“由历史所自然形成的阶级，使各个人能各以其自己的努力改变社会的阶级地位。”⁽⁹⁷⁾孔子对中国自由社会这两方面的贡献也就成了其后儒家的基本用心所在：“一为由性善的道德内在说，以把人和一般动物分开，把人建立为圆满无缺的圣人或仁人，对世界负责……。一为将内在的道德，客观化于人伦日用之间，由践仁而敦‘锡类之爱’，使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皆成为一个‘仁’的关系。”⁽⁹⁸⁾而且，在徐氏看来，孔子所谓“五十而知天命”的“天命”，就如同康德之把内在的道德律比做星空，实际是“性”“本心”即道德理性，“由主观所转化出的客观，由自律性转化出来的他律性”⁽⁹⁹⁾。

从上述徐复观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自由精神的阐发来看，其心的自由基本上与牟宗三道德的主体自由和唐君毅的仁心良知的自由，属于同一种自由，即类似于康德、黑格尔的“意志自由”。但是，从他对孔子思想中以德性为基础的平等观念的阐发看，他在强调儒家思想中内在的、积极的道德自由的同时，也试图从传统思想中发掘社会性自由的资源。与牟、唐尤其不同的是，徐复观没有把心的自由上升到“本体”“大全”的地位，认为它涵摄了政治的自由。不同于牟、唐二人热心于形而上的玄思，他更注意考察历史事实和社会现实，因此他对于把二者化约为一的流弊颇为警惕。他认为心的自由和政治自由是“两个方面的问题，而不是两个层次的问题。此种平行独立，才不致使自由权利因从属于另一个而落空，并滋生流弊。”⁽¹⁰⁰⁾这一流弊，表现在伦理上即是将一套道德原则上升为万世不移的“理”，从而酿成以理杀人的悲剧；表现在政治上，即是统治者由道德上的无限责任感而引起权力上的无限支配欲，从而造成集权专制。所以，他认为“精神自由，必须伸展到政治中去，必须在政治中有了具体的成就，然后其本身才成为一明确的体系，并对知性德性的自由，提供以确切不移的保证。”⁽¹⁰¹⁾由此，他反对集权主义，要求有限政府，主张经济自由，坚持价值的自由选择，划分学术与政治的边界以便给思想自由留下空间。

尽管徐复观要求将政治的自由与道德的自由区分开来，但他仍肯定道德的自由对政治自由的根源性意义。他说：“政治自由，须要知性底，尤其是德性底自由作根源，须要由德性稀有而吸取其营养，这是历史中的常识。但更紧要的是，人类的最大灾害，对人性最大的压抑，常常是来自政治。所以，自由精神在德性中、知性中的活动，必定要与政治碰头，必定要求政治从属于每一个人，因而也处于每一个人的良心理性的控制之下，使政治成为每一个人的工具，而不是任何个人成为政治的工具。”⁽¹⁰²⁾

总之，尽管徐氏反对牟氏用体用关系和唐氏用涵摄关系处理道德自由与政治自由的关系问题，而明白地将心的自由与政治的自由区分开来，并看到了将政治自由归属德性自由的流弊，但他仍然坚信“民主自由是一种态度；而儒家精神、人文精神，从某种角度说，主要是成就人生从性情中流露出一副良好态度；这是对整个人生负责的，因之，也是民主自由的根源；而民主自由，也正是儒家精神、人文精神在政治方面的客观化，必如此而始成其全体大用”⁽¹⁰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