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新闻编辑的操作要点

10.2.3　财经新闻编辑的操作要点

一、专业性

财经报道可能是诸种报道中专业性、系统性最强的一个领域。没有专业性，便没有财经新闻追求的权威性，便不能吸引稳定的读者群。

财经新闻和其他专业新闻相比，涵盖领域最多，大的方面来看包括工业、农业以及第三产业，而每一产业都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由大量的子系统构建而成，每一个子系统都有自身的专业“行规”和“学问”，有大量的术语和行话，编辑要了解它们，非一日之功。

以通常所称的“银行、证券、保险”传统财经报道领域主体而言，就有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等国家部委及全国各地分支机构；就金融机构而言，不计在华的国际金融机构，国内就有“工农中建”四大商业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十余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两家证券交易所、60家基金公司、130余家证券公司、69家保险公司、1388家上市公司等。编辑如果不是浸淫多年，很难认识其中奥妙。

对财经报道专业性的基本要求是要有“财经味”。目前很多财经报道还停留在文章技法上，不能揭示经济和企业发展的趋势。总体上看，能够“和企业家平等对话”的报刊编辑仍然不多。

比较严肃的财经报刊均追求专业性。如《第一财经日报》，在2005年上海车展时，该报汽车组操作特刊，为全面勾勒上海车展20年的跨度，仅从上海图书馆里复印出的资料就有几百页。车展期间，日本汽车记者协会会长、NHK资深评论员在与中国同行的交流中，点名只邀请《第一财经日报》、《21世纪经济报道》和《经济观察报》的记者。上海通用也给《第一财经日报》打来电话，认为该报的汽车报道最专业⁽²⁾。《第一财经日报》还设立了“技术流派奖”，以鼓励专业深度。

独家性、事件新闻、突发新闻、策划研究、解释性报道、独家调查、解析新闻、言论、经济预言，都是检验财经报道专业性的重要节点。专业性在很大程度还体现在深度上。从整体上看，各类财经媒体对财经事件的前、中、后期等阶段性的深度报道，都有加强的趋势。有的编辑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做一篇报道，就得让同行水平在半年内无法企及。

另外一个方面是报道形式上的专业。业内有人认为，财经新闻的语言姿态应呈现“新闻语言＋财经专业语言＋数字＋图表”的整合系统。其中财经专业语言包括财经专业知识、技术术语、专用名词等，数字和图表则是财经新闻报道中不可缺少的准确、简洁、有力的辅助语言。财经新闻的语言是由这四种子语言整合、交融建构而成的特有的系统语言。

二、独到价值

需要通过编辑方针和报道手段，赋予财经报刊以及每一篇具体的财经新闻以灵魂。基本风格是什么？个性是什么？拳头产品是什么？基本的报道面是围绕着这个来转的。你不可能面面俱到，但一定要在某一方面有独到价值，使圈内外人士均有阅读期待。

以《福布斯》、《财富》和《商业周刊》为例。三者都报道财经，但是定位于不同角度，个性鲜明，因此拥有自己不同的读者群⁽³⁾。

《福布斯》推崇精英群体的影响力，介绍企业、企业家的成功之道。《福布斯》第三代领导者史蒂夫·福布斯说：“我们的文章充满了统计数字，但它们总是聚焦于人。”例如，“封面故事”中很多文章以人物的经济活动为主，“公司、人物、观点”和“创业者”栏目包含了人物专访、创业经验等方面的文章。

《财富》强调企业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力，在全球的定位是报道大新闻和大企业，世界500强的生死沉浮是拳头产品。

《商业周刊》新闻性最强，强调事件影响，偏重对国际重大经济题材的报道，定位于“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信息工具”。例如，1997年3月的封面报道第一次提出“新经济”口号，最早提出亚洲金融危机，在美国“9·11”事件发生后，组织七篇文章分析美国和世界相关城市、公司的经济困境与前景。

三、政策把关

财经编辑常常容易一头钻入财务报表和统计数据，忘记了经济是中国最大的政治。许多财经新闻十分敏感。财经编辑要有一个基本观念：影响力得不到官方正面评价的财经报刊，其运作模式可能非常危险。

1992年，《关于股市的通信》一稿甚至经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亲自审定后才发稿。2005年，关于汇率的调整，不再与美元挂钩，也被认为十分敏感。同年，南方一些城市出现油荒，报刊也不得炒作。2006年初，德隆案件的审理情况比较复杂，因为涉疆，也很敏感。同样也是2005年重要财经新闻的煤矿安全事故、松花江水污染、禽流感事件等，也都有报道上的纪律要求。

类似的主题比较多。比如，人民币汇率改革重在“机制”，因此不能简单渲染“升值”，中国汇率改革坚持“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三原则；中国外汇储备激增是国际收支多年“双顺差”的结果，而不是中国追求的目标，央行认为，从人均尺度来看，中国的外汇储备是不高的；成品油价格机制改革高度敏感，不得擅发稿件，不得泄密；国企改革实行了改制、引入战略投资者和股权多元化等措施，但“私有化”是报道中的一个忌用词；股市的报道要维护资本市场的改革和稳定，对国外机构和专家发表的意见要慎重援引，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中国股市，敏感问题要征求中国证监会的意见；贸易谈判的报道要坚持以我为主，尽量以商务部提供的口径为主；高速铁路建设是敏感问题，批准在国务院，立项在发改委，不是铁道部自己就能够决定的；等等。

四、降低“艰涩度”

财经报刊编辑要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是，如何处理好财经新闻的专业性和读者的普遍兴趣间的关系。财经新闻有“三难”：难写、难懂、难记，从报刊的角度说是难写，从读者的层面讲是难懂、难记。在近年来举行的财经报刊受众调查中，相当多的读者反映，财经新闻看不懂。这就提醒财经新闻编辑：新闻中的财经是一种公众知识，财经新闻的写作和报道必须实现专业性与可读性的转化和整合。

财经编辑在处理新闻时必须经历一个“了解、理解、整理、转化、翻译、浅出”的整合过程，使经过过滤和加工的“硬新闻”实现“软着陆”。这要求编辑不仅要有高超的编辑能力，而且还要有很出色的“翻译能力”，就是把专业的财经名词、术语或者一些比较难以理解的概念和现象，通俗化地进行解释。

比如说，GDP是经济报道中最常用的概念，但GDP与普通读者有些什么样的实质关系，这一般是不太容易理解的。那么，在解释GDP所包含的“泡沫”时，不妨打这么一个比喻：我买了一辆汽车，行驶在路上的时候是不产生GDP的，但如果跟别人的车相撞了，那么GDP就会说“好极了”！因为随后带动着汽车的维修、保险等方方面面，GDP就产生了。

提供背景，讲故事、写人物，采用特写手法，把财经事件与读者的生活联系起来，增加服务性，也都是降低财经新闻“艰涩度”的办法。

五、警惕财经报道的风险及陷阱

经济活动十分复杂，从事此领域报道的新闻工作者处在金钱漩涡边上，财经编辑需要警惕各种风险和陷阱。主要有下面一些：

●直接面对报刊盈利的压力。一些财经编辑及其负责的版面，往往肩负着为媒体赚钱的“重任”，会接到从广告部和发行部转派来的“活儿”。有的报刊的汽车新闻编辑甚至与报刊社的广告部或广告公司一起办公，稿件内容直接受制于客户的广告投放。

●来自外部的“收买”。曾有这样的例子颇可说明问题：一位出版社编辑想约某报记者写一组企业的批评文章出版，没想到，遭到了大多数记者的拒绝，原因几乎都是：“我和那个企业关系很好，你这样不是把我们的关系毁了吗？”

●经济纠纷中偏袒一方。比如，在北京“嘉利来大坑”案件的报道中，一些大的新闻机构之间出现了立场和事实互不相同的报道。主要问题是有的媒体只采访了一方当事人。编辑和记者有成为利益代言人之嫌。

●谄媚倾向。对于手握大笔金钱的财经人物，一些编辑记者有不自觉的吹捧冲动。比如《四川日报》曾发表一篇题为《亚洲首富仁者无敌》的消息，一开头就说“能与市值达2700亿港元的集团拥有者对话，记者从来都没有想象过”，“但昨天竟然有幸与长江实业、和记黄埔董事局主席李嘉诚先生这位亚洲首富进行了零距离的对话”⁽⁴⁾。

●无法获得确切消息来源。财经报道面对的一大难题是，比较难以接触到核心事实，采访对象多以“商业机密”为由而拒绝披露，报刊稍不注意就会马失前蹄。比如，2006年1月5日，上海《东方早报》报道称深圳发展银行前行长周林被捕，涉及深发展一笔15亿元的坏账，消息来源是“一位接近深发展的知情人士”。1月7日，深发展称报道严重失实，周林仍在职上。

●专业性不够导致失误。2006年3月《经济参考报》关于“我国国企亏损达到历史第二高峰”的报道，由于对一些概念的理解和表述不准确引发差错。国家统计局来函予以澄清。我国国有企业整体上并不存在亏损，而有关报道将“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中亏损企业的亏损额”写作“国有工业企业亏损额”，使人误以为是国有工业企业整体亏损1026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