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报刊编辑

1.2.2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报刊编辑

一、“红色革命家”出任报刊编辑

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报刊编辑，也皆为政治精英，而非专职报人，如陈独秀任《新青年》主编，陈与李大钊创办并编辑《每周评论》，毛泽东创办并编辑《湘江评论》，李达任《共产党》月刊主编，等等。其时，我党报刊编辑思想的基调已然奠定。如《共产党》从创刊到停刊不到10个月（1920年11月7日至1921年7月），秘密发行，最高期发行量竟达5000多份，这在当时是不小的数字。有论者指出，它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编辑意图明确是首要条件。这些报刊创办的目的，就是要学习十月革命的经验，在中国建立一个以马列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共产党。而编辑者的思想水平、理论水平和工作态度是贯彻编辑意图不可或缺的条件⁽²⁸⁾。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创办了一些知名报刊，影响最大、发行时间最长的是《向导》周报和《中国青年》。前者主编是蔡和森，后者主编有邓中夏、恽代英等。《向导》的编辑思想也十分明确：集中力量宣传党的二大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把中国建成真正民主共和国的政治主张。另外还有两个特点：一是十分重视对当前重大政治事件的评论，几乎每期都有时事评述、时事短评、中国一周、世界一周、时事评论等栏目；二是注意联系读者，重视报道各地革命运动的通讯，这是党的报刊的传统特色⁽²⁹⁾。

二、我党早期报刊的编辑专业化问题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报刊，采取采编合一的体制。如新华社前身红中社，创立于1931年，据史料记载，编辑部专职人员最初仅有两三名，1933—1934年最多时也才10多名，“常驻在编辑部的几个人，工作是很辛苦的。采访、写稿、译电、刻蜡纸、校对，什么都干”，“当时没有专职记者，报上刊出的‘记者’，实际上就是编委会成员”⁽³⁰⁾。他们既负责通讯社发稿，还负责出版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

至延安《解放日报》，编辑与记者才有了分工。那时，各版都有编辑，还有专门的美术编辑和夜班编辑。夜班编辑很辛苦，延河水冻了，夜里起来无法洗脸，只能擦擦眼。但此时不能说编辑力量便很强了——甚至编辑方针反倒不甚明晰起来。《解放日报》有一段时间既与中央不大合拍，也没有站稳群众立场。版面常常主要是国际新闻，不加改写，是“外国通讯社的义务宣传员”。不该上头条的竟成了版面精华，如“墨索里尼发表演说”。后来，在整风中经改版，才逐渐建全了编辑部制度，成为了“完全的党报”，解决了“政治第一”的问题。

但实际上，《解放日报》的编辑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这可以从报纸后来还多次“漏水”得到印证。有论者指出，在大生产运动中，它就制造过“家家户户纺织声”的假新闻，介绍劳动模范人物出现过夸大渲染的报道，在战役战斗报道中夸大战果等等⁽³¹⁾，这都反映出编辑对新闻规律的疏离。陆定一因此写了《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指出“第一性的东西，最先有的东西，乃是事实而不是什么‘政治性’”⁽³²⁾。1944年2月16日《解放日报》创刊1000期时，编辑部提出“我们现在要来讲技巧”⁽³³⁾。

不过到了1945年，《解放日报》就又一次出现了编辑上的失误：在有关美国对日投掷原子弹的新闻处理上，照发美英新闻机构关于原子弹威力的大规模报道，遭致毛泽东的批评⁽³⁴⁾。从今人的角度看，这不仅是政治上的欠妥，从新闻业务上讲，也谈不上是平衡报道。但耐人寻味的是，如此的情况，至今也未能完全避免。《解放日报》也许由于编辑的缺乏，作为总编辑的陆定一便成了那时的“天才编辑”，事必躬亲起来，“他善于给人改稿，并把改动较大的交给本人看”⁽³⁵⁾。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报刊编辑工作还不能算是十分专业，但编辑的作用在总体上仍受重视，为此，《解放日报》还曾提倡编辑深入实际。比如一版要闻编辑张映吾，列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作战会议，了解我党我军斗争战略和策略，还走访前线归来将领，了解实战情况⁽³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