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的政治和商业报刊编辑

1.2.1　中国早期的政治和商业报刊编辑

一、最早的职业报刊编辑是政治精英

有论者考证，中国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报刊编辑出现在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时期。其时沿海通商口岸有外国人经办的华文报刊出售。参加编辑者，前有梁亚发，后有王韬。在清末戊戌维新运动时及其后，中国出现了一批真正的职业编辑，如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樊锥、章太炎等⁽²²⁾。可以说，中国最早的职业报刊编辑，主要是一批政治精英。这与西方早期的情况是相似的。不过，“政治型”编辑对中国新闻史乃至政治史的影响，却比西方要广泛而持久得多，直至今天，“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仍留有强烈余味。

在中国最早的报刊编辑中，值得一提的是王韬。1873年，王韬创办的《循环日报》，是首批中国人自办报纸之一，也是这批报纸中影响最大、历史最久的。王韬任《循环日报》主笔达10年——那时的主笔即相当于现今的总编辑，不过他实际做事时间不长，因他很快便对主笔的职务生厌，实际做的仅仅是发稿前的一些定稿工作，大约相当于“责任编辑”或“版面编辑”了。另据新闻史学家方汉奇考证，中国人在国内创办的第一张报纸，很可能是在汉口出版的《昭文新报》，创办人为艾小梅，惜该报已失传⁽²³⁾。中国人自办报刊中，第一位知名的大编辑还应是王韬。

因为救亡图存的国情所致，王韬及后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创办的报刊，都属于“政论报”，强调报刊的宣传作用和政治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最早的一批报刊编辑，因此也可以说是早得“政治家办报”的真谛。甚至中国的第一批民办报纸，也都以时事政治为主。如英敛之于1902年在天津创办的《大公报》，英敛之本人则兼任总理、撰述和编辑等职。

二、编辑业务的进步和商业报刊编辑

但《大公报》已开始注重市场行销，此无疑对编辑方针有影响，如颇具创举性地推出了以文化水平较低的社会底层群众为对象的“附件”专栏⁽²⁴⁾。而维新派报刊在编辑业务上，也较外国传教士所办报刊有很大改进。姚福申在《中国编辑史》一书中写道，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不仅内容“字字经目经心”，而且面目清楚、条理井然，比起刚开始办的北京《万国公报》，编辑水平已大大提高。而最早在版面形式上突破过去一行到底老框框的，是1898年在上海创刊的维新派报纸《时务新报》⁽²⁵⁾。

真正按照新闻规律，对编辑业务进行改革的，有论者推1904年创办于上海的《时报》，其主持人是狄楚青。报刊编辑的作用在中国得以较大提升，当自《时报》始。因为据研究，在《时报》之前，报刊均为书本式，编报几似编书，而《时报》才首创今天这种“对开报纸、分为四版、两面印刷”的现代型版式，栏目、标题、字体等均有很多改革。编辑于是有了很大发挥空间。这些业务上的创新甚至为老资格的《申报》、《新闻报》等效仿，足可说明《时报》的意义。《时报》增设时评，要求新闻“以速为主”，并另出“附张”，都使它出世不久，便成为中国知识阶级的一个宠儿⁽²⁶⁾。让人感到有趣的是，狄楚青的一些编辑方针，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一些都市报那里得到了回归。

创办于1872年的《申报》是中文商业报纸的重要代表，是专为谋利而办的报纸，虽是英国商人安纳斯脱·美查创办，但差不多全是由中国人主持笔政和经营报务的，其他工作人员也多为中国人。所以它实际上是中国人编辑的。《申报》一类以营利为宗旨的报纸的出现，标志着一个新的进程开始了。销售量被提到“报纸生命线”的位置，这必然影响到编辑业务，方汉奇在《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称，正是从《申报》始，由新闻、言论、文艺（副刊）和广告四要素组成的中国近代报纸模式，就开始形成了。这实是为了迎合官、商、学和上海一般市民的需要⁽²⁷⁾。《申报》与《上海新报》展开的竞争，则是近代中国新闻事业史上第一次商业经营性斗争。后来，在上海又出现了《字林沪报》（1882年）和《新闻报》（1893年）等“市场化报纸”。因此，中国的第一批职业编辑，还应该有蒋芷湘、何桂笙、钱昕伯、黄协埙、戴谱笙、蔡尔康、袁祖志、孙玉声等一批主笔的名字。他们是最早的中文商业报刊的总编辑，但在新闻史上，他们却没有政论报刊编辑的名气那么大，这可能是国情所致。

此种现象，为形成中国新闻的一种特殊分野埋下了伏笔。中国主流报刊重政治而轻业务、重道德而轻市场的问题，很长时间没有得到解决，而这正是当代职业编辑缺位的一个重要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