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早期报刊群众工作经验

一、中共早期报刊群众工作经验

中国共产党一直非常重视党报工作,无论是成立前夕还是成立之初,都创办了大量的报刊。尽管这些报刊在型态上还不是很成熟,但是在群众工作方面都很重视,而且积累了不少经验。具体而言,中共早期报刊在群众工作方面的经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强调党报与群众的特殊关系

早期中共党报自创办之初就强调党报与人民群众的特殊关系,认为党报既是党的喉舌,也是人民群众的喉舌。《先驱》的发刊词中说:“本刊的任务是努力唤醒国民的自觉,打破因袭、奴性、偷懒和依赖的习惯而代以反抗的创新的精神,使将来各种事业,都受着这种精神的支配而改变。”^[1]《向导》的发刊词中说:“本报同人依据全国真正的民意及政治经济的事实所要求,谨以统一、和平、自由、独立四个标语呼号于国民之前!”^[2]《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说:“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3]《红旗日报》宣言中说:“本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同时是中国广大工农劳苦群众之唯一的言论机关。”^[4]为了更好地反映群众的呼声,除在版面上重视报道群众生产生活和革命斗争内容外,党报党刊工作者还深入群众,并积极投入到群众斗争中去。《劳动周刊》当时有七位编辑,平时每天留一人在编辑部,其余六人深入到基层,参加群众斗争。^[5]

(二)鼓励群众积极参与党报工作

《劳动界》在第2、3期用大字刊登《本报欢迎工人投稿》启事,从第3期起建立《读者投稿》专栏,到第19期时已刊登工人来稿30余篇。^[6]《布尔塞维克》设有“读者之声”专栏,而《红色中华》的《读者通讯》专栏则是专门发表读者对报纸的批评建议,该报文艺副刊《赤焰》是应读者来信要求而设置的。^[7]

(三)重视群众性的通讯网建设

《上海报》创刊初期,它是公开的,有公开的通信地址,每日收到读者来稿来信50件以上。几个月后,它不能公开活动了,但仍然坚持在工人中发展通讯员。从1929年4月到12月,它有通讯员62名,其中工厂53名,农村1名,学校8名。到1930年4月,增至76名,其中工厂61名,农村1名,学校13名,新闻记者2名。它给通讯员发过一个《采访须知》,这个材料长达4800多字,对于什么是新闻、本报需要什么新闻、采访需要做哪些准备、怎样采访突发事件、怎样记叙、怎样处理新闻材料等,作了详细的解释。《上海报》还在上海市的各区派有特派员,他们的任务是联系通讯员、帮助通讯员写稿和收集通讯员提供的稿件和材料。此外,工会和其他革命团体,还帮助《上海报》发展通讯员,并提供稿件。^[8]《红色中华》通过加强群众性通讯网建设,使通讯员从200多人增加到400多人。还聘有特约通讯员。红色中华社设有通讯部,负责联系通讯员。在报纸上开设《写给通讯员》、《通信生活》等专栏,指导业务,交流经验；还组织通讯员来报社进行通讯、校对、采编、编辑等实习,由报社提供膳宿纸笔书籍。《红星报》编辑部只有三五人,却拥有一支500多人的通讯员队伍,报上辟有《通讯员》专栏。^[9]

(四)尽力让普通工农群众看懂

除了创办一批专门以普通群众为对象的报刊外,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机关报刊也非常重视内容的通俗化。针对农村根据地文化落后,文盲众多的情况,《红色中华》、《工农日报》等把通俗化作为办报的一条指导方针,尽力做到工农群众能看能懂。各地还普遍组织读报小组,夜校识字班,部队、工厂、乡村俱乐部(列宁室)把读报作为一项经常性活动。^[10]

(五)多渠道发行保证群众及时看报

在不能公开发行的时候,《布尔塞维克》、《红旗周报》等曾用伪装封面的办法销售一部分,后来很多党报都建立了自己的发行网,秘密发行。1929年《上海报》在公开发行受到国民党政府打压之后,被迫转为秘密发行,建立自己的发行网,雇专人送报。同时,在各区设立代派处,以便及时送报。《上海报》自办发行网在报纸派送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据有关资料表明,以1929年12月为例,最高销量为3600份。其中:外埠650份；本市通过自己的发行网秘密发行950份,马路上公开或半公开(夹在其他报纸中)售出2000份。^[11]1930年5月10日,《红旗》第100期发表《党员对党报的责任》一文,提出党员必须担负起工农通讯员、发行工作、阅读党报三种责任,文章指出:“每个党员必须认真推销党报,尤其帮助建立全国全省发行交通网,是自己的一种天职。要使党报经过发行交通网的传递,达到支部中去,更推销到群众中去,不仅是负发行工作的责任,而且是每个党员的责任。”^[12]1931年中共中央成立出版部,领导报刊、书籍、小册子及其他宣传品的出版与发行工作。同年3月5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建立全国发行工作决议案》,《决议案》中“中央常委特别唤起各省委及一切地方党部的注意,必须立即成立发行部或发行员。自省委直到群众建立整个发行网。”^[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