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报业势力

第十五章　报业势力 ——从业者的利益

David Walker

本文是由一名在职记者为一次庆典所写。他是杰瑞米·腾斯图的朋友、合作伙伴，同时也是杰瑞米的崇拜者(Tunstall 1977：7；Tunstall和Walker l98l)。根据我的不完全记录，在他的研究生涯中——即使让受过高等教育的核算师用严格的最新标准来计算——杰瑞米·腾斯图已采访过数以百计的新闻工作者，涉及国内外电子媒体到印刷媒体等领域。他所著书籍如《工作中的记者》(1971)(Journalists At Work)和《电视制片人》(1993)(Television Producers)，书中指明了与媒介专家合作的详细原则，并讲述了如何在两个领域的工作者之间开始一场重要谈话。新闻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家有很多的相同点，也有很多值得互相学习的地方。如果说新闻学是一门人种学，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它的从业者应该促使研究者热衷于他们的工作、生活环境以及势力结构。

为什么新闻工作者需要用外在准则和参考标准来自我约束？支持的理由很充足，作为社会文化的生产者和传播者，他们最确切的责任来源于他们自愿表明对于社会(他们工作的主体和客体)担任的角色和呈现的价值(对于社会工作者，也可以如此类推，他们扮演的传播者角色，向他们旨在研究的社会表明了他们的责任和义务。学术工作的可见度和可听度日益降低，现已退到史无前例的情形，即期刊只有同行参与，评论、专论深奥晦涩，这都说明了学术工作责任退化的悲哀)。

我们有充分理由在此说，杰瑞米·腾斯图的著作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对制片人和编辑来说，这是本开卷有益的好书，而且他后面的分析使他们不单单是阅读此书，而是告诉他们关于他们自己的事。这本关于社会学、媒体研究或者同类学科的理论著作是当今新闻工作者未曾得见的；同时，现代学术研究领域面临的危机使得这两个领域距离更远。社会知识一旦被组合成一个整体(Crawford and Perry 1976：26)，将会变成一种地域瓜分或被称为一种新的媒介导向火炬和指南针(Haslam and Brymarl 1994：12)。

这种交叉文学作品，例如《英国新闻事业评论》(British Journalism Review)正努力争取着读者和扩大影响力。这在我工作过的新闻工作室是罕见的。我——这不是在自我检讨，只不过是举个例子——我也曾随大流，去写关于媒体研究的批判社论(Independent，1996)，新闻工作的自我评估体系已经得以建立——可能多少有点儿言过其实——但在涉及报业媒介部分或BBC的评估委员会的章节中，那些敏感的“自我反省”都受到了严格的控制。传统的“狗从不咬狗”原则(在周刊——《联合王国新闻学报》的告示篇用红色标题标识)仍被大家所奉行。如果还存在着一家报纸批判另一家报纸，通常也都是匿名的，只是标明出处，而不标明那些奉命行事的编辑和作者们的姓名(在我的经验看来，最通常的情形是尽少作评论)。大篇幅报纸中仿佛媒体版块的成功都表示是可喜可贺的。

“调查性新闻工作”的实践并没有涉及新闻工作者之间的关系，新闻工作者与政治家以及新闻机构拥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1998年夏天，Drapergate大篇幅尖锐地报道了说客和政客之间的可疑交易行为(Observer 5 Jaly 1998)，但是，在处理政客、特别顾问和企业部门问题时，新闻工作者的相关道德标准被轻描淡写地跳过去了。伴随着一个名叫“游说议员”的协会(在威斯敏斯特的报纸和其他媒体政治专家协会)的成立——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游说的讽刺意义也消失了(Cockerell，Hennessy and Walker 1984)。

新闻工作者和研究者之间缺乏关于他们行为事件的重要谈话，是因为随着新闻报道的工作规范和价值观的改变，它的本质也改变了(当然，随之改变的还有英国学术工作的规范和价值观)。然而，大多数负责传播交流传播的人几乎从不注意交流，至少没有遵循严格形式上的交流。他们当然不会有读者，也不会有对媒体作专业研究的对话者；他们已经变得跟学术研究者一样不会自我反省、自我批评。

这里我要提供一个看起来有些荒谬的调查资料——资料里说英国都市报纸的势力持续稳定甚至上升，而作为生产报纸的新闻工作者的权力却在下降。这种对不谐调的认知(不知如何表达)有助于解释报纸为何会如此狂热和激动，以及用来解释报道关于美国“无声的下降”的现象(Washburn and Thornton 1997)。但在英国，迄今为止，这种主题仅仅只是作为暗示和轶闻。顺便提一下，这也证实了戈尔丁(Golding)和埃利奥特(Elliot)的格言——“当生产新闻的个体发生变化时，新闻本身并不会有所改变。”(引自Curran and Seaton 1997：277)

下面我用简要的传记型文字，通过我的经历来说明一些问题。我于1973年加入《泰晤士高度教育增刊》［当时是汤姆森(Thomson)所有］，后来获得哈克尼斯奖学金前往美国从事研究，此后为《经济学家》工作了两年，1981年加入了由罗伯特·默多克掌管的《泰晤士报》。我们加入由当时的编辑哈罗德·埃文斯(Harold Evans)创建的一个运转不久的机构，这家机构由他的朋友伯纳德·多诺霍(Bernard Donoughue)管理，现在是由媒体巨头多诺霍爵士来管理。该机构被戏称为思想库——在一次招待会上，我和我的同事彼得·亨尼斯做完自我介绍后，新的所有者默多克的反应是：“我要为你这家伙的思考付费吗？”实际上，这只是“hit squad”的功能特点的写照。伯纳德·丹格休也站在领导者的位置，指出新闻报道中的漏洞，并组织记者去填补。政府机构一系列全篇幅的报道中，伯纳德采访了一些政府人员，他以前在政府部门为首相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和詹姆斯·卡拉汉(James Callaghan)效命的那几年里，曾经与在座接受采访的部分政府人员一起工作过。随着哈里·埃文斯的离开，这个“团队”也彻底瓦解(关于埃文斯被解雇是一个经典的传闻，参见Evans，1983)。我则幸免于难成了当地的一名政府记者和首席撰稿人，由编辑查尔斯·道格拉斯领导，在他1985年逝世后换为由查尔斯·威尔逊领导(查尔斯·威尔逊反对不平等，大约在11年后我成为《独立报》的首席撰稿人)。作为政府的一线通讯记者，我后来成为公共事务管理通讯记者，在彼得·亨尼西(Peter Hennessy)的提拔下，我又成为一名正式的专栏作家——“怀特霍尔摘要”专栏(Whitehall brief)。

1986年，《泰晤士报》搬迁至沃坪，我也在当年的夏天离开了这家报社，在《每日电讯》(Daily Telegraph)做临时的教育通讯记者。到了1987年1月，我加入由罗伯特·麦克斯韦在首都媒体市场做短期投资的《伦敦每日新闻》(London Daily News)担任首席撰稿人。当它破产时，我回到《泰晤士报》工作，直到被编辑西蒙·杰金解雇。西蒙是因为写了一篇关于批判报纸编辑形式改变的文章(Walker 1990：12)，而成为查尔斯·威尔逊(Charles Wilson)的接班人。之后，我也偶尔为该报的“公共事务管理”版块做编辑工作。1996年，我奇迹般地回到《泰晤士报》的特色版——“婚姻剧场”(marital drama)做兼职撰稿人。《泰晤士报》将《每日邮报》上的关于一个愤愤不平的前妻对前夫生活里的另一个女性的诽谤事件在它的报纸上再版。这并不是那种能建立报纸历史性名声的那类文章，也不是社会历史学家用来展示那些传统社论钟爱的典型记录(Grigg 1993)。似乎不同报纸和我的选择与被选择已经成了我生命中的某种原理，我像带着飞翔的翅膀一样从伦敦的一个地方飞到另一个角落。在与BBC签约担任第四套广播分析节目工作以及《都市生活》的通讯记者和自由作家后，我加入了《独立报》，作为首席撰稿人(在两年多内同时为三个不同的编辑和两个所有权政体工作)。到了1998年，我又转到《卫报》担任分析版块的编辑和首席撰稿人。这跳棋般的历史让我开始怀疑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生涯是不是本该如此矛盾曲折！但是，这段经历的确给我带来了大量亲身观察到的资料、数据，这为我本章的总结性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引出我的主要论点，我先介绍我所观察的下述现象。英国媒体的近代历史可以概括为对影响报纸的两类现象的沉思：电视和罗伯特·默多克。报纸的产物变成了电视报道的辩证(电视报道的种类已经扩展到纪录片、肥皂剧和社会生活、谈话节目中的讨论)，从一种媒介到另一种媒介的影响过程是非常复杂的，在英国，日益增长的小报上大篇幅的文化报道，引导出“人们在思考着什么”，以及对电视的反应等问题。当卡斯特罗诺沃(Castronovo)和特兰法格利亚(Tranfaglia)在谈到电视在思想引导上的成功时说：

大部分日报和杂志不仅关注电视名人和电视节目，而且效仿受众关系结构和电视广告形式，只要印刷版面和电视标题之间的结合和协同上有值得学习的方式，都会给与关注。(Castronovo and Tranfaglia 1994：V)

当然，这种影响是相互的。英国的传媒，不仅仅是BBC，都是建立在报业的基础上的。从我作为通讯记者的经验看来，只有一个故事已经在印刷版面上出现过，才可能被认为是有效的，否则它永远也上不了BBC的新闻平台。在政治报道上更是如此——电视和广播的言谈往往是受小报观点的提示和影响。电视明星的报道也会严格遵循报纸的反应。

默多克是另外一个关键因素，尤其是他1981年掌控《泰晤士报》以来。这种影响分为直接的和间接的——直接的方式来自于他出现在都市媒体上大篇幅的个人观点，间接的方式是人们争相效仿默多克在报业竞争中的管理决策。镜报报业集团(1998前拥有《独立报》的部分股权)首席执行官戴维·蒙哥马利(David Montgomery)的管理方式大多来自于他作为默多克雇员时学到的经验和他想成为报业大亨的野心。他在个人决策上有一点表现得非常残酷和不成熟，那就是用金钱上的慷慨来平息舆论。为什么一个优秀且精明的专栏作家要掩饰自己的经历，比如安德鲁·马尔(Andrew Marr)紧紧地掩盖住他在《独立报》蒙哥马利先生手下任编辑的经历；再比如托尼·赖利(Tony O´Reilly)的经历似乎与马尔先生有些联系，他们都一直分析着英国的文化和政治状况(另一个默多克的狂热克隆版)。对于同时代的历史学家来说(优秀的新闻工作者都应该朝这个目标奋斗)，为了达到目标，必须考虑通过《独立报》来将文学作品推广从而尽到传媒的义务(Garland 1990；Glover1994)，这不是为了自己个人的利益或自我辩白，而是为了公众，将互惠的理念融入到新闻工作的生产过程、新闻组织的价值和管理。像他的前任伊恩·哈德格雷夫(Ian Hardgrave)一样(现在他在加的夫港的威尔士大学担任教授)，马尔先生认为谨慎也是英勇的表现。但是沉默的选择留给受众的是对外界社会研究的孤陋寡闻、毫无所知，然而，通过努力也许能传递较完备的信息。

真正的责任是建立在自我学习的基础上，而知识的更新是建立于“求异”的原则上：试着将一个关于你的令人信服的故事告诉一个陌生的谈话者，这里就涉及到责任。假如说戴(Day)和克莱因(Klein)是对的，假设责任是执行者用来应付管理者的自我辩护话语(Day＆Klein 1987：5)，那么，那些天天玩这种伎俩，并不断地换新的借口来辩护的人，他的责任就有待于指责。而新闻工作者的自我辩护就非常罕见，因为他们的自传往往是采用自我恭维的方式(Jameson，1989)，而不是对社会制度的分析或揭露。由安德鲁·尼尔(Andrew Neill)提供的默多克的回忆录(Neill，1996)，就跳出了这个框架。这回忆录并不是在尼尔刚刚辞掉《星期日泰晤士报》的编辑职位后开始创作的，而是一直处于创作之中。了默多克的世界观如何渲染并塑造他的报纸；以及他对英国制度和人格、尤其是对他聘用的员工的轻蔑态度。揭露一个公司的小内幕，即它的所有者轻视他的员工，这听起来似乎是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陈词滥调，但是当这个小内幕是真实的、有证据的并引起了公众的舆论，情况就不那么简单了。

是什么文化鼓舞新闻工作者仍然为轻视他们的老板工作？是什么样的怨恨和心理畸形渗透到写作和编辑过程中？关于默多克影响伦敦传媒业的全部记载已经完成，而有关腾飞中的Sun最佳销量的显著提高的一些传闻并没被记录(Lamb 1989)。这样的记录当然也包括默多克卫星电视的待遇以及他的报纸对体育的偏好，包括《泰晤士报》价格政策的撞击效应，并且也谈到了默多克和连任的英国前首相以及默多克的编辑们之间的三角关系。如果都市新闻工作者存在着“职业危机”，那么，他们在文化激励上的集体损失，很大程度上归因于默多克政治和经济上的成功。反过来说，默多克的成功与他无意中栽培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和保守派人员也有很大关系，这也归因于他对报纸受众口味的洞察力(见Tunstall 1998：7)。

杰瑞米·腾斯图以一个学者的谨慎态度，暗示大部分新闻工作者都不愿意透露他们工作关系的全部故事(Tunstall 1996：422)，这种“紧闭嘴巴的英国式沉默”当然并不仅仅局限于新闻工作者。例如，学术界的职业行为是，只要涉及到给考生评分或要公开评论同事的工作程序时，他们的嘴就像一本合上了的书。这就是为什么社会学一直停滞不前不管切里·哈尔西(Chelly Halsey)怎么努力获得关注的原因(Halsey 1992：vi；1996：228)。但是新闻工作者的沉默更引人注目，因为默多克总将自己看成是一个民主政体，从而对一个国家的政治采取明显的手段，并反对在现任政府身上采用各种游说方式：这才是新闻工作者的核心所在，表面上迎合事实的挖掘和政治力量，暗地里联合外国当权者操纵民主政治。当然，默多克也不是可以免受媒体的批判。在《独立报》，我花了大量的笔墨来攻击他的权势和价格策略。但是由于我所在的组织缺乏诚实的品质，使得这个批判也最终失效。包括我在内，有多少《独立报》的新闻工作者在他们报纸上写过镜报报业集团对所有权造成的影响？英国都市报神经系统的透明化还有一段很漫长的路要走。

两种更深刻的相关调查迫在眉睫。资产阶级化并不会将卢顿汽车工作人员从他们的集体组织中分离出来(Goldthorpe，Lockwood，Bethhofer and Platt 1968)，但在媒体行业，物质的增长必然带来个体影响的上升趋势和集体影响的下降趋势。随着20世纪80年代印刷工会组织的解散，舰队街也随之疏散，从而成为一个影响广泛的事件。在中产阶级倡导并支持“经济现代化”的浪潮中，新闻工作者的个人合同和自我定位的意识也得到了加强(例如，“你不能抵抗市场”，收入的不平等是因为不同的私有企业引起，直接的课税应该降低等等)。报社的管理者在管理和控制方面的能力得到加强，中高级新闻工作者的报酬和奖金随之也上升了(尤其是与学术工作者相比)。用点儿含逸事趣闻性质的说法，据说高级新闻工作者都享有公司的股权，拥有公司的小汽车和第二屋，并且可以送他们的孩子到私立学校接受教育，前提是只要他们采取装腔作势的态度(这当然只是个假设)。20世纪80年代晚期，当私有化成为公共事务的一大事件时，我对《泰晤士报》的这种现象尤为关注。新闻工作者开始精确地计算他们从股权分红中得到的个人收入，就像很难降低他们写关于私有化的狂热程度一样(即使假设有罗伯特·默多克的偏好左右他们，他们的狂热程度也丝毫不会减)。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的成员数的递减，与雇佣关系不确定性的增加和露骨的独裁文化有一定的关系。

直到最近，我一直在一家不景气的报社工作(现在我能在《卫报》工作，真不知是不是命运的垂怜)。我应该关注普遍情况，但大多数都市新闻工作者的日常工作环境感觉越来越紧张，他们要做什么、应该怎么做都处于不断的审查和变更中，同时他们的工作地位也降低了。编辑们来来去去，部门经理整天琢磨着如何管理，员工的参与程度越来越小。这不仅仅在职员和资源之间的关系是这样。更为显著的是，即使在倡导自由主义的报社里，不仅编辑的话是最后的决定，而且编辑的奇思异想也根本不会引起争论(BBC在职员和管理者之间做了一个特殊的改变，至少在1992起约翰·佰特(John Birt)任局长期间，就有人检举他对一个合理的模块做内部重构；同时，随着编辑的独裁主义的日益上升，管理的特权也日渐增长，BBC仍然是一个典型的官僚机构，它的决策少有清晰的时候)。

我想让大家注意的是，最近改革的一个结果是产生越来越强的疏远感(alienation)，拒绝认同报社中的编辑计划。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疏远是指在某段时间心理状态的极度不明确的描述。此外，有一种惯例是将疏远引喻为文学创造力的发源地。这就是建议如果新闻工作者都认为自己并不隶属于特定的新闻机构，那么新闻业将变得更美好。在特定的思潮中(我认为这种思潮正在逐渐成长)，新闻工作者作为一个独立的精神和文化个体从报社中脱离出来，并且他们的行为可以越来越“不负责任”——他们对个人和机构肆无忌惮地进行评论，他们拒绝去分析这种公开的写作会给个体和集体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想知道的是，这种独立现象与他们对提高语法或精确性标准的狂热程度的相应关系是什么。“《泰唔士报》对语法准确、严密且精确英语语言标准的管理担负着特殊的责任(《泰晤士报》，1953：序)。”这段宣言包含着标准化和文化的意思。这就是说，《泰晤士报》熟知自己和社会的关系，并且自以为是地担任起规则制定者的角色。即使在今天也不能以任何理由来作出这样的主张，因为《泰晤士报》是那么规矩地向默多克妥协。但这也跟新闻工作者从智力和思想上丧失了对他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的指挥能力有关，因为作为“新闻全球化”中受轻视的职员，他们不再有能力来操纵千变万化的社会。

近年来，随着报刊独立编辑版块数量的持续增加，报刊的“内部模块化”也在持续增长。例如，1998年8月29日，《卫报》的“星期六版”包括了新闻独立版块、特色旅游、周六特别版、体育、娱乐跟踪、周末特别版，的简要概述(名为“The Editor”)。这种概述不能用传统的感觉来编辑，编辑的任务变成对限量页面(通常是一本书的首页)的关注。这是对传统的新闻工作自主版块头条的再次肯定，而撰稿人和编辑也正努力坚持着这些。但在我的经验看来，这样只会导致无约束、无归属感的滋长，而且会引起新闻工作者偏离报刊主流价值观的距离的拉大。结果只会是无条理性，不着边际，尤其是那些像《每日邮报》那样信奉强大政治路线的报刊，这种特征更为明显。报纸对于两性关系、家庭的神圣、娱乐圈中的不公正行为的看法，在涉及女性、年轻人的版块中不会给予支持。显然，在报刊规模、编辑的庇护或立场改变方面的内部竞争状况更不会被外泄。报业的管理从来都不是真正的科学管理。值得注意的是，与BBC的编辑指挥相比，报业管理是多么的“纯理论化”。稍微新颖一点儿的是，新闻工作者作为独立的个体从报社中脱离出来(这主要归因于他们雇佣合同的个性化)，但结果是导致编辑的“免责”文化的兴起。

“报纸的力量”在理论上可以表现在多维角度上，如政治、舆论、文化、消费，以及像保罗·莫斯利(Paul Mosley)(1984)所说的经济贸易政策上。但是或许像杰瑞米·腾斯图发现的一样，现在关于势力的事实例证几乎没有，因为像传媒策略等都是用秘密方式掌控着(1996：422)。时间能证明一切。彼得·亨尼西(Peter Hennessy)经常通过引用一系列20世纪40年代媒体从未报道的案例来揭露这些现象(Hennessy 1985)。理查德·科克特(Richard Cockett)则研究了苏伊士危机时期一家报纸的管理方式(1991：9)。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在这里说，任何对英国近代历史的叙述如果忽视了报纸对政治命运的影响，这种叙述必定是严重的随波逐流。毋庸置疑，媒体是强大的。换句话说报纸对公众政治言论议程、对政治谈话态度、对集体决策制定都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我的观点是：报纸的力量已经变得很强大，即使在它最脆弱的时候，或者在制度上丧失权威或自我检讨的情况下仍保持强大的劲头。坦率地说，如果在打破旧习的年代里，政权和职业都是可供竞争的，那新闻工作者为什么不能去争取呢？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96：25)带有轻蔑意义地呼吁新闻工作者要加强“思想完美化”，以免媒体变得像学校、医院、企业会议室或政府内阁一样成为批判性讨论的对象。这就是答案所在。不管对新闻工作者在众多职业中的地位在民意调查是怎样的结果，文化威望仍然依附在都市新闻工作者身上，尽管这种威望也是由他们对调查方式进行控制的产物。或许传媒研究工作吸引人的地方，部分就在于他们对从事新闻工作和公共关系和广告等同类工作的年轻人的感觉是无懈可击的——如他们被曝光在电视或报纸上的从业者的傲慢自大态度。

我的观点是这种可感知的自主权正在减小。新闻工作者个人在为公共报纸写作时自我决定力正在减弱。(且不管文献的大量剩余，哥伦比亚工作者的自由仅仅局限在他们各自的级别范围内。他们要表达的观点是可预测的。1998年，《泰晤士报》没有招募梅拉妮·菲利普斯(Melanie Phillips)为新成员去赞美教育职业。珍妮特·戴利(Janet Daley)知道她得以被聘用到《每日电讯》是跟她反动性的偏见有关。)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部分报业新闻工作者都是处于转折点，安德鲁·尼尔于1983年接管了《星期日泰晤士报》是因为抓住了新的体制(Neill，1996：49)。他让他管理的编辑们(也被认为是专栏先生)通过他们自己的评估研究工作提出一个理论上的预期。在信息技术的支持和辅助下，新闻业也逐渐商业化(尽管在复杂的系统中，利用计算机来加强管理依赖于管理者的智慧，但在报纸管理上的表现出的智慧相当匮乏)。

金钱关系变得越来越重要，对权力的忠诚度逐渐降低。当权力持续表现为以政治倾向为特征时，这尤为重要：如果新闻工作者能够持续自由地制作支票簿，那意味着什么，他们顺应流行思潮在个体政治优惠上增强能力？结果导致英国都市新闻工作的逐渐同一化，不仅是故事和观点相同，而且连处理方式和语言也相同。布迪厄声称新闻界在结构上将有同一化的趋势(1996：23)；在英国过去20多年来就已经出现这样的现象，部分原因是伦敦新闻业使得社会学发生了改变。这是一个喧闹的同一化过程。至少从爱德华(Edwardian)联合诺思克利夫(Northcliffe)做形式上改革开始，报纸就经常大呼小叫。但后来吵声不再那么高，态度也不再尖锐。小报惯常的做法持续不断的讥讽、评价热潮、自我反省——在大篇幅页面中已经变得相当引人注目。

还有两个相关的程序似乎正在操作中。随着新闻工作者对组织对自已都失去信心，只能用大声的呐喊来做补偿。这有点儿像“看看我”的新闻工作，背后隐藏着不断更换的职员故事。这也是对自我再次肯定的一次赌博，期望读者既被他们的行为鞭苔，又成为他们心理上获得肯定的一个源泉。信心的丧失与过去20多年里新闻业失去社会和文化的支撑点有一定的关系：或许跟他们的资产阶级化有关，与伦敦和其他英国地区文化差异的持续扩大有关，与政治格局的变化有关(可以概括为，首先是撒切尔主义，接着是布莱尔的获胜)，就这样，新闻工作者丧失了一切。

1997年，公众对王妃戴安娜遇难的反应让报纸大吃一惊。他们匆忙地捕捉大众的观点看法，没有任何管理控制，也没有事先制定的调查方式(《独立报》在其后一周内的状况更是如此)。尽管如此，同样也可不加渲染地说，国家报纸媒介误解了当时的政治情况(布莱尔于1997年掌权)：这不仅仅是媒体的右派倾向表现。集团化的出现并试图请教现有的和潜在的读者，在过去似乎可行，可现在已经不再是理所当然的关系置换了(即使做了，也不能阻止全国性的报纸降低发行量)。结果是都市新闻业孤零零地漂浮在海上，失去了希望和对受众的理解。甚至在《每日邮报》情况也是这样，虽然在1998年，该报在没有使用价格手段的情况下提高了它的发行量。

将它说成是“职业危机”是不是太夸大其辞了？是的，因为国家性报刊的新闻工作者并没有构建一个控制从业人员进入的职业规范，也没有维持管理规范的原则。但有些事显然是错误的——具体表现出上述品质的不断粗化，并且放弃了智力和文化的标准。他们甚至不再哪怕是假装了解读者(这点在大篇幅报道中也被接受)。关于加强语言用词的标准或者专业行为的权威观点表明了它的不合时宜：在商业化和报业组织中编辑权力的双重压榨下，新闻工作者似乎渴望无政府状态的出现(报复性的)。他们利用他们的权力、报纸的力量，傲慢地、毫不留情地到处挥舞。根据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可以用一个儿童的行为做类比：在家里受压抑，而到外面胡作非为(新闻工作者的性格中也保留着幼稚的成分，但不同于天真)。但这个类比还是不成立，因为这个胡作非为的“孩子”是能分辨对和错的。在英国现代报业的“职业危机”中，管理规范一直处于衰落状态，关于过去30多年来像杰瑞米·腾斯图这样的新闻专业研究者倡导的有助于建立自我意识的“伦理”讨论，已长期被拒之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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