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与研究现状

1　文献探讨:理论、方法与研究现状

面对国内不断涌现的社会冲突和集体性抗争事件，中国研究者从20世纪90年代始即开展了一些基础性研究。在理论框架上，这类研究绝大部分借鉴了西方社会运动理论，但又避免将此类事件或过程称为“社会运动”，而是使用“集体行动”作为研究当前中国冲突性事件的一个统摄性概念(王国勤，2007)。“社会运动”与“集体行动”两个概念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中国目前多数集体行动和西方社会运动那种组织化、连续化、制度化的特征并不相符，但是在政治社会学中，“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以至“革命”是同一个连续谱系上的概念(赵鼎新，2006)，它们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还存在着相互转化的可能以及其他各种紧密的关联。故西方成熟的社会运动理论对研究我国集体行动和社会冲突现象有相当大的借鉴和启示作用。有学者批判中国研究者避免使用“社会运动”的概念，并非完全出于学理原因，而是出于“政治敏感”，将“社会运动”一词等同于“社会动乱”或“大民主”，赋予一种反结构的含义，认为社会运动、社会冲突必定有害于社会和谐和政治稳定(汪晖，许燕，2003;赵鼎新，2005)，回避或看不到社会冲突对于社会发展的正面功能。这种现象反映了政治意识形态对学术的侵扰。

对于中国研究者而言，西方社会运动理论和中国本土的集体行动现象是一个“概念/范式问题”和“经验问题”的关系。范式对经验既可能仍具有一定解释力、概括力，经验亦可能修正、扩展范式。中国学者一方面学习和借鉴诸如“政治机会”、“动员结构”、“政治过程”等这类西方理论概念，另一方面致力于中国经验案例的展示和类型学框架的建构。比如刘能(2008)总结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集体行动的特征和类型，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是释放改革开放初期所带来的结构性压力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群体性集体行动，成了传统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包括大学生、知识分子和离退休“老革命”)表达地位挫折感的主要方式之一。90年代中后期，由于经济改革造成的贫富分化明显加剧，加上所有制体系的重构和社会福利体系的市场化，新的社会弱势群体的加速生成，下岗工人和抗税农民成为这一时期群体性抗争的主导力量。到了2005年以后，社会怨恨生产的主导诱因，随着社会福利供给形势的好转，已经逐渐由弱势群体的“道义经济学”意识形态(a mentality or an ideology ofmoral economy)，转变为威胁健康和生命安全的环境风险、不利的经济契约关系(如业主维权、反拆迁/反征地、劳资纠纷、医疗纠纷等)和针对权势者的泛化的社会怨恨。在这些不断生成、变化、发展的现象类型中，中国研究者已对“工农维权”集体行动的研究卓有成绩，涌现出一批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如于建嵘、郭于华关于农民抗争行动的研究，应星关于移民上访行动的研究，佟新关于国有企业工人反兼并行动的研究等。在这些经验研究的基础上，中国研究者坚持从中国的现实出发来构建一些概念或解释框架，如“依法抗争或以法抗争”、“压迫性反应”、“安全性困境”、“问题化技术”、“隐形组织化”、“沉默的共谋”、“草根动员”等(于建嵘，2000，2004，2006;应星、晋军，2000;郭于华，2002;佟新，2006;翁定军，2005;应星，2002，2007)。这些研究凸显了中国集体行动的一些基本特征，而且也开始同西方社会运动理论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对话。

但是，国内学术界普遍较忽视社会运动理论中的“话语”或“框架建构”问题。在西方，该问题被视为社会运动理论的重要视角和基础研究议题，内容包括社会运动的意识形态、参与者的认同、口号或话语策略、行动中的突生规范(emergent norm)以及塑造运动话语的文化等。实际上，在中国，话语策略特别是合法性框架建构策略对研究集体行动问题非常关键，社会学者应星曾指出，与西方社会运动不同，中国群体利益表达行动的主要问题不在资源动员上，而在合法性上(应星，2007)。但国内文献对该议题的研究仍然比较单一，主要是集中在对集体行动的“口号或话语策略”的研究，比如应星对移民上访过程产生的“汇报的政治学”和“明与暗的民间传说”话语类型的研究(应星，2002)。陈映芳关于“顺民、刁民”的话语研究，她提出基层政府“围绕着利益表达问题，存在着一种将贫困群体‘刁民/暴民’化的机制”(陈映芳，2004)。总体来说，这些研究还主要停留在对社会现象的概括阶段，需要拓宽和深入。

大众传媒对社会冲突性议题报道的研究一直是西方社会运动学者以及传媒研究者的重要议题。社会运动或社会冲突性事件是社会公共性事件，必然会受到公共舆论的影响和塑造，一个运动或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是一个社会意识形态重新调整和整合的过程，是一个公共话语的形成过程。特别是在现代“媒体化社会”中，公共话语、公众舆论的形成与大众媒介的建构密切相关，“一个没有被报道的社会运动就如同一个没有发生过的事件”(Gamson＆Modigliani，1989)。媒体报道是社会运动组织者传播思想及主张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渠道，是社会运动动员大众和寻求同盟的有力武器，是取得社会同情和从舆论上击败对手的法宝(赵鼎新，2006;林芬、赵鼎新，2008)。作为反映和再现社会现实的中介机制，作为“历史草稿的书写者”，大众媒介是否报道以及报道方式如何直接影响公众对社会冲突性事件的认知、认同以及接受程度，大众传媒对社会冲突性议题所采用的话语方式、价值框架也可直接影响事件的合法性界定和意义建构。因此，西方的社会运动组织十分重视获取媒体的报道，哪怕是负面的报道。为此，运动发起者和组织者往往发展出形形色色的话语、行动和媒体策略，力图吸引主流媒介的关注，以获得媒介近用机会。这些策略包括将信念概化、符号化、拟定标语和口号、表演行为艺术、制造戏剧性事件、在内部成员中进行分工合作，不断调整论述策略等，以迎合媒介工作常规，吸引媒介报道并左右媒体框架等。

相当多的研究文献已经指出，西方主流媒体对于其国内的社会运动以及社会冲突性事件的报道立场相当保守。特别是在英美等国，集体行动、社会运动的发生是常规政治现象，这种社会抗议方式已经被纳入制度化框架，被称为“对抗性政治”，有人由此称这些西方国家为“社会运动社会”。民众和媒体对待社会运动、社会冲突在某种程度上已“安之若素”，一些记者和编辑也声言“已经厌倦社会运动”(Gitlin，1980)，除非社会运动组织者或参与者不断创造更加具有冲击力的非常规手段，或在运动过程中发生更加戏剧性、震撼性的事件，否则主流媒体很难关注社会运动，更谈不上对社会运动的动机、背景和目标诉求进行全面客观公正的报道。吉特林等人借助葛兰西的“霸权”概念，对西方媒体普遍采取的这种保守性态度的思想基础做出了更深入的解释，指出西方主流媒体与资本主义、自由主义与民主政治在西方世俗意识形态上的霸权性地位保持着高度一致，是为意识形态霸权制造共识的重要机制(Gramsci，1971;Gitlin，1980;Herman＆Chomsky，1988)，因此在面对反对现有体制或有较大改革诉求的社会运动时，西方媒体都倾向于视而不见，不予报道。当不得不报道这些社会运动时，西方媒体则倾向于琐碎化、妖魔化这些社会运动，或有意无意地对该运动的目标和规模加以歪曲，并着重渲染运动中所出现的一些为主流价值所不能接受的口号、行为或暴力冲突(Gitlin，1980;Molotch，1979;哈罗伦等，1970)。吉特林关于美国主流媒介如何报道20世纪60年代学生民权运动、反战运动的著名研究以及英国学者默多克等人对1968年伦敦万人反战大游行与媒介报道的研究都充分证实了这个论断。除了这种“霸权”解释模式外，一些学者还从西方传媒运作机制上找原因，认为西方媒体，特别是美国媒体的完全市场化运行机制直接导致了媒体的保守型倾向。而且，西方新闻工作者所谓的客观、中立的新闻价值观，避免政治立场、推崇无背景、无解释的硬新闻的专业主义职业伦理和依赖官方消息源、嗜好突发事件和暴力冲突的新闻工作常规也是导致主流媒体忽略事件的全景过程及社会意义而扭曲社会运动的原因(McChensey，1997;Tuchman，1978;Gans，1979; Schudson，2002)。

基于对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的研究和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学术界也逐步展开了对中国大众媒介与相关议题的研究。海外学者赵鼎新、林芬等采用话语比较的视角，对中西方主流媒介报道差异进行分析，发现中国媒体通常在社会运动的初期就会努力试图冲破种种阻碍对社会运动作出支持与正面报道，媒体甚至会积极介入社会运动，以社会运动相近的形式集中报道一些社会问题以对现状作出冲击。因而断言“中国大众媒体与社会运动、集体行动的关系比西方更为激进”，他们解释说，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缺乏一种霸权意识形态，中国记者对揭露社会黑暗问题有着更大的热情，更愿意从体制与社会结构中寻找社会矛盾的根源，并且更有激情为他们所向往的社会价值和制度安排的实现作出努力(林芬、赵鼎新，2008)。这是学术界关于中国传媒与社会运动、社会冲突研究的初步探索。有研究者从更微观、更贴近传播实践的角度去考察中国大众传媒对社会运动和社会冲突议题的报道逻辑、机制与过程。曾繁旭通过对两个个案:“金光集团云南毁林”和“圆明园铺设防渗膜”议题的研究，详细地展现了在中国内地语境当中，作为社会运动组织者的NGO的媒体策略应用过程及相关的媒体表现。该研究说明在转型中国中，权力结构及媒体管制都不是完全的铁板一块，而是为NGO的议题建构留存了一些可能把握的空间。这一发现也说明了中国媒介与社会运动的关系状况既不完全是有人认定的那样分散自由，也不像另一些人理解的那样完全失去了对于社会运动的关注，而是在不同的议题中，有不同表现(曾繁旭，2009)。李艳红通过对1999—2003年一系列中国内地“收容遣送”事件的媒介内容分析和访谈研究，指出这场导致旧有的“收容遣送管理办法”法规被废止的社会运动的成功，是社会弱势群体、专家学者、大众媒介与国家内部互动作用的结果。该研究也再一次展示了在中国媒介喉舌化的整体当中，一部分市场倾向的传媒和专业主义文化立场的传媒如何实践“边缘突破”和“局部拓展”的非常规策略(潘忠党，1997;陆晔，潘忠党，2002)，抗衡利益主体障碍和意识形态冲突，突破官方消息源的标准模式，和民间/社会消息来源，特别是和体制内外知识精英消息来源进行互动，共同构建了这场社会运动的合法性话语框架，并最终改写了公共政策导向(李艳红，2006)。这两个研究案例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当前中国大众传媒对社会冲突议题和集体行动的框架和互动机制。

国内外学者研究大众传媒如何建构社会冲突，所采行的研究路径多种多样，其中框架分析是一种被广泛认同且行之有效的方法。框架研究可溯自心理学及社会学，认知心理学者视框架为记忆中之认知结构或基模(schema)，是人们据以了解、诠释和判断外界事物的心智代表(Kahneman＆Tversky，1984)。社会学家戈夫曼则主要从社会互动层面强调框架协助人们分类、组织及解释外界信息的功能，而框架分析就是考察人们如何遵循话语或叙事建构的某些具体规则展开交往行动，实现在具体行动场景下对情景的共同定义(Goffman，1974)。贝特森从社会传播的角度出发，认为“框架”是元传播层面的资讯，是传者提供给受者应当如何理解符号的诠释规则，正是由于框架所提供的这种传-受共享前提，社会传播才成为可能(Batesen，1955)。新闻传播学者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借此思考并链接媒介与公共生活的基本特征，发展出不同层面的新闻框架研究范畴。比如关于媒介框架与消息来源的研究;关于媒体报道内容的框架分析，以及关于媒介框架对受众认知的影响，即框架效应研究等。由于框架的形成除牵涉不同主体间的互动，也包含主体对此过程的信息解读与处理，框架过程必然牵涉信息和材料的选择、强调或重组(臧国仁，1999)，而经选取排列的素材则可建构问题的焦点、原因、评价和解决方式(Entman，1993)。但是，在此过程中必然有信息被排除或忽略，不在框架涵盖范畴内，所以框架虽然对社会传播过程至关重要，但也有其局限性，有时框架还隐含着反面意涵。比如有研究证明台湾媒体在建构医疗纠纷和医患形象时，采取凸显冲突、强调悲情的框架，反而模糊了医疗纠纷议题争议的核心，使原本可能成为弱势群体寻求社会公正之途径的媒体，再制了医患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对社会整体产生负面影响(邱玉婵，2002)。

在框架分析的具体研究过程中，话语分析方法通常占有突出位置。潘忠党(2006)更将新闻框架分析总结为话语(新闻文本作为再现的体系)、话语的建构(框架建构的行动及过程)，以及话语的接收(框架效果及其心理机制)三大研究范畴。框架往往沉淀于文本的话语结构之中，因而对新闻文本的分析是框架研究的一个核心内容(Pan＆Kosicki，1993)，也是一个最易采行的研究路径。故许多研究者用话语分析方法，搜寻、抽取、辨识和总结新闻文本中的各种“框架”。在中文文献中，新闻文本对社会的“再现”框架是研究最多的问题。比如台湾地区和中国内地的学者皆以“再现的政治”为主题，分别研究国内外媒体对于“他者”的负面报道策略(倪炎元，2001;黄敏，2008)。翁秀琪(1999)等人研究新闻文本如何再现超经验事件;陆晔(1998)研究香港中文报纸采取何种框架再现中国内地事务等都是典型的新闻文本框架研究。但是，就目前的研究文献看，这一领域的研究仍然很不完善。有学者指出，许多新闻文本研究往往只限于简单地描述话语，而不考虑所分析的是什么行动者在什么场景形成的话语。因而需要提醒研究者不应把文本作为孤立、封闭的系统来考察，而应在社会行动和社会关系的开放场景中来考察文本(潘忠党，2006;黄旦，2005)。其理论前提是既不假设意义已被客体化于文本之中，也不否认文本对人们的认知和行动的框架力量，而且应考察文本中不同言说者的诉求和立场。美国传播学者甘姆森等人所展开的话语分析正是包括了对不同社会群体、行动者的区分，探寻文本中记载的不同言说者的表达实践和框架之争，考察他们之间的“对话”、冲突、争斗或结盟，充分体现出框架理论的语言学和社会建构主义取向，因而被学界广泛认同。通过一系列的框架研究，甘姆森等人发展出一套所谓“话语包”(discoursive package)的文本分析方法，具体包括框架解构、显意手法和处理对策，如隐喻、范例、描绘、流行语汇等符号表达手法，以及揭示根源、后果、原则、对策等逻辑推理手法(gamson＆Modigiliani，1989;转引自潘忠党，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