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媒介消费病灶与消费障碍

第五节　电视媒介消费病灶与消费障碍

作为电视媒介消费者,面临电视的“双刃剑”往往难以自处。这是从电视开始就有的自身矛盾。

强制性

我们看到,电视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是人们的家庭成员之一。它在消解人们的倦怠、激励人们的热情的同时,男女老少毫无知觉地接受了它的控制和强制。

电视从一开始,便以自己特有的电视范式控制人们。电视有其天然的物理范式,电视屏幕的形状和尺寸以及音量和频道控制,不管人们想看什么和听什么,这些设备及其内在逻辑是必然会遇到的。“结果是,一种媒介的技术特征会溢出自身而进入某个特别的媒介的限制和要求之中,包括生产逻辑和目标逻辑的范式。”^[15]在这里,我们看到,电视的物理特征便天然地倾向于戏剧性的视觉场景,即那些冲突、动作和情感反映。也就是说,是画面支配了、决定了电视新闻,并由此创造了自己的“电视现实”。

美国专栏作家格拉德威尔指出,电视的危害在于它能让人上瘾,儿童甚至成年人都会像僵尸一样一动不动地盯着电视屏幕。根据这个特点,电视之所以能控制住大家的注意力,是因为它展示给人们的形式特色,即暴力、强光、奇特的声音、快速的剪辑、画面的快速放大、夸张的动作以及其他所有与商业电视相差的形式。也就是说,我们不必看懂画面上的内容或吸收画面上的信息,也一样会继续观看下去。^[16]

电视的代码结构在控制着人们。正如同美国传播学家菲斯克所说,电视所使用的主要代码,形成了电视文本复杂而严密的结构。搬上电视屏幕的事件已由社会代码进行加密,可以分为三级代码。一级代码为“现实”,即外表、服装、化妆、环境、行为、言语、姿势、表情、声音等等。再通过技术代码进行电子编码,艺术表现即是常规表现代码,即二级代码,从摄像、照明、编剧、音乐、音响效果到叙事、冲突、人物、动作、对白、场景、角色选配等等。最后达到意识形态,即三级代码,在它们连贯起来后形成个人主义、男权制度、种族、阶级、唯物主义、资本主义等等。^[17]由此电视的三级代码会悄然地进入了我们的感觉、感受之中,强制消费者不自觉的产生偏向。

电视在时间上控制我们。电视在时间上有不容选择性。你不能从游览目录中随意选择你的消费时间,消费时段是固定的。电视台的整点新闻,你只能在固定的时间去看。

那么,电视实际的控制影响到底有多大呢？我们很难得出准确的结论。早在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学术研究关于电视影响就转变为,从具有直接影响转变到具有间接影响,而且间接影响的力度也不及诸如个人影响之类的因素大。因为“观众不是可供媒体书写信息的空白纸；观众事先已具有看法和信仰,这些看法和信仰将决定媒体信息的效力。此外,其他干扰性的可变因素会在观众与信息之间起调和作用。”^[18]

美国在1994年开展的“关电视机运动”,就是对电视这一权力工具的反抗。电视消费者认识到,电视在某种程度上有害于人们的身心、疏离了人际关系、使人们的精神退缩,“所有电视都是被动、让人久坐不起的。大多数人会一出接一出地看下去,而不是只看一个节目就罢手的。关机运动就是不要参加者再去判断什么是好节目,什么是坏节目,而是要使人集中心力去发现、去参与、去动手。”这一在每年4月举行的为期一周的“关掉电视,开启生活”活动,目的在于让人们体会看电视以外的活动的好处。据统计,已有了101种电视外活动替代看电视,比如看家庭相簿,回想一下家族史；听收音机；参观动物园；写信给朋友或亲戚；学习烹饪、植花莳草、园艺；开始写日记；想一则故事写下来等等。从这些活动中我们看到,电视消费者力图从电视的全天候控制中摆脱出来,让人们意识到自己从电视消费中失去了许多应该属于自己的生活。^[19]

多义性

多义性既是电视的困境、也是电视的出路之一。一方面,它使消费者时常困惑于其中的模糊语义和多棱镜式图像之中,很少有明确而统一的答案。另一方面,正是电视的多义性或者意义的潜在可能性,提供了消费者自由消费的可能。

“节目是由电视业生产的,而文本是由解读者生产的。”“节目一旦被解读,就成了文本,也就是说,当节目与任何一个观众发生互动的时候,就会刺激意义/快乐的产生。由于观众的社会情况不同,一个节目会产生许多不同的文本。”在这里,其他的文本也对解读产生作用。“电视文本除了多义性之外,还具有渗漏的边界线,观众不仅用自己的物质社会来影响它,而且用自己对被它渗透的其他文本的文化体验来影响它。”^[20]

遮蔽性

电视中的信息是经过无数次的筛选、加工、组合而成的。它是摄像师选择视角的结果,是各类“把关人”选择角度的结果。种种环境决定了消费者能够知道什么、不能知道什么以及知道的量的多少。于是那些可以在电视中“看见的”就是“真相”、“真实”,在电视中“看不见的”,就是“不真实的”甚至是不存在的。正如美国电视新闻杂志《60分钟》主持人莫利·塞弗所说的:所有的报道中,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和深度并没有提升。美国的很多媒体成为政府的扩音器,实时的报道一个负面的结果就是,很多信息变成了假信息,很多情报变成了假情报。^[21]

盲目性

电视消费中所造成的盲目性,主要表现在对影视人物的偶像崇拜,表现在对电视节目中的色情现象的热衷和对暴力现象的漠视。

从某种角度看,偶像崇拜是人类心理的普遍现象。人们有各种各样的偶像崇拜对象。然而自从现代媒介产生以后,特别是电视对娱乐明星的制造和追捧,造成了青少年对影视明星近乎盲目的崇拜。

据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的对京沪穗津等地大中学生的调查,有70%的中学生承认特别喜欢或崇拜某个明星,所崇拜的偶像中,99%以上的是影视界和体育界的“大腕”明星,有10%的人对某个明星崇拜得无以自拔。客观地说,偶像崇拜是青少年心理日趋成熟并取代父母地位、实现情感自治、扩大社交圈的一种选择。电视的责任在于引导,向适度多样化发展,而不是引向迷信、类似于个人崇拜。做一时的“粉丝”(FANS,歌迷、追星者)尚可,天天做“粉丝”有可能被时间的“大锅”烤焦。

歪曲性

在人们的消费中,电视往往会在一些人中培养一种对世界的歪曲认识。主要有两种表现。

一种是过高地估计社会善的一面,或者过高地估计社会恶的一面。在美国新泽西州的一次学生调查中,在回答一周内有多少人被卷入暴力时,看电视较多的人中有73%选择了电视里的说法,而与之相比,看电视较少的人中只有62%选择了电视里的说法。那些看电视较多的年轻人更害怕在城市里夜晚独行,他们过高估计了社会中严重犯罪的人数。^[22]

另一方面,是容易形成对事物和人的刻板认识。在美国的电视中,人们一想到黑人,最容易把他们同暴力联系起来；一想到拉美,就想到了革命与毒品；一想到非洲,就想到了干旱与饥饿。这是电视长期以来议程设置的结果。

娱乐性

电视是不同于文字媒介的电子媒介,它的最大优势在于娱乐性,同时也是它的最大病症。用美国媒介学者波兹曼的分析,电视本身就是一种娱乐形式。问题不在于电视为我们展示具有娱乐性的内容,而在于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娱乐是电视上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不管是什么内容,也不管采取什么视角,电视上的一切都是为了给我们提供娱乐。正因为这样,所以即使是报道悲剧和残暴行径的新闻节目,在节目结束之前,播音员也会对观众说‘明天同一时间再见’”。^[23]

阻滞性

电视媒介消费中,存在着明显的障碍与阻滞。主要是指在电视生产、传播过程中,形成了消费者无法消费的电视内容、以及电视消费时空的障碍。

目前在我国只有按行业、产业划分的频道,像科教、法制、经济等频道,并没有细分出更多消费者需求的频道。

在边远地区,收视信号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面农村虽然有高达95.2%的电视覆盖率,却没有一个农村频道让农民们收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