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泛娱乐主义

今日传媒：走向泛娱乐主义
——江晓原教授访谈录

受访者简介：

江晓原，1955年生于上海。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科学史系主任，人文学院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上海性教育协会副会长，“科学·历史·文化”网站主持人。198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天文系天体物理专业，后投身于科学史研究，1988年在中国科学院获科学史博士，1994年破格晋升为教授。科学史研究之外又涉足性学史研究，是“文革”后国内最早发表房中术研究成果的学者。1999年调入上海交通大学，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近年在科学史研究之外，颇致力于科学文化和科学传播方面的研究。已在海内外出版专著、译著、文集等约30种，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还撰写了大量随笔、书评和杂文，并在京沪多家报刊开设有个人专栏。

采访时间：2004年10月21日

采访地点：上海

采访人：陈泉

传媒接触情况

记：首先想请问您，在报纸、广播、电视、网络中间，您平时接触比较多的是哪个部分呢？

江：我平时看十几种报纸，都是报社给我订好的，我比较喜欢看的是《南方周末》、《21世纪经济报道》。上海的几家报纸里面，《文汇报》我觉得要好一点。杂志也看得比较多，像广州的《新周刊》、北京的《三联生活周刊》、《新闻周刊》、上海的《新民周刊》。还有很多和我的专业相关的杂志以及《万象》这类文化性的杂志，还包括科幻杂志。

记：我发现您好像没有提到电视。

江：我很少看电视，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觉得电视里面没有什么特别好看的内容，现在还有一个技术问题，可能很多人忽视了这一点，我对视频的质量非常敏感，当我看惯了DVD以后，电视节目的视频质量我就觉得很难看。

记：现在上海正在搞数字电视，像您这样对电视节目图像质量要求很高的人，会愿意购买数字电视服务吗？

江：图像的问题还只是技术问题，主要还是内容不吸引人。即使高清电视普及了，它的内容还是没有什么看头。事实上，我觉得电视对我的生活来说不是必要的，而且一个更好笑的现象是，最近这些年我自己越来越多地在电视上做节目，但是我自己却变得不看电视。以前我不到电视上做节目的时候，我还看一点电视。

记：网络似乎是您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江：网络是很重要的。我自己主持着一个网站。我当然也用网络跟朋友们进行工作联系，我的所有稿件都是靠这个发出去的。但是我不依赖网络获得新闻，我不大去看新浪网之类的。

记：网络对您来说，更多的是一种联络用的工具。

江：或者是查东西用的，有的时候需要在上面查个什么东西。

记：网络刚出现的时候，大家认为它会成为一个平台，综合报纸、电视的内容。

江：事实上网络不可能起到这个作用。现在网络还不可能完全替代报纸、电视。从网络普及的时候，很多人就认为纸媒要被替代了，就像电视大行其道的时候人们也这样担忧过。事实上有了电视，纸媒没有被替代，有了网络这么多年，纸媒也没有被替代，它们各自都活得挺好。

传媒的娱乐化

记：现在似乎有一个趋势，就是那种观点非常鲜明的报道会受到读者的欢迎，他们觉得读起来非常过瘾，但是它所提供的信息可能是不完整甚至片面的。

江：这是因为他们是带着娱乐的动机去读的。新闻有娱乐功能的时候，它才吸引人。因为新闻那么多，我们有什么必要去关心每一条新闻呢？比方说布什和克里的辩论，大家就看他们两个斗着玩，觉得很愉快，跟我们毫无关系。实际上不管谁上台，他也不可能影响我们的生活。包括我们国内的很多事情、很多新闻，其实它也是有娱乐性质的。

记：现在的媒体就是有泛娱乐化的倾向，什么东西都可以往娱乐的方向做，包括科学报道。

江：是这样的，因为科学的内容并不是样样都有趣的，只是一部分有趣，这个有趣的部分人们会比较关心。说到底，现在的各种新闻中，人们要从中找到对他的生活、工作有帮助的是极少的。人们看新闻，并不是为了改善自己的工作或者生活。从前政治情结浓厚，说要关心国家大事，一个人是否关心国家大事是你是否进步的指标，但是现在并没有这个指标，而且绝大部分在新闻中间看见的国家大事，也不会影响到你的生活。

我们为什么要看新闻，就是为了图解闷、图娱乐，这就是新闻要泛娱乐化的原因。因为现代社会的生活使得人们越来越不需要关心国家大事。社会新闻便提供娱乐，比如明星又闹绯闻了，街上出了凶杀案。凶杀案为什么要报道，它也是娱乐啊，这和看警匪片、恐怖片不是一样的吗？它讲一个破案的故事给你听，给你看。现在看《案件聚焦》、《今日说法》其实也是娱乐。

记：那您认为这是一个好的表现吗？

江：我不知道。你们学新闻的人可能有一个自己职业的价值标准，也许你们会觉得这是不好的。

记：我其实并不反对娱乐化，但是这种泛娱乐化可能还是存在问题的。我不知道从您的角度看会怎么样？

江：我看不出有什么问题。我觉得老百姓想要在这个地方寻找娱乐，你不提供给他，别人也会提供，那他就不看你的频道，他换一个频道看。

我给你讲一个经历。我参与夏商周断代工程，负责“武王伐纣”的专题，新华社专门发过全球通稿，属于比较有影响的东西。断代工程办公室的一位负责人有一次告诉我：“我专门召集了一个新闻发布会，把我们工程中认为很重要的东西告诉媒体，比如某一块甲骨的释读有了突破，这对工程非常关键，我们开这样的新闻发布会，把在京的各大媒体都找来。我跟他们讲完了，他们回去连个豆腐干大的东西都不发。为什么新华社就会给你的‘武王伐纣’发全球通稿，那么多报纸都要转载，你凭什么对媒体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当时我也不能给她满意的答复。我后来就想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从娱乐这个角度我才想明白。因为工程办公室介绍的东西是没有娱乐价值的，老百姓干嘛要关心一块甲骨上释读的东西有突破？这个东西反正我也不懂，你释读出来告诉我们商代的某个王的在位年限，这个有什么重要呢？对读者没有意义。但是“武王伐纣”他为什么感兴趣呢？因为“武王伐纣”这个课题有娱乐功能。首先，当年几十集的电视连续剧《封神榜》已经培养好了受众，看过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情，现在他们听说有人将“武王伐纣”的准确年份算出来了，他起码觉得这件事情他能懂，起码知道有这件事情。另外，受过一点教育的人也会知道一点“武王伐纣”的事情，但他不可能知道甲骨文里面的日期之类极其琐碎的事情。前者有娱乐功能，而后者没有。结果媒体就会对此进行筛选，媒体把有娱乐功能的东西放进去。它不会赤裸裸地讲，而是把这个新闻说成更重要，更有影响，群众会更关注等等，用这种正面的语言来表达，而那种无趣的东西，群众不会来关注，把它放在版面上，群众就不会来看了。

传媒与科学传播

记：您讲的例子也反映出一个问题，就是在媒体这样做的时候，科学界其实是很不能理解媒体这样的做法的。

江：通常我能理解，但是他们不能理解。很多科学家在跟媒体打交道的时候，还抱着以往的观念，认为媒体为什么要报道我的这个东西，是因为我工作好，要报道我的好人好事，或者是因为我做了重要成果，为国争光。这是一种非常幼稚的想法，其实在今天媒体根本不会因为这个来报道，除非中央指定某某科学家的事情要报道一下，这是一个任务。科学家本身如果不能提供有娱乐价值的东西，或者公众感兴趣的东西，媒体不会自己整天盯着报道。今天的媒体虽然仍负有宣传的义务，但是今天它要自己谋生，它就得到市场上去，就得迎合公众。

我是很早就对此看得比较明白的。我认为我跟媒体打交道的时候，是一个互相帮助，甚至互相利用的过程。媒体希望在你这里找到资源，更难听一点，他希望在你这里找到一点料，这些料对他的版面来说是需要的，并且是有益的。对我来说，我也不会对媒体的任何要求都来者不拒，我需要的是我的理念能够通过媒体正确地传播出去。作为一个学者的立场来说，这是对的，学者本来有义务让自己的理念传播得更广，如果你只写专业文章，登在专业杂志上，没有几个人看，你的理念就不能广泛传播。另外，你也有义务为公众提供一些，比方说，他们没有注意到的事情，但是你注意到了，你也应该说。

比方说报纸上登彩票要如何投注，这绝对是骗人的，根本违背科学常识。有一阵子连比较正规的报纸都开始有了这种内容。我当时在《南方周末》、《文汇报》等京沪的好多媒体上，都明确地讲过这是伪科学的，因为它完全违背了概率论当中的基本原则。后来这些报纸都没有再登这些东西，当然这不能都说成是我的文章的作用，但是起码起过作用。

记：那您觉得媒体最初为什么会登这些东西呢？就是因为读者要看？

江：对，这些东西读者要看，但是读者受骗了。我为什么对此比较义愤呢？因为报纸上把买彩票说成是投资行为，说这里面有规律可循。这是一个错误的事情，是在欺骗公众。我想通过这个例子说明，学者在和媒体打交道的时候，也应该尽可能承担应有的义务，这些明显荒谬的东西，很多人如果一时没有明白，明白的人应该出来说话，起码能说的应该说。

记：您接触媒体这么多年，也和很多跑科技新闻的记者打过交道，您觉得他们的专业素养够吗？他们的知识背景足以让他们担负起准确报道科学事件的责任吗？

江：如果科学界不协助他们的话，他们是不行的，专业知识是不够的。但是科学界是可以协助他们的。很多科学界的人跟媒体的不愉快，最主要的是这一条，认为他的东西被媒体歪曲了，最后登出来说某院士说了什么什么。他的同行一看说某院士怎么荒谬到连这种错误都会犯，他说我不是不白之冤吗？这里面有很细微的差别，不懂这个背景的小编小记们会自说自话地替他改掉，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求你将访谈的文本发给我的原因。我对任何媒体都是这样要求。我的这个要求没有遇到什么媒体拒绝过，因为对这个记者也有好处。很多记者的稿子发过来，我替他改过，他很感谢我，认为我帮他改掉了外行话，这样这篇报道说得头头是道，我的话也不会被歪曲。这样的话，我们的合作就是很顺利的。当然也有个别未经我同意而发表的报道，甚至编造出来的“专访”之类，对于这些未经我认定的文本，我当然不负任何责任。

记：那么还是记者和科学家之间缺少好的沟通和协调。

江：刚才我说的是在一个比较低的层次上。但是要从再高的层次上来说，我们现在跑科技新闻的记者，跟国外所谓的science writer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因为那些science writer都是自己有了科学的学位，比方说得了什么物理学的博士，然后再做媒体，他的科学素养让他能够从事这样的工作。对这样的人来说，可能科学家不配合他，问题也不大。

刚才说的只是如实报道，不要犯常识性错误，更高层次的要求是你知道这个报道的重要性。世界上有千千万万科学家，他们每天都有发现，这些发现有多大的意义，是登条小消息呢，还是值得做一版，这种判断对记者、编辑的要求就更高。我们确实需要一批类似西方的science writer。

记：那么对于现在的记者来说，他们要怎么做，才能向science writer的方向发展呢？

江：他们需要补一些课。把自己对科学方面的知识，通过一定的课程学习来弥补。我觉得比较理想的science writer的道路，最好是一个学理科的学生，从研究生开始读新闻或者传媒之类的，这样的人也许能够比较好地把自己造就成一个science writer。我们也不排除一个人一直把博士都念完。要成为一个writer，他需要一些文学的天分和修养，天分可遇不可求，后天的素养还是可以通过努力得到的。我觉得这样的年轻记者是有可能让自己成为science writer的。

记：在刚才您举的这些例子中间，有些东西科学界认为是很重要的，但是传媒可能并不这样认为，这些判断从传媒的立场来看可能是有道理的。那么科技报道似乎就面临着这样一个困境，就是科学界的认知体系和新闻界的认知体系之间存在差异，那么在科学家和记者之间似乎就始终会有这样一种无法调和的矛盾。

江：从你们学新闻的立场上，科技报道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记：一些对国家、社会或公众生活有重大影响，或者在科研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它们值得被报道出来。

江：我觉得不一样。其实公众并没有你想象的那样想知道这些新闻。而且科学的发现成果有千千万万，不可能都报道，一定是选择其中一部分报道，选择的原则是什么呢？你不知道公众想知道什么。

你选择重要性，但是重要性谁来判断？科学界最能判断它的重要性。但是科学家能不能正确地向媒体表达他们的判断，是有疑问的，利害关系使得他们的表达总是扭曲的。如果你们自己来判断，就要求你们要有高级科学家的素质，显然也不可能。所以不能根据哪个重要来选择报道什么，那么一定有另外一种原则在起作用，《Nature》杂志的表达是最准确的，就是公众感兴趣的。你们不知道哪个东西重要，但是你们能知道公众对哪个感兴趣。

记：但是如果只提供公众感兴趣的东西，会不会也有问题？媒介是不要要承担一些社会责任？比如说有些东西是公众需要知道的，尽管他们未必自发地觉得自己想要知道这个。

江：我觉得从长远来说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不要把老百姓当作很可怜、很愚昧、都需要教育的，媒体不可能这样对待公众。公众并不需要媒体告诉他哪个重要或者他应该关心什么。如果说媒体总是报道公众感兴趣的东西，那么这种被报道的东西就会变得有名，它就更容易得到经费，最后变得就是那些公众感兴趣的方向上科学家投入了更多的资源。这个从普遍的意义上来说没有什么不好，科学总是应该为人民服务的，科学是纳税人的钱支持的，因此你们在纳税人感兴趣的课题上多做工作，没有什么不应该。

科普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现在从网络上、报刊上知道科学常识的人不多。大部分的知识是靠教育和阅读，比如读书来获得的。当我真正要依赖某一项科学知识的时候，我要处理事情，或者写在文章里面作为依据，我是不能轻易相信电视、报纸、网络的。我一定要去找有关的书来查。

记：您觉得不能相信的原因是什么？

江：因为它经常要犯错误，而且这种传播往往是不完整的。它单独拎出一件事情来讲，这个事情如果你不通过阅读了解它的背景，你不会有正确的理解。所以媒体是很容易误导人的。当你把媒体当作一个知识的来源的时候，它是非常容易误导的。当你把它当作一个娱乐的资源的时候，那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个不存在误导，只要开心就好。这是我对待大众传媒的态度。

从我个人来说，我对科学报道一般还是会看看的，会根据我的知识来判断这个值不值得我多看。我还在天文台工作的时候，媒体上报道有一颗小行星要撞地球了，很多人特别紧张。凭天文工作的常识，我就肯定那是胡说八道。过了几天报纸辟谣了。

记：传媒上常常会有这样的假新闻出现，特别是这几年，科学报道的比重增加了，这种假新闻也随着越来越多。

江：因为假新闻是有娱乐功能的，它就会被到处转载。所以我觉得最起码的，我们今天科学报道的记者们，这种错误总是不能犯的。你刚才问我怎么做，我觉得一个很实用的途径，就是在你的报道过程中，多交几个科学界朋友。当遇到疑惑的新闻时，可以给他们打电话，问问这些事情。

记：您刚刚讲到有些科学也是具有娱乐功能的，那像discovery这样的频道，它的做法是不是我们很应该借鉴的发展方向？

江：你的联想非常准确。事实上discovery在西方就是大众娱乐节目，不要把它当成科普。他们是把它当成大众娱乐节目来做的，而在做的过程当中，把科学知识当中有娱乐价值的部分拿出来做，但它还是讲科学知识，而不是讲那些不正确的东西。

开发科学的娱乐功能，这也是我经常鼓吹的。我的意思是科学中并不是所有的都有娱乐功能，我们只能挑其中的一部分来开发。挑这部分开发的好处是什么呢？开发了科学的娱乐功能之后，你能够唤起人们的兴趣，他对科学有了兴趣，自然会去接触科学的其他部分。不能一开始就给他一个乏味的东西，这样他就没有兴趣了。而且公众又没有什么义务要接受科普，他现在又不需要靠科普知识来指导他的日常生活。他们看科普的目的，说到底还是娱乐，包括被我们说成高级科普的东西，仍然是带着某种娱乐功能，而不是绝对需要的，还是有消闲的作用，很多从前我们认为严肃的主题实际上是在消闲的动机下被实践的。

今天的新闻与明天的历史

记：您是研究科学史的，一般我们说今天的新闻是明天的历史，那今天传媒上的科技报道，它们明天会成为科学史的一个重要研究线索吗？

江：不会，绝大部分都不会。因为很多特别重要的东西，在刚开始的时候人们不一定非常重视。而充斥我们媒体的绝大部分关于科学的报道，最终都是没有历史价值的。这肯定都是速朽的。在那么多的报道里，有个别将来可能对科学史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现在不可能知道，我们能知道的是绝大部分都是速朽的。

记：传媒现在经常建构一些科学英雄的形象，他们在科学史上也许并没有一个与之相称的地位。

江：这个不能这么简单地来说，因为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传媒塑造科学英雄，西方有这样的传统，他们造的第一个是爱因斯坦。今天谁也不能否认爱因斯坦在科学史上的伟大地位，这个地位首先是由他的科学成就所支撑的，但是你也不能否认他被媒体造成科学英雄之后，也加强了他在科学史上的地位。我们怎么判断一个人在科学史上的地位，其中一条是他的影响是不是很大。既然媒体选中他做英雄，他的影响必然很大，这就是要得分的。现在英国人又造了第二个，霍金，美国人也有，比如说费曼，但是没有到霍金这个量级。像费曼、萨根这些人，他们的科学成就肯定不能跟爱因斯坦相比，媒体造势也不如霍金。而霍金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他的病。在那样的情况下还顽强地搞科学，因而被媒体造成了一个科学英雄。

我相信将来在科学史上霍金会有地位，没有爱因斯坦那样伟大，因为他毕竟没有相对论那样伟大的成就，但是他必然有他的地位，这个地位跟传媒包装他是有关系的。这种包装会让他得分，使他的地位更高一些。科学家和传媒之间绝对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传媒也不是没有尝试过包装别的科学家，其实它们随时都在尝试包装明星、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