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后人本主义”

既然角色网络系统的思想重心不在于网络而在于建构，那么如何理解建构呢？

在这个问题上，皮克林在《实践的冲撞——时间、力量与科学》一书中做了很好的研究。“为明确我的分析中的疑难和问题，通过比较我所理解的人类力量与传统意义上的受制于因果链条与持续约束意义框架中的人类力量，我强调冲撞的突现思想、后人类主义思想对传统的因果持续思想、人类中心思想的取代。我注意到非突现的持续约束的思想目前正在泛滥，即便在传统哲学和社会理论的反对者那里也是如此。”^〔419〕

皮克林关于社会建构主义的实践转向是从批判传统的人本主义和传统的客观主义为出发点的。在皮克林看来：“许多传统的社会理论是人类主义的，其中的许多概念都是局限在特定的人类领域。归属于特定的人类功能，如期望、旨趣、规则、知识、社会结构诸如此类，都可以被用于解释研究课题中的现象。从下文中不难看到这种人本主义的社会理论是不合适的。我们不能凭借这些人类属性来解释魏氏反应中的实验者群体的特性；我们必须思考这些群体的构成与物质世界斗争之间的关系。当然，我们是不能够用反人类主义的思想来理解实验群体的特性，即用科学术语来解释魏氏反应本身（如果这种解释存在的话）。相反，我们需要后人类主义的社会理论：我们从一开始就认识到，物质功能和人类功能的周期性循环构成了对方。”^〔420〕

做一个传统的社会学家势必是一个人类主义者；做一个物理学家势必是一个反人类主义者（在专业实践意义上）。如何克服人类主义与反人类主义的悖论？皮克林认为，冲撞则消解了强加在这些争论和学科间的分明界限，就像行动者网络理论一样。冲撞与行动者网络不仅仅整合了各种力量空间，使人类力量与非人类力量在同一时间共现，而且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坚持人类力量与非人类力量相互交织与相互界定。我们所寻求的对科学活动的操作性语言描述，瓦解了人类主义者与反人类主义者之间截然分明的界限，进而转向后人类主义者的空间。在这一空间中，人类活动者依旧存在，但他们与非人类力量内在有机地相互缠绕，人类不再是发号施令的主体和行动中心。世界以我们建造世界的方式建造我们。由于所具有的后人类主义特性，冲撞被认作是一种畏缩和倒退。但我们对此丝毫不存歉意。对我们而言，要明了在实践中事物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有意义的但却相当困难的观点必须明确地给出，冲撞则使这一观点进入我们的视野。坦率地说，我们并不清楚冲撞中的瞬时突现特性或后人类主义特性是否不易把握。也许结果正是二者的相互缠绕，因为我们对人类力量与非人类力量相互联结的理解是具有内在的时间性的。^〔421〕

例如，1877年的偶氮染料史非常有趣。在现代化学理论中，配对反应导致了不同元素在无穷无尽的组合游戏中产生众多系列的新染料。对这种研究成果的反应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建制，德国合成染料产业中的工业实验室。从这个角度看，化学家在合成染料历史中有两个角色：（1）一种是已经确立的角色，即大学中的学术研究人员；（2）作为科学家身份的大众劳动者，他们就在产业之中，尽可能快地操控不同元素之间的无穷无尽的组合游戏。……因此我们看到物质的、观念的和社会的要素在合成染料工业中是如何纠缠在一起的。新的物质构成和产品的确立（配对反应和偶氮染料），新的知识载体（现代有机化学）以及社会组织的拓扑变换（科学通过工业在工业实验室中的展现）等，在各自的发展中交织在一起，互相强化，互相建构。回顾马克思，我们看到生产不仅为主体创造一个客体（合成染料），而且还为客体创造一个主体（展现科学于其中的工业）。^〔422〕

其实，传统的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也都看到了实践的重要意义，但是，传统的科学哲学和传统科学社会学对科学实践的理解不是人类主义（强调人类力量）的，就是非人类主义（强调非人类力量）的，因而往往把实践理解为一种“自主的活动”，这种“自主的活动”或者是合目的的，或者是合逻辑的。

皮克林是从后人类主义的视角来理解科学实践。“后人本主义使我们注意人类和非人类功能的遭遇，因而我们也许被鼓励写一部功能的历史（或功能社会学或功能哲学，这些已经不是什么不同的任务），这种研究将集中在人类和非人类功能之遭遇的波澜壮阔的可见场面。”^〔423〕在这种后人类主义看来，人类力量和非人类力量“内在地彼此联系，在循环中、突现中相互界定、相互支撑。恰如我所认为的那样，受制约的人类力量与被捕获的物质力量有机地相互交织，它们在相互作用中实现稳定。我们可以起始于这样一个思想：在人类力量与非人类力量之间或许存在一个完美的对称，即便是人类动机存在于这个对称图景中。在更深的层次上，也许恰如物质力量在一种条件向另一种条件转换中突现一样，人类实践的维度在一种时刻向另一种时刻的变动中突现”^〔424〕。

在皮克林看来，实践的基本特征在于它的辩证性，即在于人类因素与非人类因素的“冲撞”。对此，皮克林是这样论述的：“在社会理论中寻求幕后真相的解释传统期望找到导致现象变动不居（flux）之动因，弗莱克（Fleck）的研究表明，只有这种变动不居（flux）本身。在建立魏氏反应的过程中，从物质过程的形成和运行到人类功能的循环，每个环节都是有问题的，都是可以重新定义的。我所辨认的实践所具有的唯一可以信赖的和可持续的特性，就是我所称谓的协调模式，对这种协调模式的具体分析就是对立统一的辩证法（a dialectic of resistance and accommodation）：简言之，就是碰撞（mangle）。碰撞就是一个瞬间出现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没有先兆的。在相当的程度上这种碰撞意味着某种适当的社会理论就等于我们所遭遇的经验现象的一系列可感觉性：我们特别关注人类和非人类的后现代主义的纠缠，即相对于客体的主体建构以及相对于主体的客体的建构，我们应该意识到在物质功能和人类功能的遭遇过程中一般是不存在什么实体之延续的。”^〔425〕

这种辩证法就是科学实践的一般特征。皮克林指出，实践的、目标指向的以及目标修正的阻抗与适应的辩证法，就是科学实践的一般特征。这也正是他称之为实践的冲撞，或者说冲撞的要旨所在。“冲撞”是对实践辩证法的便捷但蕴涵丰富的一种速记。因为它构想了一幅不可预期的转换图景，它的诱人之处在于其恰当地勾画出机器捕获和人类动机的突现式的重构和相互交织。因此，“我所认为的物质力量和社会力量的轮廓在实践中的冲撞，其内涵在阻抗与适应的辩证运动中被突现式地转换和刻画。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贯穿全书，我不仅仅在阻抗与适应的辩证运动及其转换效应意义上使用冲撞，而且还在包括了辩证运动的实践全景中使用它——冲撞是一种世界观，一种形而上学。这种世界观和形而上学把科学视为一种人类力量与物质力量经由阻抗与适应辩证运动的人类文化的一个进化领域，其中前者寻求捕获后者”^〔426〕。

简言之，社会建构主义对人的理解，在于人的力量与物的力量在实践中“冲撞”的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