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的西书中译及其文化意义

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明清之际应该是大书特书的一章。在明清之际中国知识线和外国知识线相交的过程中，翻译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翻译史按时间序列大致可分为民族翻译、佛典翻译和西学翻译三个历史阶段。16世纪末17世纪初，即明清之际开始的西书中译，无论从规模、范围和影响的层面及深度上，都是前两个阶段所无法比拟的。如同佛典翻译首先由外来翻译僧充当主译者一般，明清之际以来的西书中译，首先也是由具备双语能力的西方耶稣会士充任主角的。本文拟从评价耶稣会士的西书中译活动入手，尝试探索明清之际西书中译的文化意义。

明清之际来华的耶稣会士究竟有多少，目前尚缺少完整的统计。张荫麟在《明清之际西学输入中国考略》一文中指出：这次历时凡百四十八载的西学输入，“参加此役之西士现在可考者都四十四人”。⁽¹⁾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收录了16—17世纪末来华的耶稣会士共65人。⁽²⁾向仍旦《万国衣冠自西来》一文估计：“从十六世纪八十年代到十七世纪八十年代，来华的耶稣会士约有九十余人。”⁽³⁾耶稣会士究竟译了多少书也众说不一。郑鹤声等认为译著有关科学论著127种。⁽⁴⁾马祖毅认为共成书300余种，除宣扬宗教的书外，其中有关科学的占120种左右。⁽⁵⁾笔者据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一书统计，70名耶稣会士共译著216种，其中圣书66种，圣教辩护66种，神哲学类16种，教史19种，历算16种，科学19种，格言9种，补遗5种。在西书中译活动中贡献较大的耶稣会士有：

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意大利人，字西泰，1583—1610年在华活动。译述有《天主实义》、《交友论》、《坤舆万国全图》、《西国记法》、《西字奇迹》、《乾坤体义》、《几何原本》、《测量法义》、《同文算指》、《经天该》等。

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 1571—1618），西班牙人，字顺阳，1599—1618年在华活动。译述有《七克大全》、《人类原始》、《天神魔鬼说》、《受难始末》。

熊三拔（Sabbathin de Ursis，1575—1620），意大利人，字有纲，1606—1617年在华活动。译述有《简平仪说》、《泰西水法》、《表度说》等。

阳玛诺（Emmanuel Diaz Junior, 1574—1659），葡萄牙人，字演西，1610—1659年在华活动。译述有《天问略》、《十诫真诠》、《圣经直解》、《天学举要》、《经世全书》等。

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8），比利时人，字四表，1610—1613、1621—1628年在华活动。译述有《西儒耳目资》、《况义》等。

艾儒略（Jules Aleni, 1582—1649），意大利人，字思及，1613—1649年在华活动。译述有《天主降生言行纪略》、《出像经解》、《耶稣言行纪略》、《西学凡》、《职方外记》、《性学觕述》、《几何要法》等。

邓玉函（Jean Terrenz，1576—1630），瑞士人，字涵玉，1621—1630年在华活动，译述有《泰西人身说概》、《远西奇器图说》、《测天约说》、《大测》。

傅泛际（François Furtado，1587—1653），葡萄牙人，字体斋，1621—1651年在华活动，译述有《寰有诠》、《名理探》。

汤若望（Jea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德国人，字道味，1622—1666年在华活动。译述有《远镜说》、《主制群征》、《恒星历指》、《恒星历表》、《测天约说》、《火攻挈要》、《坤与格致》等。

罗雅谷（Jacques Rho，1590—1638），意大利人，字味韶，1624—1638年在华活动。译述有《天主经解》、《天主圣教启蒙》、《测量全义》、《比例规解》、《五纬历指》、《月离历指》、《日躔考》等。

利类思（Louis Buglio，1606—1682），意大利人，字再可，1637—1682年在华活动。译述有《圣教要旨》、《超性学要》、《狮子说》、《御览西方要纪》、《进呈鹰论》、《万物原始》等。

南怀仁（Ferdnand Verbiest，1623—1688），比利时人，字敦伯，1659—1688年在华活动。译述有《坤舆外纪》、《测验纪略》、《灵台仪象志》、《坤舆全图》、《形性理推》、《神威图说》、《穷理学》等。⁽⁶⁾

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在中国输入西学的历史评价，至今仍困扰着中外学者。贬之者认为他们是在宗教改革后重新训练的、有学问的宗教徒，不但在国际活动中成为殖民帝国的先遣队和代理人，而且是中世纪神权与教权最后的支柱，并根据他们故意未传培根、笛卡儿、莱布尼茨、牛顿、波义耳的学说而认定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化没有起过积极的作用。褒之者则认为，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在17世纪为中国传入了包括伽利略、第谷、哥白尼在内的科学成就，尝试站在欧洲学识的高峰上，在中国撒下了无数文化复兴的种子。明清之际耶稣会士究竟为中国带来了什么新知识？其传播西学究竟应当给予怎样的估计呢？

明清之际耶稣会士的西书中译除了宗教之外，主要是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地理学、医学和军事学等。确实，耶稣会士没有最及时地给中国文化人传送当时西方先进的科学和思想。他们没有译出培根《学问进步论》、《新工具》和《大西洋岛》，没有输入笛卡儿的《方法论》、《沉思集》和《哲学原理》，没有介绍过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和光之微粒说，没有让中国人读到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霍布士的《利维坦》。但并不如一些学者所言，这是他们“自秘其学”，故意不传。耶稣会士并不是当时西方最先进科学的接受者。哥白尼《天体运行论》出版于1543年，而几近半个世纪之后，布鲁诺还因为信奉哥白尼宇宙论的罪名在罗马被异端裁判所焚死，我们怎么能要求耶稣会士反叛罗马教廷而在此期间传播这种“异端邪说”呢？更何况作为近代科学的重要里程碑的《天体运行论》，在西方被科学家接受和科学界所认识，也需要相当的时间。作为一种科学的假说，是到18世纪发现了光行差之后，哥白尼的地动说才得到了证实，从而成为科学界普遍接受的理论。1760年法国蒋友仁（Michael Benoist，1715—1774）在《坤舆全图》中首次宣布哥白尼学说的正确性，实在算是很了不起的创举。

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是一批非常有学问的“英才的基督教徒”，但他们不是科学家。他们接受的是“上帝启迪的文学和科学的教育”，这就决定了他们的科学知识必定只是一些“表面闪光，却不深入”的教科书知识。⁽⁷⁾一些新的科学理论和富有独创性的思想，往往要经过长期的争论和验证过程之后，才有可能写入大学教科书，成为公众的科学常识。耶稣会士所接受的教育水平，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把最新的西方科学和思想带给中国文化人。但我们却不应以此来怀疑他们想把西方科学新进展介绍给中国士大夫的诚意。

很多学者似乎都过分强调了这一点：耶稣会士传入西学仅仅是为了传教的需要。换言之，如果中国士大夫一开始就接受基督教教义的话，耶稣会士就必定会放弃他们科学传播者的身份。实际上，默祷敬神修行和学习知识是耶稣会士救赎灵魂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教义传播和知识传播是一个整体。知识推进和宗教推进在耶稣会士那里是同步进行的。去日本传教的侬埃兹·巴瑞托随身带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蒂泰尔曼、圣托马斯、托勒密的著作。荷兰人1640年占领马六甲城时，发现那里的耶稣会士居留地有460部拉丁文神学著作、85部拉丁文法学著作和约200部葡萄牙文神学著作。⁽⁸⁾方豪对此认识得比较准确：耶稣会士“急急以文字为布道之具，盖当时东来教士多隶耶稣会。耶稣会素重学术传教，而尤好与士大夫游，于是书册尚焉”。⁽⁹⁾

在放弃了耶稣会士应为中国传送西方最先进的科学和思想的要求之后，我们倒能平心静气地看到，耶稣会士事实上多少把自己能够理解和掌握的最新的知识带到了中国。在天文学方面，《崇祯历书》接受了丹麦天文学家第谷所创立的天体运动的体系，清初修正此书，吸收了刻卜勒的行星运动定律，伽利略的地动之学、星系与天河之说。《乾坤体义》被认为是当时的天文学百科全书——克拉维斯的《萨克罗博斯科天球论注释》（1561年）的译编本。⁽¹⁰⁾西方数学输入的有平面几何学、对数和三角学等。1631年译成呈进的《测量全义》的底本中就包括有意大利数学家玛金尼（1555—1617）《平面三角测量》（1604年）、德国数学大师克拉维斯（1537—1612）《实用几何学》（1611年）、玛金尼《球面三角学》（1609年）和第谷（1546—1601）《天文学》（1602年）。⁽¹¹⁾物理学包括了有关重心、杠杆、滑车、轮轴、斜面理论；1627年刊印的《远西奇器图说》所依据的欧洲最新出版的原本有荷兰数学家、工程学家斯蒂芬（1548—1630）的《数学通论》（1608年），德国矿冶学家乔治·鲍尔（1494—1555）的划时代巨著《矿冶全书》（1556年），光学方面有光的折射、光的凹凸透镜原理等知识。美国丹尼尔指出，在北京的耶稣会士约翰·施雷克（即邓玉函）等在听到伽利略在1633年受到审判和判决的消息时，并未减退他们对望远镜的热情。在伽利略去世前，他的名字已被译成了中文。⁽¹²⁾伽利略1610年写出《星际使者》一书，阳玛诺在1615年刊行的《天问略》中逐项地简介了“近世西洋精于历法一名士”（即伽利略）借助“巧器”（即天文望远镜）所得到的最新发现，其中包括对月球表面、金星位相、土星和木星的卫星以及星团、银河的观察情况。1626年汤若望的《远镜说》比《天问略》更详细地介绍了对土星、木星、月球观察的新成果。正是他在1640年的《历法西传》中首次提及“加利勒阿”（即伽利略）及其“发千古星学之所未发，著书一部”（即《星际使者》）。傅泛际与李之藻合译了介绍亚里士多德逻辑学说的《名理探》。尽管这是一部属于中世纪欧洲正统教会学说、反映繁琐经院哲学的著作，但它是中国最早译出的欧洲逻辑学著作。他们俩合译的《寰有诠》一书提及了伽利略发现的自由落体定律；17世纪末南怀仁译出的《穷理学》也提及伽利略的落体加速度现象和牛顿的光有五色说。

值得一提的是，耶稣会士在明清之际曾与中国合译者酝酿过一个庞大的译书计划。利玛窦传教主张的忠实维护者金尼阁1613年奉命回欧洲，漫游了意、法、德、比、西、葡等国，每到一地都募集新书和仪器。在教皇的支持下，他收集了有关宗教、哲学和科学的西书共7000部，于1619年7月15日运抵澳门。以后他与艾儒略、杨廷筠、李之藻等商议全面译述的计划。1623年艾儒略以答述的形式，分文科（勒铎理加，Rethorica）、理科（斐录所费亚，Philosophia）、医科（默第济纳，Medcina）、法科（勒义斯，Leges）、教科（加诺搦斯，Canones）、道科（陡录日亚，Cheologra）六部分对7000部西书作了提纲挈领的介绍，编成《西学凡》一书，声称要“与同志翻以华言，试假十数年之功，当可次第译出”。杨廷筠更是兴奋地在该书序中写道：“所称六科经籍，约略七千余部，业已航海而来，且在可译，此岂蔡愔、玄奘诸人近采印度诸国，寂寂数简，所可当之者乎。”他也要求能“假我十年，集同志数十手，众其成之”。⁽¹³⁾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7000部西书来不逢时，不仅没有译出多少，甚至未及编目，以至于到底有哪些书也不清楚。现在可以考见的有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维的《建筑术》、斯蒂芬《数学通论》、乔治·鲍尔《矿冶全书》、意大利工程技术家拉梅里《论各种工艺机械》、哥白尼《天体运行论》、刻卜勒《哥白尼天文学概要》等若干种。翻译西书，在明末被视为一件大事，是与7000部西书流入中国密切相关的。也许正是徐光启目睹过7000部西书的相当数量的原本，他才在1631年上《历书总目表》时郑重提出了中国翻译史上一个影响深远的命题：“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¹⁴⁾翻译成了晚明一切文化运动的基础之基础。

自从梁启超把明清之际的历算学之输入与明末清初经世致用之学联系起来，这一文化意义已被中外学者反复进行了阐发。笔者试以这一时期几本译著的刊行，尝试进一步揭示明清之际西书中译的文化意义。

第一，引进“世界意识”，撞击传统中国士大夫的“天朝中心主义”文化观。

中国位于亚洲大陆的东部，西北为沙漠，西南是高山深谷，南面热带丛林，东临汪洋大海。孤立的地理位置以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结构，在中国创造了一种自视为普天之下文明唯一范式的“天朝中心主义”的文化观。尽管15世纪初，中国也有过郑和远航的壮举，遗憾的是这并不属于一种真正的海洋政策。在耶稣会士入华前，中国人的世界地理知识仍停留在中古水平。在中国刻印的“天下图”、“广舆图”，都只是一幅附带有周边“夷狄”岛屿的中国地图。1583年利玛窦来到中国后，为了争取中国人对基督教的信仰，他认识到首先要用科学理性为中国知识阶层引进“世界意识”。1584年他在肇庆绘出了第一幅完全有悖于传统中国“天圆地方”观的世界地图，并译注上中文名称，这使中国士大夫大为震动。1602年李之藻刻成的《坤舆万国全图》有4种正统版本、10种以上的仿刻本和摹刻本，印量达数千份。利玛窦应用圆锥投影在地图上加绘赤道北地、南地半球，注明地为圆形、南北两极、赤道南北昼夜的长短、五带、五大洲。中国人在清楚划分的五洲、分明的经纬和到处写满国名的地图上，开始意识到“世界”与“中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中国以外尚有辽广的“天下”。《明史》的作者写得很妙：“利玛窦至京师，为《万国全图》，言天下有五大洲：第一曰亚细亚洲，中凡百余国，而中国居其一。”在斥责其说“荒渺莫考”之后，却又无可奈何地说：“其国人充斥中土，则其地固有之，不可诬也。”⁽¹⁵⁾一些有识之士渐渐认识到传统古代九州为天下说的陈旧狭隘。徐光启指出：“西泰子之言天地圆体也，犹二五之为十也。”⁽¹⁶⁾虽然根植在中华民族群体潜意识中的“天朝中心主义”不是一击即溃的，但这幅世界地图及以后译出的《职方外纪》和《坤舆图说》等世界地理著作，确实狠狠地撞击了传统士大夫的“天朝中心主义”文化观。直到清末，王韬还特别提出：“大地如球之说，始自有明，由利玛窦入中国，其说始创，顾为畴人家言者，未尝悉信之也。而其图遂流传世间，览者乃知中国九州之外，尚有九州，泰西诸国之名，稍稍有知之者，是则始事之功为不可没也。”⁽¹⁷⁾

第二，输入西方几何学，反省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

中国是一个历史上数学发达的文明古国，九章算术、割圆术、圆周率、天元术、四元术和大衍求一术这些代数学成就，标志着中国古代数学的高度发展的成果，形成了出色的计算技术和计算机出现以前最有效的计算工具——以算为中心的筹算珠算制度。但正如李约瑟所言，中国人只注重具体的数，并阻碍他们去考虑抽象的概念；中国人重视实践和经验的性格又使他们倾向于重视“数”而忽视“形”，使中国数学史上没有出现公理化的数学理论结构，也未形成一个严密的演绎体系。公理化的方法是科学理论系统化的有效方法，任何一门科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当积累了大量的理论知识，具备了一定数量的范畴、规律以后，就要求给予整理，构成理论的系统。《几何原本》所带来的演绎体系使中国科学家感到新奇和惊叹。我们从阮元编的《畴人传》一书中发现，自明清以来的大批数学家和天文学家都无不受到该书的影响。就在《几何原本》问世后不久，先后有过孙元化的《几何体论》和《几何用法》，方位伯的《几何约》，杜临甫删编的《几何论约》。对该书进行诠释的有清代梅文鼎《勾股举隅》、《几何摘要》、《几何通解》、《几何补编》、《几何类求》等书。对数学极有兴趣的康熙皇帝还请南怀仁等为其讲解。清代数学家的著作大体上是《九章算术》和《几何原本》两大体系，不少学者尝试会通这两大体系，如梅文鼎的好友潘耒指出：清代算术研究处于低潮，“九章诸术今人不能尽通，由于学士大夫莫肯究心，而贾人胥史习其法而莫能言其意。近代惟西洋《几何原本》一书，详言立法之故，最为精深，其所用筹算亦最为简便。然惟历家习之，世莫晓也”。⁽¹⁸⁾他主张学生应通过古算经和《几何原本》的学习，融会贯通，达到“因数以知法，因法以悟理”的境界。李骜培《中西数学图说》把《几何原本》全部内容按《九章算术》的体例分成方田、粟米、衰分、少广、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勾股九章。梅文鼎则利用古代传统的勾股算术来证明《几何原本》的命题，书称《用勾股解几何原本之根》。这种中西汇通的意义远远超越了纯数学的范围。爱因斯坦在致友人的信中认为，西方文明之飞速发展就是由欧几里德几何学的推理方法和进行系统实验的方法这两大成就为基础的。⁽¹⁹⁾徐光启认为把此书仅仅看作一部数学教材是远远不够的。它能使钻研理论者“祛其浮气，练其精心”，从事实践者“资其定法，发其巧思”。他指出，中国人无一人不当学，并且预言“百年之后必人人习之”，⁽²⁰⁾因为《几何原本》是一部可以改善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²¹⁾清末张文虎在新版《几何原本》序中说得更确切：“中国算书以九章分目，皆因事而立名，名为一法，学者泥其迹而求之，往往毕生习算，知其论而不知其所以然”，而《几何原本》则以一种非常简洁的演绎方法，道出了自然的和谐和合理的法则的所以然。⁽²²⁾

第三，介绍西方人体解剖学，倡导大无畏的科学精神。

古籍记载的中国人体解剖似乎出现很早，但多模糊不清，后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人体解剖学到了明末似成了绝学。有学者认为，《泰西人身说概》绍述了现代医学创始人之一维萨里的《人体之构造》一书的内容。⁽²³⁾《人体之构造》驳正盖仑的错误约200余处，给人们以全新的人体知识。了解某种现象，必须研究该事物的内部构造，《泰西人身说概》正是揭示了这一思想。该书使中国学人认识到西方人体解剖学有高于中医脏腑、经络学说之处。毕拱辰为该书所作的序中称：“编中胪列诸部，虽未全备，而缕析条分，无微不彻；其间如皮肤、骨节诸类，昭然人目者，已堪解颐。”指出：“余曩读《灵》、《素》诸书，所论脉络，脉但指为流溢之气，空虚无著，不免隔一尘刦；何以兹编条理分明，如印印泥，使千年云雾顿尔披豁，真可补《人镜》、《难经》之遗，而刀圭家所当顶礼奉之者。”⁽²⁴⁾其实解剖学并非复杂的研究手段，而是一种大无畏科学精神的产物。中国并不缺乏医技上的奇巧，而是缺乏无畏的科学革命的精神。1797年滦州稻地镇小儿染瘟疹痢症死者十之八九，清代医师王清任十天中亲自观察30余具小儿尸体，认识到古医书所绘脏腑多不符。以后他三次去刑场观察犯人尸体。1830年撰成《医林改错》，“前后访验四十二年，据所实睹者绘成脏腑全图而为之记”，被梁启超誉为“饶有科学的精神”，“诚中国医界极大胆之革命论”者。⁽²⁵⁾

附记：原文载祝瑞开主编《宋明思想和中华文明》，学林出版社，1995年，第283—2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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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载《清华学报》第1卷第1期。

(2) 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26—137页。

(3) 载《学林漫录》第八集。

(4) 郑鹤声、郑鹤春《中国文献学概要》，上海书店，1983年，第155—162页。

(5) 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年，第183页。

(6) 上述生平资料参据［法］　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华书局，1995年。

(7) ［法］　埃德蒙·帕里斯著，张如萍等译《耶稣会士秘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4页。

(8) ［法］　裴化行著，管震湖译《利玛窦评传》，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99—100页。

(9) 方豪《明季西书七千部流入中国考》，《文史杂志》第3卷第1、2期合刊。

(10) 樊洪业《耶稣会士与中国科学》，中国人民大学，1992年，第15—18页。

(11) 白尚恕《〈测量全义〉底本问题的初探》，《科学史集刊》第11辑。

(12) ［美］　丹尼尔著《发现者·自然篇》，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第61—66页。

(13) 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中华书局，1949年，第290—292页。

(14) 徐光启《历书总目表》，王重民编校《徐光启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374页。

(15) 张廷玉《明史》卷326《外国传·意大里亚传》，《二十五史》第1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版，第927页。

(16) 王重民编校《徐光启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63页。

(17) 《地球图》跋，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中华书局，1959年，第231—232页。

(18) 潘耒《遂初堂文集》卷七，“方程论序”，《续修四库全书》141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491页。

(19) 许良英等译《爱因斯坦文集》（一），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574页。

(20) 徐光启《〈几何原本〉杂议》。

(21)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朱维铮编校《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99页。

(22) 郑振铎编《晚清文选》，上海书店，1987年，第240—241页。

(23) 张维华《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齐鲁书社，1987年，第273页。

(24) 《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前揭书，第303—304页。引文标点有所改动。

(25)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5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