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书中译史的名著时代在上海形成的原因及其文化意义

由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把一部西方科学名著节本——德国数学家克拉维斯的欧几里德原本注释本，译成《几何原本》前六卷，揭开了西书中译史的序幕。240多年之后，由李善兰与传教士伟烈亚力合作，在上海诞生的中国第一家西书中译的出版机构——墨海书馆补译完后九卷。这部历经近两个半世纪才完成的名译，预示了中国近代译述西方名著的艰难行程，也展现了中国译家不屈不挠的品格。通过清末民初70多年的口述笔译、润饰达旨，西书中译史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揭开了崭新的一页。20世纪20—30年代，在上海出现了翻译的空前繁荣，其突出表现是从古典到19世纪末的大部分西方名著及20世纪初的部分名著几乎都有了译本。不少在清末有过节译与摘译的名著，也在这一时期有了全译本。笔者把这一时期命名为“西书中译史的名著时代”。本文从一些基本史实出发，对名著时代的形成及其原因进行描述和分析，对这一时代的形成对上海文化发展的意义也提出几点看法。

20世纪的20—30年代，西书中译迎来了它灿烂的黄金时代。翻译界空前繁荣，译作层出不穷，译论竞相杂陈，文体解放，范围扩大，并在30年代中叶达到高潮。1934年、1935年都有“翻译年”之称，⁽¹⁾尽管在鲁迅看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翻译”，但也承认译界的风气有了改观，“翻译暂时洗去了恶名”。⁽²⁾据钱存训先生统计，1912年至1940年的译书多达5299种，其中大多数系20年代以后的产品。⁽³⁾由于译著大多采用进口纸张印刷，因此进口纸逐年递增的趋势也是翻译发展的一个说明。据《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1918年进口纸的价值为7243564海关两，1920年几乎翻了一倍，为14159168海关两；以后逐年上升，1923年为1662619海关两；1926年达到27668693海关两；1928年为29048825海关两，是1918年的4倍多。⁽⁴⁾众所周知，清末以来上海在全国翻译出版界占举足轻重的地位，就出版世界名著最多的商务印书馆来看，据《商务印书馆历年出版物分类总计》表，1921年至1940年共出版9794种、16810册，1919年249种、602册；至1923年已达667种、2454册。1934年全国新出版物为6197册，商务占2793册，达45％，1935年全国9223册，商务占4293册，达46％；1936年全国9437册，商务4938册，达52％。⁽⁵⁾商务印书馆一家比例即如此之高，加上中华、世界等其他书局，所占比重可想而知。作为钱存训统计基础的平心《全国总书目》所列出版物，绝大部分为上海书局的产品。因此，笔者认为上述这些统计有助于概观上海名著时代翻译数量的面貌。

在这5000余种译书中，包罗了大量从古典到20世纪初的各种名著译本。哲学社会科学方面有《柏拉图五大对话集》（郭彬龢，商务，以下所引商务出版的译本只列译者）、《理想国》（吴献书）、《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向达）、《政治论》（吴颂皋）、莫尔《乌托邦》（刘麟生）、格劳秀斯《国际法典》（岑德彰）、霍布士《利维坦》（朱敏章）、笛卡尔《方法论》（彭基相）、斯宾诺莎《伦理学》（伍光建）、莱布尼茨《形而上学序论》（陈德荣）、贝克莱《视觉新论》（关琪桐）、拉美特利《人——机器》（任白戈）、霍尔巴赫《自然之体系》（杨伯恺，辛垦）、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张铭鼎）、《纯粹理性的批判》（胡仁源）、马尔萨斯《人口论》（郭大力，世界）、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等）、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郭大力等，神州）、克劳塞维兹《大战学理》（黄焕文）、叔本华《意志自由论》（张本权）、德李斯德《国民经济论》（王开化）、卡莱尔《英雄与英雄崇拜》（曾虚白）、穆勒《功用主义》（唐钺）、冯特《心理学导言》（吴颂皋）、戴西《英宪精义》（雷宾南）、马赫《感觉之分析》（张庭英）、詹姆士《实用主义》（孟宪承）、《心理学简编》（伍况甫）、克鲁泡特金《互助论》（周佛海）、弗雷泽《交感巫术》（李安宅）、柏格森《物质与记忆》（张东荪）、杜威《思维术》（刘伯明，中华）、罗素《怀疑论集》（严既澄）、马克斯·韦伯《社会经济史》（郑太朴）、涂尔干《社会学方法论》（许德珩）、罗伯特·路威《文明与野蛮》（吕叔湘）、马林诺夫斯基《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李安宅）、鲁滨逊《新史学》（何炳松）、洛克《教育漫话》（傅任敢）、卢梭《爱弥尔》（魏肇基）、《黑格尔之美学》（胡秋原，神州）、《丹纳：艺术哲学》（沈起予，神州）、《罗丹美术论》（曾觉之，开明）等。

自然科学方面的名著有哥白尼《宇宙之新观念》（朱恩隆）、牛顿《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郑太朴）、哈维《心血运动论》（黄维荣）、达尔文《人类原始及类择》（马君武）、巴斯德《酸酵的生理学》（沈昭文）、赫胥黎《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华汝成，世界）、《赫克尔一元哲学》（马君武，中华）、彭加勒《科学之价值》（文元模）、爱因斯坦《相对论浅释》（夏元瑮）、罗素《算理哲学》（傅种孙）等。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尽管国民党采取严厉的查禁政策，但马列名著译本特别多。如马克思《哲学的贫乏》（许德珩，水沫）、《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刘曼，乐群）、《马克思工资劳动与资本》与《工资价格及利润》（朱应会，泰东）、《革命与反革命》（刘镜園，新生命），恩格斯《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李膺扬，新生命）、《农民问题》（陆一远，远东图书公司）、《费尔巴哈论》（彭嘉生，南强）、《自然辩证法》（杜畏之，神州）、《从猿到人》（成嵩，泰东），列宁《帝国主义论》（刘埜平，启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吴涼，社会科学研究所）、《国家论》（江一之，浦江）、《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傅子东，神州）、《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杜畏之，新生命）等。

有不少名著都在这一时期出现多种复译。如马基雅弗里《君主论》有伍光建、张佐企（文化会），休谟《人类理解研究》有伍光建、关琪桐、邓均吾（辛垦），黑格尔《小逻辑》有张铭鼎（世界）、周谷城（正理报），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有郭沫若（创造社）、梵澄（生活）、肖赣，威尔斯《世界史纲》有樊仲云、蔡慕晖（开明）、梁思成、朱应会（昆仑）、谢颂羔（文华），桑戴克《教育学原理》,也有熊子容（世界）、雷通群（新亚）、宋桂煌、王丐萍（中华）、陈衡玉（大东）等译本。

这种一书多译的现象在文艺名著译本中更是层出不穷。如莎士比亚《哈姆雷特》有田汉（中华）、邵挺、梁实秋、周庄萍（启明），弥尔顿《失乐园》有傅东华、朱维基（第一出版社），莫里哀《伪君子》有朱维基（六社）、陈古夫，卢梭《忏悔录》有张竞生（美的书店）、汪炳琨（启明），雨果《悲惨世界》有柯蓬洲（世界）、方于与李丹、李敬祥（启明），歌德《浮士德》有郭沫若（创造社）、伍蠡甫（新生命）、周学普，施托姆《茵梦湖》有郭沫若（泰东）、唐性天、朱契（开明）、施瑛（启明），邓南遮《死之胜利》有伍纯武（中华）、芳信（大光）、杜薇（中学生）、陈俊卿（启明）、伍光建、凌霄（经纬）等译本。俄罗斯文学名著高度的思想性、精湛的艺术表现力深得中国译家注目，果戈里《钦差大臣》有贺启明、沈佩秋（启明），屠格涅夫《父与子》有耿济之、陈源、黄源（新生命）、李连萃（中学生）、蓝文海（启明），《罗亭》有赵景深、陆蠡（文化生活），陀斯妥涅夫斯基《罪与罚》有徐懋庸（新生命）、汪炳琨（启明）、伍光建，高尔基《我的童年》有蓬子（光华）、林曼青（亚东）、陈小航、卞纪良（启明），安特列夫《红笑》有徐培仁（尚志）、梅川、郁林泉（启明）等多种复译。

有一些名著清末民初已有过节译或摘译，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优秀的全译本。如培根《新工具》，1877年《格致汇编》刊有慕维廉的节译，1936年商务有关琪桐的全译；卢梭《民约论》，1900年《译书汇编》刊有杨廷栋的节译，1935年商务有徐百齐等全译；亨利·乔治《进步与贫困》，1899年《万国公报》和1905年《民报》曾分载过马林和廖仲恺的节译，1930年商务有樊弘的全译；巴克尔《英国文明史》，1903年南洋公学译书院出过节译，1936年商务有胡肇椿的较完整的译本；《马可波罗行纪》，1909年《京报》刊有魏易的节译，1936年商务有冯承钧的全译本；1860年前后由李善兰与伟烈亚力、傅兰雅节译未正式出版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1935年商务正式出版郑太朴的全译本。1937年“八一三”战事发生后，大书局大多把出版重心迁离上海，而留守的书店则以旧日的存书应着门面。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只有几家新设的出版机构零碎地出版了几种大半是适应新环境的译作。⁽⁶⁾名著时代正式宣告终结。

西书中译史名著时代在上海形成并非出于偶然。

第一，上海拥有全国技术力量最雄厚、规模最大的出版业和销售渠道畅通的图书市场。

江南的出版业原以苏州为中心，19世纪中叶以来，大批书业商人迁居沪上，加之外国传教士创办的新式出版机构，使上海成了全国出版业中心和最大的图书市场。清末在沪开设的印刷所和书店如雨后之春笋，石印有点石斋等56家，铅印有墨海书馆等21家。并率先采用西法印书，当时在上海流行的铅印字体就有拼合字、香港字、美华字、美查字、商务字等多种。⁽⁷⁾凸版、平版、凹版等先进印刷方法在20世纪20—30年代的上海印刷业中普遍地推广和使用。在上海这一世界都市工业中心的产业结构中，印刷造纸业占有相当比重。1935年上海公共租界内共有工厂3421家，工人170704名，其中造纸和印刷厂有663家，工人数17730名，工厂数占20％弱，工人数占10％强。⁽⁸⁾据1937年英文版《中国年鉴》统计，1936年全国新图书6185种，上海占5721种，达90％以上。⁽⁹⁾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无疑是名著翻译出版的主力，不少中小书局如文化生活出版社、中学生书局、启明书局、神州国光社、黎明书局、水沫书局、辛垦书店、新生命书局、南强书局、生活书店都参与了这一活动。就以编入名著译本的丛书来看，商务有“世界文学名著”、“世界丛书”、“汉译世界名著”、“万有文库”、“历史丛书”、“经济丛书”，中华有“哲学丛书”、“教育丛书”、“算学丛书”、“新文化丛书”，世界有“世界名著丛书”，文化生活有“译文丛书”，神州有“世界历史名著丛刊”、“社会科学名著丛刊”，生活有“世界文库”，启明有“世界文学名著”，辛垦有“科学丛书”。其他如春光书店、复兴书局、湖风书局都纷纷推出“世界文学名著译丛”，据王哲甫先生估计，在文学翻译方面，小书局“甚至超越了它们的老前辈商务印书馆”。⁽¹⁰⁾

位于“文化渊薮”的江浙两省之间的上海，靠近长江三角洲，属于东海岸之中点，是许多源远流长水道的汇聚地。早在19世纪末，上海邮局已成为推进到整个长江流域及沿海各省邮局转寄邮件的要枢，又是中国有线电报的通讯中心。20世纪20年代初，上海有日报13种、月刊50种，约有12—30种周刊或双周刊。到30年代初，出版的每日刊及三日刊（日报性质的社会文艺刊物），约有百种之多。1931年以后，定期刊物骤增，创造了新的纪录。⁽¹¹⁾有不少名著往往先刊于这些报刊，然后印出单行本。

造成图书市场发达有多种因素，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是其中重要因素之一。据1925年中国图书馆协会第一次报告，全国有图书馆502所，1928年为642所，1929年为786所，1930年教育部调查全国图书馆总数为2935所，到1936年已发展到5956所，其中至30年代上海新立的图书馆就有96所。⁽¹²⁾名著译本需要有相应的名著读者群。集中在上海的大学师生无疑是最基本、最热情的读者。1922—1931年上海教育有着长足的发展，每年大专院校都有增加，全国立案的国立及私立学院总数157所，上海占44所，1931年上海各大专院校的在校人数（不包括教会学校）有14095名，毕业生2275名，教职工总数为2322名。⁽¹³⁾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以及在五四新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读者群，他们的欣赏趣味与清末民初的读者已有明显的差异，林译小说诸如哈葛德之流的二三流译本已很难满足他们的期待视野了，⁽¹⁴⁾以至于胡适提出的办法是“只译名家著作，不译第二流以下的著作”，⁽¹⁵⁾郭沫若也呼吁“国内各大书坊多采办海外的名著”，⁽¹⁶⁾期待视野所发生的转变为名著译本在中国，特别是在上海找到了巨大的市场。据陆费逵1932年的估计，这一时期书业的营业约3000万元，商务约占6/20，中华约占3/20，世界约占1／20，⁽¹⁷⁾三家上海书局的营业已占全国图书销售的一半，可见上海图书市场之畅通了。

第二，租界特殊环境是出版业高度集中上海的一个重要原因，客观上为进步名著的翻译出版提供了避难所。

20世纪20—30年代连续不断的社会革命与政局动荡，使“国中之国、市中之市”的上海租界成为吸引出版者的栖身之处。朱联保统计的解放前大部分出版社、书店的门市部或店址都集中在福州路（旧称四马路）中段、河南中路（旧称棋盘街）、山东中路（南段旧称麦家圈，北段旧称望平街）、广东路（旧称五马路）和昭通路（旧称交通路）一带。⁽¹⁸⁾据墨菲统计的1935年华界上海市区工业概况表中的2676家工厂中，没有一家造纸厂和印刷厂，而公共租界内却有663家。⁽¹⁹⁾

上海实际上分裂为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三个政治区。租界帝国主义多元统治，租界当局母国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的差异，使租界难以实行严厉的出版控制，1919年法租界颁布的《上海法租界发行、印刷出版品定章》最终未能实行就是一个例证。⁽²⁰⁾

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采取了严厉的思想统制，1931年10月颁行《出版法施行细则》，查禁书刊200多种，1934年2月又在上海查禁书籍149种、刊物76种，同年5月又成立“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6月公布《图书杂志审查办法》。“凡是带‘马’字的都被扣留，连马寅初的东西也被扣过”。⁽²¹⁾但是国民政府的控制措施在租界内根本无法实施。相反，由于读者普遍存在的逆反心理，在这集权主义传播控制政策无法推行的租界内，出现了马列名著的出版热。1930年江南书店出版陈仲涛译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吴黎平译恩格斯《反杜林论》，1934年至1937年亚东图书馆先后推出恩格斯《宗教·哲学·社会主义》（林超真）、马克思《劳动价值说易解》（西流）和《论犹太人问题》（郭和）。自1930年陈启修译出第一本《资本论》（昆仑）和1932年至1936年北平出过潘冬舟译本和侯外庐等译本后，1934年商务出版了吴半农、千家驹译本，1938年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了郭大力、王亚南的全译本。上海租界的特殊环境客观上保护了马列名著的翻译出版。

第三，以留学生为主体的翻译媒介在上海聚集。

继徐光启之后，清末民初上海本地优秀译家辈出，有李凤苞、贾步纬、钟天纬、颜永京、蔡尔康、吴宗濂、姚文栋、穆湘玥等，20—30年代活跃在译坛的则有耿济之、郑太朴、孙寒冰、朱维基、潘光旦、傅雷、朱雯等。但更多还是从江浙等地涌入上海的。19世纪中叶以来，随着上海商品经济的繁荣，各种新式学堂的创办，来沪求学就业的人员倍增，引起人口向上海的流动。每当国内发生政局动荡，大批人口涌入租界，也是上海人口波动的一大原因。加之上海拥有庞大的名著译本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群体，使上海渐渐成为汇合各地翻译名家的盆地、吸引四方名译的磁体和孕育新生代译家的温床。清末以来留居沪上从事西书中译的有王韬、李善兰、华蘅芳、徐寿、徐建寅、赵元益、戢翼翚、谢洪赉、王季烈、丁福保等，五四以后大批译家纷纷来沪，如鲁迅、郑振铎、伍光建等。1927年革命转入低潮，一批原先投身政治斗争的文化战士又重返译坛，陆续来到上海的有瞿秋白、冯雪峰、潘汉年、周扬等。而构成上海翻译媒介主体的是大批从国外归来的留学生，包括进步作家和文化人士。留法归来的有陈绵、巴金、梁宗岱、黎烈文、李健吾、戴望舒、王力、周太玄、李丹等；留英归来的有陈源、吕叔湘、徐志摩、伍蠡甫等；留美归来的有赵元任、王造时、罗念生、唐钺、冰心、梁实秋、何炳松、余家菊、潘光旦、李安宅、章益等；留日归来的最多，如张东荪、刘文典、郭沫若、成仿吾、陈望道、李达、李汉俊、陈启修、周佛海、田汉、夏衍、张资平、谢六逸、郁达夫、周昌寿、郑贞文、刘呐鸥、傅子东、王亚南、夏丏尊、楼适夷、穆木天等；还有不少是双重留学生，如任鸿隽留学日、美，文元模留学日、德，夏元瑮留学美、德，冯承钧留学德、比，焦菊隐留学英、法，杨端六留学英、德。曾译出都德《娜拉女郎》的法国留学归来的四川人罗玉君说得很清楚：“当年离开巴黎时我就想，只要这个世界上有地方放下我的书桌，有地方出版我的译著，有年长的年轻的读者喜欢我的书，珍藏我的书，那地方就是我眷恋的……正因为如此，巴黎留不住我、欧洲留不住我，四川太凋敝也留不住我，留住我的恰恰是上海。”⁽²²⁾

以留学生为主体的翻译媒介，一般都具有双语或多语的能力，且熟谙留学所在地不同的文化背景，具备现代知识结构，成为站在传统中国文化和现代西方文化直接碰撞的交汇点上、掌握了文化选择权的主译者，从而根本上摆脱了自徐光启以来，欧洲传教士口译、中国人笔述润饰的翻译方式，也摆脱了20世纪初主要靠日本中介转译西书来输入西方文化的局面。⁽²³⁾正因为他们具有较好的西方文化的素养，所以能够去选译体现人类智慧和情感的名著，来取代像李提摩太译述的《泰西新史揽要》这类被西方史家讥为“三流历史学著作中最乏味的一些残余”。⁽²⁴⁾尽管这一时期日文译书在数量上仍占绝对优势，⁽²⁵⁾但由于留学生的多元趋势，使当时日文译书已从转译西书变为主要译介日本作家学者如武者小路实笃、厨川白村、菊池宽、夏目漱石、安部矶雄、堺利彦、高畠素之等人的代表作，从而使译界在西书中译的原本选择范围上不再受日译西书的限制，多少避免了转译所带来的译文与原文之间的隔膜，不致产生把法国儒勒·凡尔纳的作品，误作“英国人”或“美国人”这种转倒之间产生的误差。

第四，译者学者化和译家作家化是名著译本质量得以保证的内在基础。

这一代译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译者兼学者，作家即译家。像鲁迅、郭沫若、赵元任等还是作家、学者、译者一身而三兼的。不少作家的创作与翻译活动同样长久，在数量上也几乎相等。鲁迅从1903年译《月界旅行》起，到去世前不久译出果戈里《死魂灵》为止，一生译述了14个国家100多位作家的200多种著作，总字数达290万字。这种译者兼学者、作家兼译家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由于学者有着本专业深厚的学识和较高的鉴赏力，因此往往能比较准确地传达名著的精神，有着较高的清晰度，能够产生像王造时译《历史哲学》、郭大力与王亚南合译《资本论》、郑太朴译《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高觉敷译《精神分析引论》、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杨东莼译《古代社会》、冯承钩译《马可波罗行纪》、傅任敢译《大教授学》、傅种孙译《几何原理》这些译界学术名著的一时之选。作家与译家的双重身份，使他们能以自己出色的创作天才和体验，运用丰富的文字技巧，创造性地去把握原著的情感世界，从而保证了文艺名著译本的艺术水准。像鲁迅译《毁灭》、郭沫若译《浮士德》、胡适译《娜拉》、赵元任译《阿丽思漫游奇境记》、梁实秋译《丹麦王子哈姆雷特之悲剧》、田汉译《莎乐美》、冰心译《先知》、李金发译《古希腊恋歌》、夏丏尊译《爱的教育》、沈端先译《母亲》，能成为影响几代人的名著名译，与这一代译家作家化的特殊气质是密切相关的。

第五，流派、思潮和学术论争是名著时代形成的催媒和动力。

五四新文化运动全面地开启了导入西方新思潮的闸门，20—30年代进入了流派思潮迭起、学术争鸣不断的时期。活跃在上海的具有鲜明流派色彩的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社、浅草社、太阳社、南国社、新月社、朝花社等文艺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专业性学会“中国科学社”的带动下，地质学研究会、植物学会、化学会、动物学会、物理学会、医学会也竞相成立，1930年还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社会科学家联盟”。各种社团纷纷编出丛书，如“共学社丛书”、“尚志学会丛书”、“文学研究会丛书”、“文学研究会世界文学名著丛书”、“创造社丛书”、“太阳社丛书”、“中国科学社丛书”等。美国实用主义经典詹姆士的《实用主义》、新黑格尔派代表克罗齐的美学名著《美学原理论》、以精神分析法开掘文艺底蕴的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托尔斯泰“为人生而艺术”的《艺术论》、易卜生社会问题的名剧《娜拉》、歌德浪漫主义的不朽经典《少年维特之烦恼》、卢梭惊世骇俗的《忏悔录》、屠格涅夫主观抒情艺术的中篇《初恋》、安特莱夫的象征小说《红笑》和梅特林克的象征剧《青鸟》，甚至像奥尼尔表现主义的代表作《天外》纷纷在这一时期译出，这些驳杂活跃的学术观点和思潮流派的导入，刺激和强化了作家学者的个性色彩和流派社团的多样性发展，从而更加剧了读者对理论的需求，造成了一种时代的“理论饥渴”。

与此同时，上海文坛学界弥漫着各种学术论争，“科学与玄学”之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战、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民族主义文学运动论战、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大众语文的讨论、人性与阶级性的讨论、中西文化与本位文化的论战、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讨论、“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等，每次论战都需要理论武器，已经译介的西方名著自然成为寻找强有力理论武器的目标。科玄论战的双方都纷纷投入理论翻译，玄学派的代表张君劢译出杜里舒《论理学上之研究爱因斯坦氏相对论及其批评》、张东荪译出柏格森《物质与记忆》，科学派的唐钺译出了詹姆士《心理学原理》和马赫《感觉的分析》、文元模译出马赫主义者彭加勒《科学之价值》等。为了能够深刻理解无产阶级文学的内容和方法，解决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战中的问题，论战双方都积极投入马列主义文艺名著的翻译，1929—1930年水沫书店先后出版鲁迅译出的卢那卡尔斯基《艺术论》和《文艺与批评》、普列汉诺夫《艺术论》等；冯雪峰译出普列汉诺夫《艺术与社会生活》、卢那卡尔斯基《艺术与社会的基础》；1930年神州国光社和水沫书店分别推出弗里契《艺术社会学》的胡秋原和刘呐鸥两种译本。30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促进了马列名著的翻译、传播与接受。积极投身于这一论战的吴黎平，译出恩格斯《反杜林论》，并在译序中称译此书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实际的斗争，有所臂助”。有些译本中的概念，如“亚细亚生产方式”等甚至成了论战中的重大议题。⁽²⁶⁾

名著时代在上海形成就是由上述地域、经济、文化、个人传播媒介等多种复合因素，在历史运动中合力作用的结果。

名著时代的形成大大开拓了人们的眼界，深化了中国知识界对西方的认识，对于中国新文学的创造、新学科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名著时代带来了多元性的文化，加深了人们对西方文化的理解，推动了上海文化的多样性发展。

名著时代的翻译涉及从古希腊罗马以来上下两千多年，包罗欧、美、日本纵横几万里异常活跃的各种文化体系。由于这一时期多采用全译本的形式，从而减少了节译与摘译对名著精髓的损害。如果说清末译者那些误取西方改编供儿童用的删节本译出的名著是一种描红模练写毛笔的话，那名著时代的译家可以视为是稍为成熟的画家为创建自己的风格去临摹名家的原作。如果说严复、林纾属于那种以桐城古文去化译或达旨西方文化的话，那么鲁迅、茅盾为代表的这一代主张的“直译”原则，则更有利于完整地显现西方文化各种体系的本来面目，使人们认清了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有不同文化模式的特点，每个民族都处于世界的多元性的整体之中。于是“兼容并包”的文化意识不仅贯穿于商务印书馆这样大的出版机构，也体现在像黎明书局这些小书局的出版方针中。认识到这种多元文化的存在，并学会容受这些多元模式的互相激荡，深化了上海这一文化地区灵活、多样性的城市特点，而这种文化特点却是构造一个国际性商业—文化大都市所必备的品格。

其次，在20世纪20—30年代整理国故的高潮中，名著翻译成为上海新文化阻止向传统回归的有力武器。

输入新知又引起了对传统的反思。20—30年代在大规模传播西学的同时，学术界也展开了以西方现代科学方法对传统进行批判和改造的“整理国故”运动。表现在科学界有王琎、曹元宇对传统化学的清理，李俨、钱宝琮对传统数学的阐述，竺可桢、赵元任对传统天文学和星象学的研析，丁文江对传统地理学与地质学的探索；表现在文史界有胡适对古典小说的考证、顾颉刚于古史的论辩等。这场运动本身的目标是为了“再造文明”。然而，由于梁启超、梁漱溟等人鼓吹西方人对科学和进步的信念已被世界大战摧毁、正在向东方企求精神安慰的论调，加上一批国粹主义者的兴风作浪，国故整理运动一度变成了复古主义泛滥，大有向传统回归的趋向。一时，“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几乎成了中上等家庭里的必备物，几种“国学”小丛书流传之盛，百倍于所谓“科学小丛书”，向来只买皮脊金字洋装书的买办们，也在搜罗宋金元本的线装古籍了。⁽²⁷⁾面对复古主义的泛滥，不少学者大声疾呼：“翻译比整理国故重要得多，因为翻译来的是中国所没有的东西，而国故则古已有之，有目共见”，⁽²⁸⁾确实，名著时代的翻译，带给了中国知识界一整套传统文化中不曾有过的有关真理、民主、自由、平等、善与恶、上帝、幸福、爱情以及存在、物质、原因、形式等一系列观念形态，展示了一种异于中国文化的、有严密的逻辑结构为基础的文化体系。这些由名著译本传译来的强大的文化体系，保证了以摄取西方文化而铸成的新文化，不致被这场整理国故运动中掀起的复古主义思潮所淹没。

再者，名著翻译形成一种有效抵御同时传入的西方“垃圾文化”的高雅文化，保证了上海文化的健康发展。

上海文化是各种互相混合作用的大熔炉。崭新与陈旧、文明与野蛮、智慧和愚昧、现代与传统交织在上海城市文化之网中，呈现出缤纷的色彩。上海文化的灵活多样也会走向其反面，西方文化中腐朽的东西，也很容易在这块流品混杂、追求时髦、卖弄噱头的土地找到生殖的土壤。鸦片小贩敢于胆大包天地出售纸包洋药，引进的西洋赌具、跑狗跑马，使上海有组织的赌博堪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比肩。卖淫业也是全世界最发达的地方。与这些垃圾文化相互并存的是出版界大量译出的海外香艳之作，一些“小瘪三”在路灯下向出入野鸡窟的色鬼兜售诲淫译作，甚至出现过冒充工部局警务处风化科科长劳勃生名义偷印的外国淫书《银梨花下》中译本的奇闻。⁽²⁹⁾对这些托根在社会腐肉层的“垃圾文化”进行有效控制的并不是有钱进账就眼开眼闭的政府或租界书报检查的鞭子，而是这些凝聚了人类几千年思考结晶的名著译本。名著译本以其高雅的趣味给中国读者提供了一种“高峰价值”的体验，依靠着这些趣味高雅的名著改编本、名著缩译成的“大众本”及名著连环画等形式，通过教育、舆论批评等传播媒介影响大众读者群体，让人们通过高雅文化的参照系培养鉴别善与恶、美与丑、健康与腐朽、文明与野蛮的能力，使上海文化在散发着市侩气、流露着西崽相的市民文化的氛围中，仍保持了一种不是以往那种坐井观天的顽固，而是现代的洞察世界的通达，使灵活、多样性的上海文化在不断引进的驳杂纷繁的西方文化面前，保持一种大都市文化应有的矜持与凝练。

附记：本文曾提交1991年10月21日至25日复旦大学、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联合主办的“城市研究与上海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并在会上报告。本文系会议全文的摘要本，原载《复旦学报》199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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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今年该是什么年》，《文学》1935年4卷1号；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29页。

(2) 鲁迅《非有复译不可》，《文学》4卷4号，又载《鲁迅全集·且介亭杂文二集》。

(3) 钱存训著，戴文伯译《近世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载《文献》1986年第2期。

(4) 转引自李泽彰《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出版业》，载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中华书局，1959年，第389—390页。

(5) 王云五《岫庐八十自述》，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年，第85—88、225页。

(6) 杨寿清《上海沦陷后两年来的出版界》，张静庐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补编》，中华书局，1957年，第376页。

(7) 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78—590页。

(8) ［美］　罗兹·墨菲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02—203页。

(9) 傅殿文译《上海租界内中国出版界的实况》，载《出版史料》1985年第4辑。

(10) 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杰成印书局，1933年，第262页。

(11) 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第241页；茅盾《从〈怒吼罢，中国！〉说起》，载《生活》周刊第8卷第40期，1933年11月7日。

(12) 这些统计数字依据薛明剑《上海藏书史料片断》，载《上海地方史资料》（四），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第194—201页；乔好勤《略论我国1919—1949年的目录学》，载李万健等编《目录学论文选》，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第253页。

(13) 徐雪筠等译编，前揭书，第307—308页。

(14) 参见邹振环《接受环境对翻译原本选择的影响——林译哈葛德小说的一个分析》，载《复旦学报》1991年第3期。

(15)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918年），载《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25年，第139页。

(16) 郭沫若《讨论注译运动及其他》，《创造季刊》1923年2卷1号。

(17) 陆费逵《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载张静庐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补编》，前揭书，第279页。

(18) 详见朱联保《解放前上海书店、出版社印象记》（连载于《出版史料》1982年第1期至1987年第4期）。

(19) ［美］　罗兹·墨菲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02—203页。

(20) 陈正书《上海租界最早的新闻出版法》，载《上海史研究》（二编），学林出版社，1988年，第63—75页。

(21) 吴黎平《关于“左联”的一点情况和意见》，载《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五），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第152页。

(22) 金平《上海眷恋》，载《文学报》1990年464期。

(23) 参见邹振环《留日学生与日文西书的汉译活动》，载《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0年，第93—105页。

(24) 柯林武德著，何兆武译《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164页。

(25) 若虚《评中国著译界》称：“翻开新刊书一看，十之八九为日本来之作品。”（《中国新书月报》1931年2卷2期）

(26) 周子东等编著《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知识出版社，1987年，第100—145页。

(27) 郑振铎《且慢谈所谓“国学”》，《郑振铎文集》（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74页。

(28) 长虹《走到出版界》，泰东图书局，1929年，第133页。

(29) 平襟亚《上海出版界琐闻》，《上海地方史资料》（四），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第238—2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