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秦巴山区社会经济的残破

一、明清之际秦巴山区社会经济的残破

明末清初数十年间，秦巴山区又陷入长期的动荡、战乱之中，致使清初出现了与明初相类似，但比明初更残破的景象。由于清初的动荡反复持续，时间更长，故恢复得也更慢。对于明末鄂西北郧阳山区的残破情况，崇祯年间督师鄂西北山区的明末名臣卢象癉有如下描述：

兵燹频仍，一望荒郊，孑遗殆尽。臣每介马而驰于穷崖绝谷中，百里不见炊烟，不逢人迹。即有一二鹄面鸠形之辈，寄息山岩石窟之间，所食皆草根树皮，遥望官兵，辄骇而他匿……山民本非土著，生理鲜少，落落晨星，一当寇警，死者十三，逃者十七，就中投入贼伙者亦多，迄今地亩抛荒，庐舍煨烬，几于千里不毛。⁽¹⁾

当时，“田畴俱为蓬蒿者，数百里如一”⁽²⁾。竹山是遗民“十不及一，又皆散栖山寨。荆榛满地，野无炊烟”⁽³⁾。到了康熙三年（1664年），房县才有编户170户，耕地1616亩，夏秋粮63石。⁽⁴⁾就这些还是各县“多方招徕抚循”之后的情况。

明末清初的战乱及其对鄂西北山区的影响，以竹溪县为典型。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知县黄晖烈的《政事纪略》对此有具体记述：

明季流寇煽乱，张献忠肆虐于蜀楚之交，而溪邑尤甚。灭其人，火其庐，堕其城。凡仓廪、学舍、署廨、庙宇之属，付之一烬，而昔之樊然蔚然者，盖荡然无存矣。献忠窜蜀，余寇之负固者十有三家，各据一山，自为雄长，道无行迹，邑无居民，蒿莱之所窃宅，猛兽之所游嬉，鸟鸢之所栖息，如是者又二十年。然吏之分符至此者，寄署山寨之巅，求所谓城社遗墟，但见蓬蒿迷目而已。至康熙之二十年（1681年），山谷廓清，榛莽荡涤，民之瞻鸟靡止者，稍知所归息焉……未几，甲乙之交，吴逆不轨，杨来嘉附之，谢、洪二贼肆其咆哮，负隅作慝，流血成川，积骨成丘，如是者又七年……（其后）多方招徕，惊鸿始集，然而积岁以来，野无三户之村，村无半缗之蓄，焚而田，筑堰通水，伐树为薪，其事已毕，高壤则望泽于天，布缕麻粆文史楮笔则取资于外……⁽⁵⁾

陕南山区的状况，较之鄂西北山区不相上下。据顺治年间总督山陕四川粮饷的户部侍郎王来用报告：“秦中地方自明季以来，数十年兵劫奇荒，流毒之惨，盖无一块干净土地也。在贼杀不尽而苦凶荒饿杀，饿杀不尽又苦传染病杀……田则满目荒草，庄则徒存破壁，人烟几断。触目伤心，真天老地荒之象。”报告中所举商州山阳县情况是：

寇乱十载，城破三次，卷焚吏亡。当年二十里今并一里；当年七千六百余丁今止五百有零；原地九百顷今止耕一百顷有零。

兴安州白河县：

于县治地方逐处步行，但见白骨遍地，草木迷天，百十里无熟地一席，鹿豕成群，行一日无居民一家。……再查旧粮原额九百零二石，人丁一千五百余，岁派额银四千有零。今查熟粮止四十二石，人丁二百零一丁。

汉中府凤县：

县治设在云栈之中，四面峻山，乃系盗贼渊薮，屡遭残破，人烟几断，山内无人，自崇祯年间至今，并未开征。

邻近的甘肃两当县本来就是“在万山丛中，自万历年来，人民渐少，田地日荒”，崇祯年间又屡遭劫掠，城陷民散，人丁由6300余减少到400余。⁽⁶⁾

地方志对上述状况亦有记载。康熙《山阳县志》载，山阳知县秦凝奎为增殖地方人口，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颁行《广生示》，示云：“本县自孟冬由商州赴任，目击山阳一路万壑千溪，猿啼鸟语。而民间草舍，五里一遇，十里一逢，余地皆属丘墟。即所遇烟火数家，又皆鹄面鸠形，茕茕孑立之辈。”据道光《宁陕厅志·纪兵》记载：“顺治年间，贼一斗谷、杆子手、王才、王根害、干公鸡、钻天鹞等，先后盘距（踞）子午一带数十年，劫掠焚杀，山中之氓所存十无一二矣。”“康熙十三年（1674年）又遭滇逸（逆）吴三桂之变，伪将军谭宏、王屏藩，伪总兵杜学、马国良等出没南山一带者六年，杀掳焚劫，甚于流贼，此子午数百里无人烟之始也。”

地处大巴山东中部、川陕楚三省交点上的平利县直到乾隆初年，仍然是“土地不辟，田野不治，其人率安于荒陋，椎鲁而无文”。古澧在《平利县钞本志序》文中写道：

城中居民二十余家，向晦则闭户不敢夜行，而山野之竹篱荆扉，惴惴居息又可知也。阖县四百余户，散于六百里竹箐荒茅之中，落落如晨星之丽天。多于硗确萲簐之坂，火耕水耨以给俯仰而供国税。贫者并无握粟，富者亦无兼年之食。桑麻纺绩，咸弃而不知务……⁽⁷⁾

紫阳、西乡、宁羌、文县等巴山之中州县大多类是。

再看川东北山区。顺治中，湖广道御史、巡按四川的郝浴疏陈川北的情况是：保宁、龙安、顺庆三府及潼川州属共29州县，皆一望丘墟，垦熟田地统计235顷。百姓死于战乱、灾荒者，十室而九。每县平均不足30户。经历年招徕，29县合计才得9350余口，县均320口左右。⁽⁸⁾清政府曾于顺治十年（1653年）在川北大巴山区的广元、昭化地方拨军兴屯，2000人垦熟田地170顷余，到顺治十六年（1659年）撤走驻屯军队后，所垦田地竟无人承接。当时的广元县“惨遭劫变之后，人民故绝，满道蓬蒿……田地无人承种”。昭化县“自遭献贼屠戮，军民士庶百不存一二，庐舍田园鞠为茂草……自定鼎至今，节次开过上中下田地一百一十二顷余亩……劝谕开垦每岁不过十数余亩”。⁽⁹⁾到康熙三年（1664年），川抚张德地经大巴山区进川赴任，所历情形是：

由广元入境，沿途瞻望，举目荆榛，一二孑遗，鹑衣菜色，见臣经临，环臣号泣称：“自遭屠惨，旌倪殆尽，间有流移，招抚还集……”惟兹境内行数十里，绝无烟爨。迨至郡邑，城鲜完郭，居民至多者不过数十户，视其老幼，鹄面鸠形。及抵村镇，止茅屋数间，穷赤数人而已。⁽¹⁰⁾

舟行竟日，寂无人声，仅存空山远麓、深林密箐而已……诚有川之名，无川之实。⁽¹¹⁾

川北保宁府、龙安府乃清廷获取较早的川地，为巩固这块根据地，曾想方设法进行招抚、垦殖，但成效未显，又遇“三藩之乱”。史称：“保宁为蜀北咽喉，苍溪当利、阆水陆之冲，贼兵蹂躏，民不聊生，俱逃避深山穷谷中……人民破家失业者不可胜纪。”⁽¹²⁾

从明末崇祯初年到清康熙年间“三藩之乱”平定，秦巴山区社会动荡不安长达50年之久，在此期间，山区各州县幸存的人口有相当大的比例居住在僻远的深山穷谷中。前引各记载中所谓“寄息山岩石窟之间”、“散栖山寨”、“逃避深山穷谷中”以及“存在绝峒密箐中”、“除少数避迹山寨者，余皆无人迹”等说法，表明清朝初年秦巴山区人口的分布，存在着与明朝初年相类似的现象，山地居住的人口甚或多于平地。竹山县的情况就很能说明问题：“明季遭寇，土人各据险以避乱，而九社之地遂析为寨，旧志所载凡二十有四。”⁽¹³⁾他们在深山林谷中刀耕火种，兼取林产、野味维持生计，有的甚至长久定居下来。

面对与元明之际类似的残破局面，清廷采取的对策亦有与明廷相同者，其中之一即归并州县。如鄂西北山区，顺治十六年（1659年）并上津县入郧西县。川东北山区，康熙六年（1667年），并新宁县入梁山县，并大宁县入奉节县；康熙九年（1670年），并大昌县入巫山县等。⁽¹⁴⁾

战乱的破坏，人口的丧亡无疑是严重的，但若据方志或一些记述中“百无一二”，“千不存一”甚至“万不存一”的说法来确定当时幸存的实际人口数量，就大谬不然了。如果要做当时人口的定量分析，必须考虑下列诸因素，不然，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人口增长数量、移民数量以至人口增长率等，都要折而扣之或者要打上问号。这些因素是：

有关记述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对当地遭破坏、人口损失、社会凋敝气氛的夸张、渲染，尤其当联系赋役问题论及人口数量时，渲染成分更多。

城治所在地方聚集的人口数量与其他地方人口分布数量的关系、差异。

在平地居住的人口数量与在山地居住的人口数量多少的关系、差异等。

顺便提及，时人在记述明末清初地方残破时，多提及明代盛时的景象以加对比，如康熙《郧阳府志·赋役》称：

郧地山之数十之八，可耕者仅十之一二耳。在昔人余于地，山冈不毛，犹肆力焉，乃今开垦之令日下，而应者绝少，其故安在？是在司牧者……

显然，言者将招垦效益差归之于制度性的原因，这种状况与前引川陕的情况是一致的。乾隆《续商州志·食货》亦称：

商州四面皆山，凡近河通渠平原沃壤，本属有限……在昔烟户稠密，无地不耕。自前明兵燹以后，地广人稀，荒芜日积。

其他如紫阳、汉阴、淅川等地都有同样的记述。我们说，这样的对比记述，不无烘托反差的意思，但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本书第三章关于明代秦巴山区资源开发程度大幅度提高、社会经济发展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