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绪尔语言理论的要点

索绪尔关于语言和语言学的理论十分丰富，其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以下六点。

（1）语言符号的任意性

最初，索绪尔把语言符号定义为概念和音响形象的结合。他不同意日常习惯中对“符号”这一术语的用法，即只指音响形象，他认为只有概念和音响形象的结合体才可以叫做符号。例如，说汉语的人，通常把“shù”这一音响形象视作现实中存在的树或有关树的概念的符号，按索绪尔的观点看来，这是不正确的。实际上只有“shù”这一音响形象与“树”的概念这两项要素结合成的整体，才算是符号。若用图表示，就是：

索绪尔说，语言符号所包含的两项要素都是心理的，由联想的纽带连接在我们的脑子里（第100页^[11]）。那么，概念和音响形象的联系是怎么确定的呢？对此，索绪尔起初是用辉特尼的约定论（conventionisme）来回答的，即认为只有约定可把不同的声音和不同的意义结合成一个统一体。但后来他发现约定论有根本性的弱点，那就是它包含着这样的意思：声音和意义是两项业已定形的事实，人们通过约定而把这两部分现成的东西联系起来。然而，在索绪尔看来，无论是声音部分还是意义部分，在结合成符号之前，事实上都是不定型的。因此，最后他放弃了“约定论”的解释，而归结为符号的彻底的任意性。

索绪尔在对语言现象的仔细观察中发现，在实际讲话时，语言符号（例如一个词）的发音和意义常有变化和差异，例如，在各种不同场合下说“先生！”，无论是意义和声音都会有细微的变化。当然在意义和声音两方面，这种变化都是有一定限度的，他以图表示如下：

若以A代表意义（概念）的系列，以B代表音响的系列，在这两个平行系列之间，说话人实际上在一定的范围内（例如在αα′、ββ′、γγ′范围内）进行着各种不同的重新组合。由于这些组合是在一定范围内构成的，因此尽管具体的声音实体和意义有差异，但在功能一致的基础上，这种不同的组合总被看作同一符号的重复。索绪尔经过反复思考，直至第三次普通语言学课程临近结束之时，即1911年5月19日的课上，才引入两个新术语，即能指（signifiant）和所指（signifié），用来代替原先的音响形象和概念。值得注意的是，索绪尔的能指和所指所表示的是声音和意义的类别，例如，上列图表中α、β、γ……是所指的类别，α′、β′、γ′……是能指的类别。索绪尔认为，符号的能指和所指的结合，与语音实体和心理实体所固有的性质、特点无关，也就是说，这两方面的联系根本是任意的（见第158页）。索绪尔把语言符号的任意性视为全部语言事实的基本原则。他认为，整个语言形式的大厦是建立在任意性这一原则的基础之上的，因此他又把任意性原则称作“第一原则”。

（2）语言和言语的区分

索绪尔发现，人类的语言活动并非一种单纯的东西，而是一种异质的、复杂的现象，它涉及物理、生理、心理等好几个领域，因而不可能以整个语言活动作为语言学的对象。他认为，为了确定语言学的对象，就应该把语言和言语区分开来，即：

区分出来的语言，是同一语言共同体接受的符号系统，而言语则是语言活动中除去语言后所有的其他成分。索绪尔指出，言语是一种个人的行为，暂时的现象，因此不能作为语言学的对象。而语言呢，它既是言语的工具，又是言语的产物，（第41页）它是属于集体的一套比较稳定的符号系统，因此可以把它从语言活动中划分出来，作为语言学独立的研究对象。在索绪尔看来，语言和言语构成一个对立体，两者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要言语为人所理解，并产生它的一切效果，必须有语言，但是要使语言能够建立，也必须有言语”（第41页）。

索绪尔区分语言和言语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明确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这一区分为对语言进行系统的结构的研究确立了理论基础，对语言学的发展是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的。

（3）共时和历时的区分

索绪尔认为，应该把所有的语言现象分为两类，一类属语言的共时性现象，亦即属于语言的横切面的现象，另一类属语言的历时性现象，亦即有关语言成分的历史演化的纵断面的现象。在他看来，共时和历时是两种对立的现象，应该分别进行研究，但这只是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的对立，并不是说两者是互相排斥的，至少在索绪尔的意向中，共时性的研究并不排斥历时性的研究，也不排斥对有谱系关系的语言进行比较研究。不过，他确实认为，相比较而言，共时性研究应该占据优先的、主要的地位。理由很简单，因为他认为，只有在共时性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在属于不同语言系统的语言单位之间进行比较。

有些人指责索绪尔的这一区分具有反历史主义的倾向。其实，索绪尔不仅没有否定历时性的研究，而且以其“语言符号任意性”理论，以最严格的方式论证了历时性研究的根据。语言变化现象扑朔迷离，似乎是一种猜不透的哑谜，我们究竟根据什么样的合法性可把属于不同语言系统的语言单位看作是有亲属关系的呢？索绪尔的回答是：在不同的意义和不同的语音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特有共时性的均衡，但是在有它们共同存在的语言的每一种状态下，它们都是同一个所指和同一个能指的变体。这种系列在不同的语言状态下，把一系列历时性的极端（如拉丁语的calidum〔热〕和法语的chaud）或比较系列的极端（如拉丁语的nātus〔出生〕和古印度语的jâtás）联结在一起^[12]。再说，索绪尔在语言研究和教学的实践中，把大量的时间放在历时性语言现象的分析方面，这也足以证明他并不轻视历时研究。不过，索绪尔在强调共时现象的系统时，确实说过历时事实缺乏系统性、规律性这样的话，这一点后来经过布拉格学派雅可布逊、马丁内等人进一步的研究，证明是不能成立的。

（4）语言的系统性与价值概念

索绪尔说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他在《论印欧系语言元音的原始系统》中，就已立足于系统观念探索印欧系语言的原始元音系统。索绪尔证明，一些学者所说的原始印欧语的长元音，实际上可归结为一个单元音和另一特殊单位的结合。他把这个特殊单位假定为＊A，他相信这一单位一定存在过，后来消失了。有了这一假设，就把长元音从语音系统中除掉了，从而使语音系统变得较为合理而清晰，另一方面，还使一些元音交替系列之间的类似性显示了出来。如希腊语的＊dheA∶＊dhoA∶＊dhA的交替与＊derk∶＊dork∶＊drk的交替是相同的，＊eA∶oA∶A的关系与＊er∶or∶r的关系一样。＊A在交替中的作用与r在交替中的作用是一样的。索绪尔对＊A的假设，完全是根据系统观念，亦即音位之间的对立关系以及某一音位在音节中可能占据的位置等方面而得出来的。这是一个抽象单位，索绪尔并不了解它的语音特征。但是，后来（1941年）亨特里克生（H.Hendriksen）在赫梯语（hittite）中发现了一个喉音，它在元音系统中正好占据索绪尔所假设的＊A的位置，从而证实了索绪尔假设的正确性。

在《教程》中，索绪尔对系统观念进一步作了深入的阐述。在整个《教程》中，“系统”（système）一词共用了138次，含意十分丰富。索绪尔并不局限于认为系统就意味着“彼此互有联系”，他强调系统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相互有差别的单位的对立表示着意义的区别。因此，他不满足于知道单位之间“彼此互有联系”，还努力探索为什么会有这些联系，以及这些联系究竟是怎样的。索绪尔的系统概念与“区别”、“对立”、“价值”、“实体与形式”等概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正是他对语言系统性认识的独到之处。其中尤其是价值概念，跟他的关于语言系统的理论是休戚相关的。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个纯粹的价值系统”（第118页），而“任何要素的价值都是由围绕着它的要素决定的”（第162页）。也就是说，价值是由语言单位在系统中受到其他单位的制约而产生的。索绪尔曾从符号的意义和声音两方面具体分析在一个系统中怎样由差别、对立等关系形成价值的情况，并进而引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论点：“语言是形式（forme），而不是实体（substance）。”^[13]意思就是说，语言价值并不决定于心理实体和声音实体，而是由关系决定的（第164页）。

（5）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

索绪尔指出，对语言作结构分析，包括从结构段的组合关系和聚合体的聚合关系^[14]这两方面的分析。几个成分连接起来组成一个比较大的单位。这几个成分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组合关系。同时，每一成分还通过相似或差异跟同一语言中其他一些成分产生联想关系，这些成分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可以选择来互相替代，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是聚合关系。索绪尔把这两种关系看作分析共时系统的基本方面。在他看来，描写语言单位，就意味着确定它的价值，这就必须考虑到它的一切可能的对立的聚合及它的一切组合的可能性。

（6）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

索绪尔主张区别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或者说语言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他认为，一切与语言系统无关的东西都属于外部语言学，一切与系统有关的，则都是内部的。在他看来，脱离语言的外部现象，完全可能认识语言的内部结构。但他也说到，语言学的外部研究，例如关于语言与民族、种族、政治、教会、学校的关系以及语言在地理上的扩展和方言分裂等方面的研究，都是很重要的，是富有成效的。

有些人批评索绪尔排斥外部研究，其实这也是不符合事实的。索绪尔在《教程》中明确提到外部语言学有重要意义，在手稿中他也多次说到这一点。1894年他写信给梅耶说，“分析到最后，只有语言的生动的方面，亦即区别于任何其他东西而使某个民族具有独特性的东西，只有这一几乎是人种志的方面，才使我保持着兴趣”^[15]。事实也确实如此，在手稿中我们可以发现，索绪尔在换音造词和“尼伯龙根之歌”等语言现象的研究方面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充分证明他对语言学外部研究的兴趣是十分浓烈的。《教程》最后归结到一点：“语言学的唯一的、真正的对象是就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

。”（第323页）这句话也是批判者常常提到的，他们认为这是索绪尔排斥外面语言学的明证。经过几位版本学家的考证，在索绪尔所留下的手稿里未发现这句话的来源，在学生的笔记中也未见有类似的提法，显然是编者加进去的。然而，大多数研究者认为，这句话还是基本上反映了索绪尔的思想的。这当然是就内部语言学，亦即他后来所说的语言的语言学而言的。因为按索绪尔的想法，作为一个共时系统的语言来说，是可以独立地，即超脱社会——历史具体环境而进行研究的。但这并不等于否定外部语言学的研究。他在第三次普通语言学课程中曾提到要建立一门言语的语言学。按他的想法，一切有关语言的外部研究，都应该纳入言语的语言学的范围之内。可惜由于他去世得过早，这一愿望未能实现。

以上几点只是索绪尔理论的主要方面，当然它还包含着其他许多有价值的内容。这几点，现在看来似乎极其平常，可是在现代语言学的发展中却是起过很大的推动作用的。索绪尔的理论自然不是完美无缺的。从《教程》和手稿看来，由于他的许多观点始终处于摇摆和变动之中，因此，有不少相互矛盾之处。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他把语言的所指和能指方面都看作是心理的，给语言学蒙上了一层心理主义的面纱，这就使他的理论带上了唯心的色彩。此外，他的研究以“词”为主要单位，这就当时的情况来说，本来无可非议，但他把“句子”列入言语范围，不作为语言单位，认为不属于语言研究的范围，这无疑是成问题的。类似这样的问题或可商榷之处，在索绪尔的理论中还有不少。不过，总的说来，索绪尔的理论是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经过深思熟虑而提出来的，内容丰富而深刻，并具有辩证的特点，因而标志着一个全新阶段的开始，这是毫无疑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