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绪尔与现代语言学

现代语言学与索绪尔有特别密切的关系，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一般认为，现代语言学区别于以往的语言学的主要特征有以下几点：注意系统性，把语言看作一个系统，一种结构；重视共时的研究；优先研究口语，对所有的语言一视同仁；认为语言学应该是描写性的，而不是规定性的；主张区分“语言”和“言语”，确定语言学的对象是语言。此外，强调“独立自主性”也是现代语言学的一个特点，这就是说，它要求摆脱哲学家、心理学家、文艺批评家以及其他学科的学者关于语言的传统看法，对语言作新的客观的考察。很明显，这几点都来源于索绪尔的理论。因此，索绪尔被称为现代语言学的创始人，“二十世纪语言学之父”，是当之无愧的。从历史的角度看，索绪尔强调共时性研究的重要性，以区别于对语言的历时性研究，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因为这样就承认了语言除了有自身的历史之外，还客观地存在着当前的结构属性，这在语言学中是一次巨大的变革。在共时的结构的研究中，索绪尔进而着重指出，事物的真正本质并不在于事物本身，而在于各种事物之间的关系。这就是说，他主张以一种“关系的”观点代替原有的“实体的”观点。这一视角的变化是语言研究中的一次重大的历史性的转折，具有特别深远的影响。因为正如特伦斯 霍克斯（Terence Hawkers）所指出的，“这一事实的全部涵义在于它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的观念，它要求我们摒弃查尔斯 C弗里斯所谓的‘要素中心’的世界观，以及由这种世界观产生的‘以词为中心的语言观’，而赞成上面提到的那种‘关系的’或‘结构的’观点。如果说‘要素’本身不具有任何意义，而完全从它和其他要素的关系中获得意义，那么，这必定从根本上影响我们对语言的看法”^[16]。索绪尔的这些看法，后来被视为“结构主义”的基本原则，自然也就成了现代语言学的主导思想。

现代语言学与索绪尔的密切关系，不仅可以从现代语言学的产生过程及其基本特征看出，而且特别明显地表现在索绪尔对各现代语言学派的影响上面。苏联学者M.L 斯铁布林—卡勉斯基说过：“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从索绪尔对语言学发展的影响上看，恐怕语言学史上没有一个学者可以和他相比。”^[17]事实确实如此。不过，所谓“影响”，自然不只是指他的理论观点受到赞同或被吸收、发挥，也包括对他的某些论点的争论。正如比利时语言学家莱鲁阿（M.Leroy）在其《现代语言学的主流》中所说的：“只需确认下述一点，就足以表达我们对索绪尔思想的独创性及其活力的最崇高的敬意：自索绪尔时代以来，语言学家就经常不断地争论他所提出的那些论题——不管是为了证实、修正还是摒弃它们——为此，他们耗费了极大部分的精力。”^[18]

值得注意的是，欧美两个研究倾向很不相同的学派，它们的主要理论却都是来源于索绪尔的。以梅耶为代表的社会心理学派，主要接受了他的关于语言是社会心理现象的观点，主张对语言现象进行社会学的、心理学的解释。这一学派的主要成员，除了梅耶之外，还有格拉蒙（Grammont）、巴利、薛施蔼、索墨菲尔特（Sommefelt）、房德里耶斯（J.Vendryes）、弗雷（Frei）等人。这些学者并不严格要求区分语言与言语，共时与历时，内部与外部，他们有时还隐隐约约地批评索绪尔似乎过于强调“结构的”、“关系的”分析，而对使用语言的人以及跟语言相关的社会因素有所忽视。另一个就是结构主义学派。欧美结构主义学派的三大分支中，布拉格学派和哥本哈根学派受索绪尔学说的影响很深，美国结构语言学派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布拉格学派的成员是最早接受索绪尔的新思想的语言学家，他们以索绪尔的区分语言与言语的理论以及关于差别、对立等等的看法为根据，建立了音位学。该派的主要理论著作，特鲁别茨柯伊的《音位学原理》，一开头就提出划分音位学与语音学，其根据就是语言和言语是有区别的：音位学研究语言的语音关系，而语音学是研究言语的语音现象的。索绪尔说语言单位是对立的、否定的实体，特鲁别茨柯伊也提出“音位首先是对立的相对的和否定的实体”。此外，该派成员对索绪尔的“系统”观念也十分重视，如雅可布逊说：“如果不考虑到（语言事实所隶属的）系统，就不可能理解任何一种语言事实。”^[19]

哥本哈根学派跟索绪尔理论的关系显得更为密切。该派领袖叶尔姆斯列夫（L.Hjelmslev）自认为是索绪尔的唯一的真正的继承者。瑞典语言学家马尔姆伯格（B.Malmberg）在为叶尔姆斯列夫所写的传记中也说，许多现代语言学家都声称是索绪尔的学生，但只有叶尔姆斯列夫真正从索绪尔理论的最极端的部分，即“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体”中得出了不少结果。^[20]事实正是这样。叶尔姆斯列夫是对索绪尔理论的这一部分钻研得最透彻，发挥得最彻底的人之一。他说，索绪尔的《教程》中，“那崭新的东西就是他对语言的理解：他把语言看作是纯粹相互关系的结构，看作是一种与其具体体现（语音体现、语义体现等等，这种体现具有一定的偶然性）相对立的模式。”他还说，“他（指索绪尔——引者）首先提出要以结构分析的方法研究语言，即通过列举语言单位之间的相互关系，对语言进行科学的描述，在进行这种描述时，可以不考虑那些对相互关系无关紧要或不是从相互关系中得出来的各种特点。虽然这些特点也可能是通过语言单位表现出来的。”因此，叶尔姆斯列夫认为，索绪尔的观察“在语言研究方面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他的这些观点“在传统语言学中引起了真正的革命”^[21]。除了形式/实体的对立之外，语言/言语、共时/历时、能指/所指的对立，以及区别、对立等概念，均为叶尔姆斯列夫所接受，并成为他的语符学理论的基础。

美国结构语言学派有其自身的特点，但在某些方面，特别在描写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上，也可看出索绪尔理论的影响。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布龙菲尔德对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理论作过很高的评价。雅可布逊说过，布龙菲尔德有一次曾经说起，有四五本语言学著作对他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其中就有索绪尔的《教程》。^[22]布龙菲尔德在《语言科学的一套基本原理》（1926）一文的一则注释中也曾特别提到，他受益于索绪尔的《教程》，因为索绪尔采取步骤给语言学划定了界线。^[23]布龙菲尔德对索绪尔区分语言与言语的主张也表示完全同意。他说：“对我来说，跟索绪尔一样……同时在某种意义上，对萨丕尔也一样……所有这一切（即索绪尔的‘言语’）在我们科学的权力范围以外……我们的科学只能研究语言（即索绪尔的‘语言’）中的那一部分特征，如音位，语法范畴，词汇等等，这些特征对某一语言社团的所有人都是共同的。”^[24]此外，索绪尔的共时与历时的区分以及线性原理、关系概念等等，显然都使布龙菲尔德受到一定的启发。在具体分析过程中，布龙菲尔德跟索绪尔一样，也是从语言结构的纵横两个序列着眼的：横的序列，进行直接成分切分，纵的序列，则归纳“形式类”（form class）。后布龙菲尔德学派的学者，也大都是遵循索绪尔的一些重要原则的。例如哈里斯（Harris）在《结构语言学的方法》（1951）里，跟索绪尔一样，强调成分间相互关系的重要性。他说：“把这些成分与其他一些成分相对地来说明，并按照它们与一切成分的相互关系来说明，是一件头等重要的事。”他进一步发挥索绪尔关于语言结构关系的思想，提出了“结构关系就是一切”的论题，认为语言学主要应该研究语言系统的“分布关系”（distributional relation），亦即描写语流中各部分的分布或安排

（arrangement）。美国语言学家郝根（E.Hagen）在谈到分布研究时曾指出：“这或许是现代语言学的主要发现，即研究语言成分的分布就能找出它们之间的关系……只关心该成分所处环境的种类，并把这些环境与其他成分的环境作出比较……强调这一面来作为语言研究的基础，却完全是始自索绪尔以来的语言学结构学派。”^[25]由此可见，美国描写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跟索绪尔学说之间，确实是存在着一定的联系的。

以上我们简略地叙述了欧美的一些语言学派跟索绪尔的关系，这些学派各自吸收索绪尔的某些观点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从中可以看出索绪尔的直接影响。然而，前面我们说过，索绪尔对现代语言学的深刻影响，不仅表现在他的许多理论观点直接为一些后起的学派吸收，而且反映在他的某些理论经常引起激烈的争论这一方面。例如，布拉格学派的雅可布逊等人认为索绪尔在共时分析和历时分析之间设置了一种“不可逾越的障碍”，为此，他们在1929年挑起了关于共时与历时关系问题的争论，一方面强调在共时描写中进行历时考察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强调在历时分析中必须依靠共时的系统概念。这一争论经久不息，波及德国、英国、法国、比利时、西班牙和苏联等国的语言学界。又如，法国语言学家邦旺尼斯特1939年发表《语言符号的性质》一文，从此引起了关于语言符号理论的激烈争论：一些学者反对索绪尔所说的语言符号有任意性的观点，另一些学者则捍卫这一观点。类似这样的争论，还有不少，例如关于语言与言语的对立、线性原则、音位问题、换音造词问题等等，几乎涉及索绪尔理论的各个部分。环绕着索绪尔的理论观点所展开的一系列争论，一方面使《教程》中某些模糊或自相矛盾的观点得到了澄清，另一方面也有力地推动了理论研究工作，促使理论语言学不断向前发展。

总之，无数的事实可以证明，索绪尔对现代语言学的影响是极其广泛而深刻的。索绪尔研究专家，意大利语言学家莫罗（De Mauro）在深入分析了索绪尔的理论与现代语言学的密切关系后，得出结论说：“索绪尔的思想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各种发展的中心。”^[26]这是很有道理的。索绪尔的理论包含了现代语言学的核心内容，半个多世纪来始终是现代语言学的基石。近几十年来，尽管语言学发展的方向和重点有所转移，但并不能否定索绪尔理论的重要价值。因此，就是现在，人们“讨论任何理论问题，都很难不考虑他的意见”^[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