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绪尔的语言符号传播研究

索绪尔是现代符号学的创始人，但是他的研究却始于语言学，在索绪尔看来，语言学家总是跳不出自己的研究圈子，因此必须对语言的本质进行研究，于是索绪尔把语言学研究拓展到社会领域，这为语言学研究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语言学问题主要是符号学问题，并且是和社会文化范畴相关的问题，通过分析索绪尔语言符号学思想，我们就会发现，它们也是传播学领域内的基础命题。

一、符号系统论

系统论思维是传播学研究中的基本理论，它与控制论、信息论一起被认为是传播学研究中的“三论”。尽管系统论思维的理论源头被认为是黑格尔，不过，当我们理解了索绪尔的符号学思想之后，可以将系统论思维追溯得更早，在索绪尔的语言符号思想中，已经蕴含着较为明晰的符号系统论思想。

索绪尔的符号系统论思维，首先表现在他对语言和言语这两个概念的辨析。按照索绪尔的表述，语言是一种制度和规约，而言语则是语言制度规约下的具体使用。语言决定言语，言语表征语言。因此，语言规定着言语的个人使用，它是首要的，而言语的个人运用，就像索绪尔所说的，不管是天赋的还是非天赋的，只有借助于集体创造和运用的语言规则才能发挥效用，索绪尔从四个方面分析了语言和言语的主要区别：

（1）语言是言语活动的社会部分，它具有把言语使用中声音和概念连接起来的功能。个人只能使用言语，但不能创造语言。语言是社会成员共同的契约，是在后天的习得中形成的。

（2）语言能够被分离出来单独研究。

（3）言语活动是异质的，而语言则是同质的，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

（4）语言并不是抽象的概念，它广泛存在于我们的社会文化中，是实实在在可感知的。

索绪尔关于语言和言语的划分可以扩展到语言学之外，语言和言语这组二元对立的概念，可以表述为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和具体符号的运用。以下围棋为例，语言就是下围棋的规则，言语就是每个棋子具体的走法。同样，各种交通标志也是很好的例子，语言就是交通规则，言语就是各个交通标志的功能。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也表达了系统的重要性，索绪尔说，系统中的单个符号的价值或意义只有在整个符号系统中才能得到表达，不纳入系统的符号没有价值和意义。系统对于我们理解和认知周围的事物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社会文化的深层结构。在各种各样的媒介表现形式和内容中，如果不借助于系统，我们就无法理解媒介形式和内容所传达的意义。

由索绪尔的符号系统论还引出了符号的共时性与历时性这对概念。索绪尔认为语言是由相互依赖的语言符号组成的系统，其中每个语言符号的价值的显现是由于系统中其他语言符号的同时存在而获得的。语言的历时性来源于个人的言语活动，但是一旦个人的某个具有创新性的言语活动被反复使用，为集体所接受，进入了语言系统，就具有了共时性特征。因此，很明显，从索绪尔对语言和言语的划分来看，在共时性和历时性问题上，索绪尔同样主张共时性优先。语言符号的共时性问题，同样可以扩展到语言学之外，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共时性。

其一，符号各要素之所以能够组成一个共时性的符号系统，是因为各符号之间具有差异性。无论是在语言符号还是非语言符号中都是如此，比如这个句子：北方的秋天天空很蓝。这个句子主要由“北方”“秋天”“天空”“很蓝”四个单元形成具有差异性的对立关系，组合到一起表达出特定的意义。如果四个单元完全一模一样，解读者完全不知所云。同样，在新闻、广告、电影等传播媒介中，有意义的符号系统都是由若干个具有差异性的符号要素所构成的。

其二，从符号接收者（即传播学中的受众）角度来看，这里所说的共时性，不是指字面意义上的符号文本的同时存在，而是从受众解释角度来说的。也就是说，解释者如果理解某个符号文本，这个符号文本中的元素有可能并不是同时出现的，但是因为它们之间构成相互关联的意义体系，因此解释者同样可以将它们看作一个共时性的符号系统。

二、符号文本构成与表意

符号不能单独存在，必须依托系统才能表达意义，但是系统中的符号是如何生成的，它自身具有怎样的构成机制，涉及索绪尔关于符号的另外一对概念：组合与聚合。确切地说，应当是横组合轴与纵聚合轴。

索绪尔是从语言符号的立场来解释组合与聚合的关系的，任何语言符号的表意行为，都要遵循这种符号文本的构成方式。比如这个句子：她很漂亮。这个句子当中的“很”可以用“非常”“特别”等与之意思相近的词语来代替，而“漂亮”这个词也可以用“美丽”“好看”等意思相近的词语来代替。但是说话人根据当时的语境，选择认为最合适的词语来表达某种意义，他是从几个意思相近的词语当中选择一个认为最贴切的词语，然后将这些词语组合成一个句子表达特定的意义。

因此，很明显，组合轴上的符号都是在场的，聚合轴上那些没有被选择的符号是不在场的。中国古代的很多文学典故能更清楚地说明这个意思，比如贾岛的“推敲”，以及王安石在“春风又绿江南岸”中对“绿”字的反复斟酌。

符号文本的这种构成方式同样可以扩展到语言学之外，任何的符号表意活动，其符号文本都必须依赖双轴操作。比如在新闻语言当中，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记者在报道新闻时，非常注意新闻语言的措辞，来看下面的例子：

2012年8月，江苏靖江公安局某官员之子陆某与邻里发生纠纷，陆某遂持刀砍人，将邻居砍伤，致使“伤者身上多处血管破裂，跟腱断裂，缝制上百针”。靖江公安局官方发微博证实确有此事，但是在涉及陆某持刀砍人事件时，使用“戳伤”一词。网友对靖江公安使用“戳伤”颇有微词，认为这是赤裸裸的文字游戏，有把持刀砍人这件事轻描淡写之嫌，网友对此恶搞说：没事戳一戳。

这个例子提醒我们，当我们阅读任何的符号文本时，不能仅仅关注呈现为在场状态的符号文本，同时应当考虑在符号文本的背后隐藏了什么。表现了什么，也就必然遮蔽了什么，即符号学意义上的表意必有离场。

系统中的符号意义表达，索绪尔用能指与所指进行表述，在语言符号中，索绪尔认为能指是“声音形象”，所指是“概念”。“声音形象”不是纯粹物理的东西和物质的声音，而是由语言符号的声音所引起的心理印迹，即通过声音引起的对某个对象的形象认知。例如，当我们说出“太阳”这个词的发音，在头脑中出现的是太阳的形象。语言符号是由“声音形象”和“概念”组成的，这两项要素都是心理的，需要发挥联想才能理解它们之间的两面关系，因此索绪尔把语言符号看成是一种两面的心理实体。

索绪尔认为由能指和所指构成的符号具有两个特征，第一个原则是符号的任意性。也就是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因此语言符号是任意的。比如“树”这个所指的能指，在中文与英文当中具有完全不同的发音。它们之间没有任何理据性的关联，完全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契约。

索绪尔把任意性看作是语言符号头等重要的原则，任意性原则支配着整个语言学，它具有普适性。索绪尔继续论证说，任意性原则不仅适用于语言符号，对一般的非语言符号系统，任意性原则仍然具有有效性。

索绪尔的符号任意性说的是符号的构成方式问题，与符号任意性相对的是符号理据性。这种说法起源于柏拉图的《克拉提鲁斯篇》，在这篇对话中，苏格拉底、克拉提鲁斯与赫莫根涅斯三人就词语与对象之间的关系展开辩论。苏格拉底首先站在赫莫根涅斯的立场上，同意赫莫根涅斯所说的词语是人们约定俗成的和一致同意的，也就是词语和对象之间的任意性；继而苏格拉底又站在克拉提鲁斯的立场上，认为词语和对象之间有某种天然的内在关系，不然不够完美。这就是哲学史上著名的“赫莫根涅斯论”与“克拉提鲁斯论”，即后来符号学中所说的“任意性”和“理据性”的问题。

“理据性”问题，我们在第二节讨论皮尔斯的符号学时再详细论述，先来看索绪尔符号任意性原则范畴内是否可以讨论理据性的问题。索绪尔说构成符号的能指和所指是任意的，但是我们发现，一旦符号的能指和所指被大家以约定俗成的方式联系起来之后，符号就不再是任意的了，此时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就有了某种必然的关联。其中的原因在于符号的所指发生了嬗变，比如中文所说的“蜜蜂”这个词的发音的所指，既可以指向“蜜蜂”这种生物，也可以使人联想到诸如“勤劳”这样的字眼，因此符号的所指到底指向的是什么就不太确定。索绪尔认为所指是“概念”“‘概念说’是西方哲学所说的‘理念说’的延伸”。但是这里的“概念”或“理念”显得过于笼统，难以把握和理解。

很明显，“蜜蜂”的所指“勤劳”的含义是一种象征，这样，在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就有了某种必然的联系。索绪尔本人大概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他认为象征不是完全任意的，这与符号的任意性原则相悖。

由于符号所指的晦暗不明，罗兰·巴尔特干脆用符号的明示意和隐含义来代替符号的所指，索绪尔这里所说的象征大概就是巴尔特所指的符号隐含义，这样就为我们理解符号传播中的表意提供了一种框架，通过传播符号的构成方式，我们就能明白它所传达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