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绪尔的魅力

在上一节中，我们叙述了索绪尔在语言学领域的深广影响。其实，自上世纪40年代起，索绪尔的影响早已突破语言学的范围，波及许多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学科了。哲学家蓬蒂（M.M-Ponty）首先把索绪尔的理论介绍到哲学界。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ss）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纽约结识了雅可布逊，通过雅可布逊的介绍，他接受了索绪尔的许多观点。他采用能指、所指、区别、对立等索绪尔的概念研究亲属关系、风俗习惯、神话传说等等。他说，“在研究亲族问题时，人类学家发现自己的处境与结构语言学家很相像。亲属名称也和音素一样是意义的成分；像音素一样，它们也只在组成了一个系统时才有意义。”^[28]列维斯特劳斯把索绪尔的理论引进人类学，结果产生了结构人类学，这使其他学科的学者颇受启发。后来许多人起而仿效，由此引起了一股结构主义的热潮：拉康（Lacan）把索绪尔思想引入心理分析领域，认为无意识具有彻底的语言活动的结构；巴尔特（R.Bathes）用索绪尔的观点研究文学，认为文学是一个符号系统；布伊森（Buyssens）、普里多（Prieto）等人的符号学研究也是完全以索绪尔的符号理论为基础的。自从上世纪60年代披露了索绪尔研究换音造词问题的材料之后，更引起了一大批非语言学专业的学者的关注，特别是激起了文学批评界和哲学界的不少人的兴趣。正是索绪尔产生的巨大影响，使语言学又一次成了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中的领先学科。正如布洛克曼所指出的，“……要是离开了语言学，譬如说，无论是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还是罗兰 巴尔特的文学批评都是不可想象的。对于艺术、文学、哲学、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等领域中结构主义所作的认识论的研究来说，现代语言学所起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一种数学的作用”^[29]。

由此看来，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无论是在语言学领域之内还是语言学领域之外，索绪尔的影响的深远程度都是罕见的。这不得不引起我们思考一个问题：索绪尔的魅力究竟何在？

索绪尔究竟是一个历史比较学家？还是一个理论家？对此，在索绪尔去世后的近半个世纪里，学术界一直是有不同看法的。法国是索绪尔长期工作过的地方，他在那儿所培养的不少学生后来成了有名的学者，然而由于法国受历史比较语言学统治的时间较长，法国学者长期不能接受《教程》中的那些新思想。1923年出版的两卷本拉露斯辞典里对索绪尔的介绍是：“索绪尔是日内瓦大学教授，一部重要著作《论印欧系语言元音的原始系统》的作者。”1930年梅耶在写给特鲁别茨柯伊的一封信中提到格拉蒙时也说：“他跟我一样，也是索绪尔的学生。他也只知道索绪尔是一位比较学家。只是通过后来出版的《教程》，才知道索绪尔是普通语言学家。”^[30]相反，哥本哈根学派和布拉格学派的成员则一开始就把索绪尔看作理论家。

索绪尔确实曾经长期从事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但他也很早就对语言学理论发生了兴趣，他的《论印欧系语言元音的原始系统》的最突出的成就，正是他在理论性分析的基础上所作的科学假设。大约从回到日内瓦以后不久，索绪尔的研究重心就转到了理论方面。他十分重视对语言学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探索，因此对在这方面作出成绩的一些学者也特别敬重。1891年他在日内瓦大学的开课讲演中曾说：“像缪勒（F.Müller）那样的维也纳大学的先生，他们几乎懂得世界上所有的语言，但他们从未把对语言的知识推进一步，他们并不是语言学家；可以列举的真正的语言学家是：罗曼语学家帕里斯（G.Paris），梅叶（P.Meyer）和舒哈特，日耳曼语学家保罗（H.Paul），俄罗斯学派中专门研究俄语和斯拉夫语的库尔特内（И.А.Болузнпекуртенз）和克鲁舍夫斯基（Н.В.Крущевский）。”^[31]后来在另一处，他又说：“库尔特内和克鲁舍夫斯基是最接近于可以称之谓具有语言理论观点的人。”^[32]1894年索绪尔在为悼念美国语言学家辉特尼（Whitney）而写的一篇未完成的文章中说，辉特尼虽然并未写过一页关于比较语文学的文章，但他却是“对比较语法的各方面研究产生影响”的唯一人物。相反，德国被人认为语言科学是从那里产生、发展并受到无数人的抚育的地方，但德国语言科学却从未表现出“丝毫的倾向想要达到某种必需的抽象程度，它足以支配人们正在做的实际工作并且决定为什么过去做过的一切在全部科学中具有正确性”。辉特尼曾经告诫说：“不要忽视蕴藏在工作背后并赋以其重要意义的宏伟真理和原则，而且对这些真理和原则的认识应该支配工作的全过程。”^[33]十分明显，在这一点上，索绪尔与辉特尼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由于深感到确立理论原则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一生最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思索和研究的重点始终在语言理论的建设方面。

如果说，索绪尔在青年时期曾经加入过青年语法学派的行列，致力于历史比较研究的话，那么，在他学术活动的最后阶段，他却坚定不移地回到了“语言的理论观点”。他苦苦思索，执著地追求理论的系统性。他曾说：“语言是一个封闭系统，因此语言理论也必须是一个同样封闭的系统，只是一个论断和观点接着又一个论断和观点地来讨论语言，那是无济于事的，主要之点是在于把它们在一个系统里互相联系起来。”^[34]索绪尔对理论系统的构筑，态度十分谨严。许多问题，反复探索多年，总感到还不够成熟，不肯轻易发表。他的一个学生在回忆索绪尔一次关于静态语言学的谈话时说：“索绪尔先生从事这门学问的思考已经十五年了，但至少还需要两三个月的时间，在假期中潜心思考，然后才能开出相应的课程……”^[35]只是到了索绪尔一生的最后几年，他的学生才终于有机会听到老师系统地阐述他的理论观点，那就是他于1907至1911年期间连续三次开设的普通语言学课程。

现在我们可以来谈索绪尔魅力的由来了。很明显，他的魅力决不是来自于对印欧语历史的某些具体细节的探索和一些琐细的学术见解，而是来自于他在“理论基础”方面经过深思熟虑而得出的东西。正如马丁 裘斯（Joos）所说：“索绪尔的贡献在于其完整的思想模式，他的兴趣与价值的整个结构。当代语言学的中心议题依然属于上述模式与结构的范围，只有一些边缘方面的兴趣，例如语言年代学或信息理论超出了这个范围。”^[36]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的模式和结构中，方法论的探索占有重要的地位。雅可布逊曾经说过，“索绪尔是一名伟大的语言二律背反的揭示者”^[37]。事实确是这样。索绪尔特别重视分析错综复杂的语言现象中的各种二项对立，如语言/言语、共时/历时、能指/所指、形式/实体等等，其中包含着不少辩证法的因素。正因为他能用辩证的观点观察和分析问题，所以他的眼光远比同时代的语言学家敏锐。他所提出的理论特别富有哲理，能给人以启示，因此有很大的吸引力。总之，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索绪尔的魅力正是来自他在理论原则和方法论方面的光辉思想。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下当代语言学所运用的一系列术语就十分清楚了。语言、言语、语言活动、共时性、历时性、符号、能指、所指、组合关系、联想关系、形式、实体、同一性、现实性、价值、差别、对立、结构、系统等等专用术语，都是首先出现于索绪尔的《教程》的，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逐渐得到大多数语言学家的承认，从而成为当代语言学的关键性术语。到了五六十年代，这些术语更被许多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学科移植过去，因而成了很多学科共同使用的重要术语。这一系列包含丰富思想的术语，是索绪尔几十年理论思维的结晶。正是借助于这些术语，他致力于揭示人类语言活动的“宏伟真理和原则”，形成了独特的思想模式和结构。这就是索绪尔魅力之所在。

【注释】

[1]转引自G.Redard，“Deux Saussure？”in Cahiers Ferdinand de Saussure，32（1978），P.32。

[2]转引自T.de Mauro《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评注本序言》，陈振尧译，《国外语言学》1983年第4期，第10页。

[3]转引自捷斯尼切卡娅《印欧语亲属关系研究中的问题》，第104页。

[4]引自E.Benveniste，“F.de Saussureàl'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étudesⅥesection”，Annuaire，1964/1965，P.27。

[5]均见雅可布逊《二十世纪欧美语言学：趋向和沿革》，顾明华译，《国外语言学》1985年第3期。

[6]索绪尔的单篇论文，均收入《索绪尔科学论著集》（Recueil des Publications scientifiques de Ferdinand de Saussure），日内瓦，1922年。

[7]A.Meillet，“Compte rendu du cours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de F.de Saussure”，Bulletin de la Sociétélinguistique 20：64，1916，PP.32—36.

[8]详见拙文《索绪尔研究的新阶段》，《语文现代化》1983年（总第7辑），此文收入笔者《语言理论探索》（文汇出版社，2010年）。

[9]详见R.Jakobson，Questions de poétique，1973，Paris，PP.194—201。

[10]J.Lyons，Linguistlque générale，Librairie Larousse，1970，P.32.

[11]本章内夹注的页码，均见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5年。

[12]参阅T.de Mauro《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评注本序言》，陈振尧译，《国外语言学》，1983年第4期，第16页。

[13]参见《教程》中译本第169页。

[14]索绪尔所用的术语原为“联想关系”，后来叶尔姆斯列夫建议代之以没有心理学联想意义的“聚合关系”，见Hjelmslev的文章，刊Actes du quatrièm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 linguistes tenuàcopenhague du 27 aout au ler septembre 1936，copenhague 1938。

[15]转引自F.de Saussure，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édition critique préparée par T.de Mauro，Paris，1974，P.347。

[16]特伦斯 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瞿铁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3页。

[17]M I 斯铁布林卡勉斯基《关于结构主义的几点意见》，刘涌泉译，见《语言学论文选译》（第六辑），中华书局，1958年，第52页。

[18]M.Leroy，Les grands courants de la linguistique moderne，布鲁塞尔大学出版社，1971年，第63页。

[19]见1929年“Thèses”（论纲），Change（3），P.23。

[20]B.Malmberg，Linguistique générale et Romane，MOUTON，1973，P.85。

[21]叶尔姆斯列夫《语言学中的结构分析法》，《语言学资料》，总11/12期。

[22]参见Mauro，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édition critique，P.371。

[23]见《语言学资料》1961/5—6，第8页。

[24]参见雅可布逊《二十世纪欧美语言学：趋向和沿革》，顾明华译，《国外语言学》1985年第3期，第4页。

[25]郝根《对美国描写语言学的评价》，左英译，《语言学资料》，1963年第2期，第3页。

[26]莫罗《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评注本序言》，《国外语言学》，1983年第5期，第19页。

[27]岑麒祥《瑞士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和他的名著〈普通语言学教程〉》，《国外语言学》，1980年第1期。

[28]转引自杜任之主编《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版，1980年，第344页。

[29]布洛克曼《结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95页。

[30]见法国语言学杂志La linguistique，1967/1。

[31]见T.de Mauro，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édition critique，P.339。

[32]见T.de Mauro，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édition critique，P.339。

[33]以上三段话，均见Jakobson《二十世纪欧美语言学：趋向和沿革》，《国外语言学》，1985年第3期。

[34]转引自许国璋《关于索绪尔的两本书》，《国外语言学》，1983年第1期，第5—6页。

[35]见许国璋《关于索绪尔的两本书》，《国外语言学》，1983年第1期，第5页。

[36]见M.Joos所编的Readings in Linguistics 1（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7）一书中Joos对R.S.Wells的“De Saussure's system of linguistics”一文的说明（见该书第18页），任念麒译。

[37]R.Jakobson，Selected WritingsⅠ：phonological Studies.La Haye 1962，P.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