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比较语言学产生的前提

19世纪初，跟普通语言学研究同时产生的，还有一股更为汹涌澎湃的潮流，那就是历史比较研究。很快形成了一门运用历史比较法研究语言的亲属关系及其历史演变的新学科，即历史比较语言学。这一新学科发展非常迅速，在整个19世纪，几乎一直是西方语言学的主流。

历史比较语言学之所以在19世纪初产生，是由一些前提条件决定的：

首先，前几个世纪，特别是18世纪对语言标本的大量搜集，为历史比较研究准备了具体材料。材料积累得多了，必然会引起排比、分类和研究的兴趣。我们前面已经提到，斯加里谢、莱布尼茨已对欧洲语言作过分类的尝试。马克思曾经指出，在维柯（Vico）的学说中，已有比较语言学的原理（虽然是幻想的）的萌芽，并且一般说来有不少天才的流露^[1]。最初的比较研究是从19世纪初对日耳曼语族、罗曼语族、斯拉夫语族内部各种语言的比较开始的，而比较的材料却是前几个世纪的学者逐步累积起来的。比较的观点也早已萌生了。恩格斯在谈到自然科学的发展过程时曾说：“在上一世纪末以前，自然科学主要是搜集材料的科学，即研究既成事物的科学，但是在本世纪，自然科学在本质上已成为整理材料的科学，即研究过程、研究这些事物发生和发展、研究那把自然界这些过程结合为一个伟大整体的联系的科学了。”^[2]这里谈的虽然是自然科学，但语言学的发展情况也正是这样。

其次，别的领域，特别是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方法输入语言学，引起了语言研究方法的彻底革新。18世纪末、19世纪初是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发生急剧变化的时候，当时，一些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纷纷从先进的自然科学移植研究方法，历史比较语言学所采用的历史比较法正是由自然科学移植过来的。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的导言中说，在生物学领域，由于从18世纪上半叶开始的有系统的科学旅行和探险，积累了大量的材料，“使得应用比较的方法成为可能而且同时成为必要”^[3]。因而，比较解剖学、比较植物学、比较自然地理学相继诞生。这些新学科因采用比较方法而获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使不少语言学家着了迷，因而很快把比较法引入了语言学。比较方法的采用，对后来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迅猛发展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比较解剖学、比较植物学和比较语言学时所说的，“这些科学正是由于比较和确定了被比较对象之间的差别而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在这些科学中，比较具有普遍意义”^[4]。同时，19世纪初哲学、社会学和法学等领域开始广泛运用的历史分析方法对语言学也很具有吸引力，很快被吸收为语言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梅耶在谈到研究方法时曾说：“对历史原因进行研究的方法乃是十九世纪所获得的卓有创见的最新成就。在此以前，力学、物理学、化学用阿基米德、伽利略、牛顿的方法曾获得许多新成果，只是方法本身已经发展到顶点，后来所作的只不过是愈益准确地将它运用于它所能及的一切对象罢了。但是到十九世纪却创造了历史阐释的方法……比较语法只是十九世纪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历史发展所作的系统研究的一个部分。”^[5]19世纪初的语言学，正由于上述比较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的引入，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历史比较法，从而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再次，如果说上述材料和方法的准备，还只能说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产生提供了一般前提的话，那么，梵语的发现则可以说是历史比较语言学诞生的直接前提。虽说自16世纪起，欧洲人对“婆罗门教的祭神的语言”已开始有粗浅的了解了，但是真正对梵语有所认识，却要等到18世纪。18世纪的许多传教士为了传教的目的，开始学习梵语。他们发现梵语中有许多跟拉丁语相似的词，并指出这两种语言间存在相同的语法结构。

英国东方学家威廉 琼斯（W.Jones，1746—1794）是欧洲第一个深入钻研梵语的学者。他是加尔各答最高法院的法官，加尔各答“亚洲学会”的创始人。1786年，他在该学会宣读了一篇题为《三周年演说》的论文，其中说到：“梵语的动词词根和语法形式，同希腊语和拉丁语有着十分明显的亲密关系——不可能是偶然产生的巧合。的确，任何一个语文学家要是把这三种语言仔细考察一番，就会相信它们出于共同的来源，不过这个共同的来源也许不存在了。同样理由，尽管证据不如上述的明显，可以假定峨特语和克尔特语虽然掺杂了很不同的语言成分，也跟梵语来自同一渊源。”^[6]在这里，琼斯已十分明确地提出了研究语言亲属关系的任务了。

琼斯的论文引起了欧洲学术界极大的兴趣。当时在启蒙运动哲学和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许多学者把眼光引向过去，探索各民族的起源和史前史，古代的语言也是系统研究的对象之一。现在既然发现远在印度的梵语跟欧洲的古老语言有亲缘关系，因此自然会引起人们对梵语的好奇。19世纪初，英、法等国已积聚了相当多的梵语材料，尤其是法国巴黎图书馆保存了不少梵语手抄本文献，因此吸引了不少学者去那里学习和研究梵语。德国浪漫主义文学批评家、语言学家弗 史勒格尔（F.Schlegel，1772—1829）是1803年到巴黎研究梵语的。1808年他出版了一本书，名为《论印度人的语言和智慧》。他写这本书的目的主要是介绍印度文化，但其中不少地方谈到梵语。他说，梵语跟拉丁语、希腊语、德语、波斯语的相似处“不仅存在于大量的共同词根之中，而且展延到这些语言的内部结构，直至语法基础”^[7]。正是在这一著作中，弗 史勒格尔第一次提出了“比较语法”这一术语。他指出，“比较语法可以给我们一个关于语言系谱的焕然一新的知识，它和比较解剖学给自然历史放一异彩有异曲同工之妙”^[8]。

欧洲人开始真正认识梵语，对语言学的发展来说，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比较语法的创始人葆朴曾说：“由于新的语言世界的发现——即指梵语，我们欧洲语言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9]这是因为，好多世纪以来，欧洲人满足于认为拉丁语是一种变坏了的希腊语，至于其他欧洲语言与希腊语、拉丁语的相似之处，则被解释为是由于拉丁语长期来在欧洲占有文化上的优势的结果。然而，现在出乎意料地在遥远的亚洲冒出了另一种古典语言——梵语，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的社会文化状况与操希腊语、拉丁语的民族的社会文化状况是那样的不同，但这三种语言之间却有许多相同之处，这该如何解释呢？除了假设它们“出于共同的来源”之外，似乎没有什么别的可能。琼斯就是这样说的。这种假设就肯定了语言亲属关系的存在。随后学者们又发现，这种语言亲属关系的假设是可以通过用历史比较法确定的对应关系来证实的：一些现在看来很不相同的语言，通过历史比较的研究，有可能确定它们彼此间的亲缘关系，追溯到一个共同的来源。这就使人们看到了历史比较法的重要性，由此，历史比较语言学就应运而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