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比较语言学前期的成就和缺点

从19世纪初开创比较语法的研究开始，直至1870年左右，一般称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前期。在这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语言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首先，语言的亲属关系得到了普遍的确认。从拉斯克、葆朴、格里木开始，紧接着有狄茨、波特、施莱歇尔、缪勒等人，他们在分析大量语言材料的基础上，广泛地研究了印欧语系语言的亲属关系问题，取得了无可争辩的成就，这无疑是开辟了“一块富饶的新田地”^[52]。在半个世纪里，一大批学者在这块“新田地”里辛勤地耕耘，大致摸清楚了广泛延伸于欧亚大片土地上的一个语系——印欧语系的情况。对它的一些语族，如日耳曼语族，罗曼语族，斯拉夫语族的比较研究和历史研究，也取得了出色的成绩。

其次，比较方法得到了不断的改进和广泛的运用。历史比较法的产生，在语言学发展史上是一次很大的跃进。拉斯克开始聚集和对比亲属语言的相关材料，指出亲属语言在语音方面存在着对应关系。葆朴则把梵语引入比较范围。由于梵语保存的许多原始特征在不少场合对阐明其他语言极为适宜，因而使历史比较法获得了更为牢靠的基础。格里木对辅音转换规律的阐述，更加证明了历史比较法的重要作用。施莱歇尔使比较方法变得更加严谨。尤其是他开创的构拟工作，第一次把历史比较法推进到史前时期，直至原始语言的研究。比较从而真正变成了一种手段，通过比较，进而构拟，最后达到弄清语言形成的历史过程的目的。

再次，语言学与语文学的分化日益明显，语言学开始取得独立的地位。语言学与语文学的真正分化，是从19世纪初开始的。历史比较法的运用和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确立，引起了语言研究的目的和方法的根本变更。语言并非语文学的唯一对象，而比较语言学家的兴趣却正在研究语言本身。例如，语文学家对早已消亡的哥特语未必有多少兴趣。然而，由于哥特语较为完整地保留了原始日耳曼语的特征，因此在语言学家的眼里，却是大有价值的。比较语言学的几位奠基人及施莱歇尔等人都十分强调区别语言学与语文学的可能性和重要性。经过他们的努力，语言学终于确立了自身的独立地位。

恩格斯在与杜林争论时，曾批评杜林对葆朴、格里木和狄茨等语言学家缺乏应有的了解，似乎“从来没有听说过近六十年来这样有力地和这样成功地发展起来的全部历史语言学”^[53]。布龙菲尔德也说，由于比较语言学的努力，印欧语的历史比较研究终于成了“十九世纪欧洲科学中主要工作之一，而且是最成功的工作之一”^[54]。可见，19世纪上半叶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成绩是显著的，是得到公认的。

然而，历史比较语言学前期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点，最突出的一点就是缺乏可靠的理论基础。“语言是有机体”等观念差不多从一开始就侵入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领域，发展到施莱歇尔，就形成了系统的语言生命的“两个时期”和语言发展阶段论等假说。由于对语言的性质及其变化缺乏正确的理解，一段时间里对比较研究的性质和目的也相当模糊。一些学者为比较而比较，并不清楚比较究竟意味着什么。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19世纪上半叶的语言学家，尤其是德国的比较语言学家，在理论方面过于仰仗于时代的哲学和其他科学，缺乏认真概括和独立思考的精神。例如施莱歇尔，在哲学上他是黑格尔的忠实信徒，根据黑格尔的正、反、合三段式，他不顾事实地把许多语言现象也分成三类：语言分三种类型，即孤立语、粘着语、屈折语；基本元音只有三个：a、i、u；辅音也采取三等分制，硬凑成三个一组，即r、n、m，j、v、s……同时，他又生搬硬套生物学理论，将语言与动植物相提并论，随意而广泛地使用所谓语言“分裂”原理，推导出语言衰退论等等。所有这些机械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的理论都在不同程度上给他的实际研究工作造成了损害。

前期历史比较语言学家的另一个比较明显的缺点是，他们的眼光常常停留在语言的最古阶段，而忽视对活的口语的考察与研究。由于受语言发展阶段论及语言衰退论的支配，他们的研究目标很自然地集中于他们所假定的语言形式发展的最完美的阶段，即所谓印欧“母语”的阶段。葆朴的目的是探溯语法形式的源头，施莱歇尔则要重建“母语”形式。因此，已死的，书面的语言被视为最可靠的根据，越是古的越受重视。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梵语在很长的时间里被放在不恰当的位置上，不少学者认为梵语是历史比较中唯一的推论基础，也是构拟母语形式的理想模式。至于各种现代语言和方言，往往被视为“退化的语言”、“腐朽的语言”而得不到重视。由于比较的范围受到限制，毫无疑问会影响到比较的科学性。

上述这些缺陷，给历史比较研究的进一步发展造成了很大的阻碍。因此，到了1870年前的一段时间，历史比较语言学要在原有认识、原有方法下取得进展，似乎已很困难。必须有新的突破才可能有新的发展，而新的突破的到来有待于新人物的出现。

【注释】

[1]参阅罗森塔尔、尤金编《简明哲学辞典》，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75年，第654页。

[2]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35页。

[3]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500页。

[4]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508页。

[5]转引自兹维金采夫《普通语言学纲要》，第110页。

[6]转引自裴特生《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18页。

[7]转引自G.Mounin，Histoire de la linguistique...，P.163。

[8]转引自裴特生《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第19页。

[9]F 葆朴《梵语、禅德语、阿尔明尼亚语、希腊语、拉丁语、旧斯拉夫语、峨特语和德语的比较语法》（靳平妥译），见《语言学译丛》，1960年第2期，第55页。

[10]转引自裴特生《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第244页。

[11]拉斯克《古代北方语研究或冰岛语的起源（绪言）》，周嘉桂译，《语言学译丛》，1900年第2期，第63页。

[12]见《语言学译丛》，1960年第2期，第59—60页。

[13]见《语言学译丛》，1960年第2期，第60页。

[14]见《语言学译丛》，1960年第2期，第60页。

[15]转引自裴特生《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第247页。

[16]转引自G.Mounin，Histoire de la linguistique...，P.171。

[17]转引自G.Mounin，Histoire de la linguistique...，P.171。

[18]转引自L.Hjelmslev，“Commentaires sur lavie et l'oeuvre de Rasmus Rask”，见PORTRAITS OF LINGUISTS，Vol.1，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67，P.185。

[19]见上引L.Hjelmslev，“Commentaires sur la vie et l'oeuvre de Rasmus Rask...”。

[20]L.Hjelmslev，“Commentaires sur la vie et l'oeuvre de Rasmus Rask”，最初发表于Conférence de l'Institut de Linguistique de l'Universitéde paris，10，143—157（1950—1951），Librairie C.Klincksieck，Paris.又见于PORTRAITS OF LINGUISTS，Vol.1，PP.179—195。

[21]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9页。

[22]转引自康德拉绍夫《语言学说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44—45页。

[23]转引自裴特生《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第254页。

[24]葆朴《论梵语与希腊语、拉丁语、波斯语和日耳曼语动词变位系统的比较》一书的绪言，见《语言学译丛》，1960年第2期，第55页。

[25]葆朴《梵语、禅德语、阿尔明尼亚语、希腊语、拉丁语、旧斯拉夫语、峨特语和德语的比较语法》第一版序言，见《语言学译丛》，1960年，第2期，第55页。

[26]转引自A B 捷斯尼切卡娅《印欧语亲属关系研究中的问题》，劳允栋译，科学出版社，1960年，第32页。

[27]转引自康德拉绍夫《语言学说史》，第49页。

[28]转引自G.Mounin，Histoire de la linguistique...，P.178。

[29]转引自G.Mounin，Histoire de la linguistique...，P.179。

[30]葆朴《比较语法》序言，见《语言学译丛》，1960年第2期，第56页。

[31]转引自O.Jespersen，Nature，évolution et origines du langage，P.43。

[32]转引自汤姆逊《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语言学史》，第139页。

[33]转引自汤姆逊《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语言学史》，第139页。

[34]格里木《论语言的起源》，张会森译，见《语言学译丛》，1960年第2期，第69页。

[35]转引自汤姆逊《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语言学史》，第138页。

[36]格里木《德语语法》序言，张会森译，见《语言学译丛》1960年第2期，第64页。

[37]示意图引自J.H.Herndon《语言研究二千年》（Two Thousand Years of Language Study），支顺福译，见上海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编《语言学和外语教学资料》，1984年第4期，第22页。

[38]参阅裴特生《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第259页。

[39]布龙菲尔德：《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5页。

[40]见《语言学译丛》，1960年第2期，第65页。

[41]格里木《论语言的起源》，张会森译，中译文见《语言学译丛》1960年第2期，第65—70页，下引此文，均见该刊。

[42]见汤姆逊《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语言学史》，第138页。

[43]转引自袁杰《奥古斯特 施莱歇尔》，见《国外语言学》，1986年第1期，第44页。

[44]转引自康德拉绍夫《语言学说史》，第69页。

[45]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2页。

[46]转引自汤姆逊《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语言学史》，第134页。

[47]转引自杰格捷列娃《欧洲语言学说简述》，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10页。

[48]参阅R.H.Robins《语言分类史》，周绍珩译，《国外语言学》，1983年第2期，第12页。

[49]此图转引自汤姆逊《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语言学史》，第88页。此系施莱歇尔1863年的体系。

[50]转引自康德拉绍夫《语言学说史》，第73页。

[51]转引自莱普斯基《结构语言学通论》，朱一桂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22页。

[52]见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21页。

[53]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46页。

[54]布龙菲尔德《语言论》，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