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的前提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

一、人类历史的前提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

能否正确认识人类历史的前提，是能否正确认识和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从而更好地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关键。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现实的人”作为全部人类历史的前提和出发点，这是他们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立论基础。

（一）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以前，一切旧的人类历史观都没有正确地认识到人类历史的前提。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gegenst？ndliche]活动。”⁽³⁾可见，旧唯物主义者把人类历史的前提只是视为僵硬的客观存在物，而没有看到它是人的能动的实践活动。与旧唯物主义不同，唯心主义虽然从“能动的方面”发展了对人类历史的认识，但这种认识却是一种“抽象地发展”，因为“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⁴⁾。黑格尔“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⁵⁾，然而，黑格尔却把人类历史看作是“绝对精神”的产物，将人类历史归结为世界精神以民族精神的形式实现其自由的历史。从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分化出来的青年黑格尔派，虽然也认为人类历史是不断发展的，积极主张推进社会的变革发展，并认为自己已经超出了黑格尔哲学；但是实际上它谈到的全部问题终究还是在黑格尔体系的基地上产生的。“根据青年黑格尔派的设想，人们之间的关系、他们的一切举止行为、他们受到的束缚和限制，都是他们意识的产物”⁽⁶⁾。所以，青年黑格尔派把人类历史的变革只看做是意识的变革，认为只要人们的宗教、观念、思想、概念革新了，人的解放、社会的进步问题就解决了。总之，唯心主义是把精神、意识视为人类历史的前提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这种新的历史观与上述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观点有着根本的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⁷⁾这就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将人类历史的前提确定为现实的人，将历史看做是现实的人的活动历史。所谓现实的人，指的是处在一定的现实环境中，始终进行着物质资料与人自身生产和再生产的活生生的人。现实的人的活动历史，就是以人与自然之间的交互作用为基础，以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为实际内容的历史。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人能动地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活动过程，是人结成一定的社会联系并不断推动社会生活文明进步的过程。只有基于现实的人，以此为分析问题的前提和出发点，才能科学说明人的存在、活动及其本质，才能正确认识人类历史变化发展的进程及规律。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唯物史观关于人类历史的这一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此作了详细的考察分析：首先，“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⁸⁾显然，人的肉体组织及其赖以存在的自然基础都是物质的表现形态，而不是什么精神或意识的东西。其次，人为了存活，就必须要有生活资料，因而就要进行生产。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也是人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主要之点。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也就是说，人们在生产中不仅要进行“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同时还形成一定的生产方式，即他们生产什么、怎样生产。这种生产方式也不是精神或意识的产物，而“首先取决于他们已有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⁹⁾。再次，“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Verkehr]为前提的”⁽¹⁰⁾。人的生产不可能在彼此孤立的毫无联系的情况下进行，特别是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生产的发展，人们在生产中必然会结成一定的交往形式即生产关系。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而不是由精神或意识决定的。最后，人们的生产方式和交往形式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随着生产力发展，社会分工也发展起来。“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的与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有关的相互关系。”⁽¹¹⁾由此，在人类历史上，先后产生了部落所有制、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资本主义的所有制等不同形式。可见，人们的生产方式和交往形式的发展变化，也是由物质力量推动的，而不是精神或意识的结果。

经过上述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结论性地指出：“由此可见，事情是这样的：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说：这是“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这种考察方法“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¹²⁾

（二）人类历史是人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创造出来的

如前所述，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认为人类历史的前提是现实的人，同时又强调指出这种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也就是说，人类历史的形成与发展都离不开人的实际活动即实践。马克思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¹³⁾人的实践活动既是人类社会的存在方式，又是社会的动态活动过程。人类历史就是在这种存在方式和活动过程中创造出来并不断发展的。人的实践贯穿于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人的社会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切活动，都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以及改造人类自身的实践方式，也都是人们实践活动的产物。正是由于人的这种社会实践活动，也赋予了人本身特有的社会性本质，所以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¹⁴⁾。人的连续不断的实践活动，构成了人类历史的生动而鲜活的内容，“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¹⁵⁾。人类历史与自然界不同，自然界对人类社会来说具有生成和存在的优先地位，它首先是各种客观力量彼此自发作用的结果，而后又在人的力量的作用下发生着这样那样的改变。人类社会的生成虽然不能脱离自然界这一基础，但其形成初始就离不开人的实践活动，正是人的实践活动才造就了人类社会及其发展历史。人在认识和改造自然、创造和推进社会历史的过程中，也改变着自己，使人的肉体组织和思维观念都得到了进化与提升。可见，把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自身联系在一起并使其相互作用、共同演化发展的交点，正是人的实践。故此，马克思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¹⁶⁾。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人类历史观上的一次革命性变革和飞跃，为人们正确认识人类历史奠定了科学的依据。唯物主义实践观的确立，使人们发现了认识的基础和源泉，找到了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ndliche]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¹⁷⁾。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历史的这种“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解释，表明了与以往一切旧哲学在历史观上的根本区别。

以往的旧哲学都不懂得人的实践对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往往对历史发展做出这样那样的神秘主义的解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否定人类历史是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而把人类历史视为“绝对精神”的外化或对象化的活动，进而将其看做是体现“绝对精神”的自我意识的创造活动。就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德国人在“纯粹精神”的领域中兜圈子，把宗教幻想推崇为历史的动力。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整个这种德国历史编纂学的最终的、达到自己“最纯粹的表现”的成果。对于德国历史编纂学来说，问题完全不在于现实的利益，甚至不在于政治的利益，而在于纯粹的思想。这种历史哲学后来在圣布鲁诺看来也一定是一连串的“思想”，其中一个吞噬一个，最终消失于“自我意识”中。⁽¹⁸⁾而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由此还可得出下述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¹⁹⁾。费尔巴哈虽然确立了“人本主义”的历史观，但是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喜欢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²⁰⁾。可见，费尔巴哈对感性世界的理解，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单纯的直观和单纯的感觉；另一方面，他设定的是“一般人”，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²¹⁾。费尔巴哈承认人也是“感性对象”，但是他把人只看做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他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他还从来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于抽象的“人”⁽²²⁾。这就是说，费尔巴哈不懂得人具有通过实践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动性。他把人仅仅看做是能够适应自然界的人，是感性的、自然的动物，把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看成是不受人的活动影响的纯粹自然的存在，而不能认识到人具有社会实践的特性，能够通过实践能动地改造自然和社会。这样，他就把自然客体只是看做认识的对象，而不是改造的对象；把人与自然的统一、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只看成是消极地依赖自然、反映自然。就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指出：“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²³⁾。

（三）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既然人类历史表现为人的实践活动，那么人便是历史发展的能动主体，人民群众便是创造历史的决定力量。人类历史的实践性不是个别人的活动，而是人类整体性的实践活动。这种活动虽然要体现到个人身上，通过个人的实践能量来实现，但是个人离开人类整体的实践活动，是无能为力、无所作为的。在马克思写于1842年并发表在《莱茵报》上的关于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的文章中，就对维护剥削阶级统治的辩护士们的“英雄史观”进行了猛烈批判。马克思在文中明确指出：“我们知道个人是微弱的，但是我们也知道整体就是力量。”⁽²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第一次阐述了人类解放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的关系，提出了无产阶级是使“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解体”以及“正在生成的世界”的物质力量的思想。⁽²⁵⁾恩格斯在《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一文中，批判了卡莱尔的英雄史观，得出了只有无产阶级才是代表未来的阶级的结论。随后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一书中，又对青年黑格尔派蔑视群众的错误观点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布鲁诺·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派的代表人物认为：在历史活动中重要的不是行动着的群众，不是经验的活动，也不是这一活动的经验的利益，而仅仅是寓于“这些东西里面”的“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这种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明确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²⁶⁾。马克思还说：科学社会主义就是“运用自己的科学认识去探讨人民自己进行的社会运动”⁽²⁷⁾。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物质财富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精神财富又是社会生活的先导，没有一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就不会有社会生活的产生。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越发展，人类的社会生活就越文明、越进步。人类的生存、发展所需要的物质资料，是群众通过辛勤劳动创造的，劳动人民的生产活动是整个社会全部活动的前提条件。正是这些社会生产活动，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因而，以不同方式从事和促进生产活动的人民群众，必然对社会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同时，人民群众又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任何思想、道德、科学、艺术等精神财富都来源于群众的社会实践，有的精神产品是劳动群众直接创造的；有的是在劳动群众社会实践的基础上，由统治阶级中的先进人物提炼加工而成的。但无论怎样，都离不开群众的创造性社会实践活动这一源泉。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²⁸⁾。

第二，群众是社会革命的生力军。社会革命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火车头。人类社会从奴隶社会走向封建社会，从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社会，又从资本主义社会迈入社会主义社会，每一次社会形态的变革都是人民群众革命而使然。群众在生产实践中促进生产力的进步，孕育着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在阶级斗争中积聚着新生革命力量，为社会革命奠定了基础和条件。在历史上任何一次大革命运动中，群众的广泛参与和奋勇斗争又成为革命能否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即使某一新的剥削阶级所掀起的为少数人的利益而进行的革命，如果没有广大劳动群众的支持和参与，也是不能获得胜利的。所以，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中，“不得不向无产阶级呼吁，要求无产阶级援助”⁽²⁹⁾；而无产阶级也能追随资产阶级而开展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因为“这一阶级的胜利对于其他未能争得统治地位的阶级中的许多人来说也是有利的”⁽³⁰⁾。所以说，历史上一切真正的革命运动，无不都是人民群众起来摧毁腐朽的政治制度，打破旧的生产关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而把社会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第三，群众是社会改革和发展的动力。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形态变革转换的生力军，而且是每一具体社会形态中改革发展的推动力量。群众由顺应历史发展潮流、促进社会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构成，他们所形成的合力推动着社会的改革、发展和完善。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由人民群众世代延续的变革活动谱写和创造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群众利用各种手段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迫使资产阶级不得不在经济和政治上作出一些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改良。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就曾利用资产阶级内部的分裂，“迫使他们用法律形式承认工人的个别利益。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就是一个例子”⁽³¹⁾。在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仍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改革来源于群众的意志和要求，也必将在群众富有创造性的实践中向前推进。就此，列宁曾指出：“马克思最重视的是群众的历史主动性”⁽³²⁾。

群众创造了历史，但是我们也应看到，群众在社会历史中的创造性推动作用，也是受一定历史条件限制的。既受一定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程度和人民所处社会地位的限制，又受群众自身的思想文化素质的限制。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³³⁾列宁评议说：“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出色地把以下两方面结合起来：既以完全科学的冷静态度去分析客观形势和演进的客观进程，又非常坚决地承认群众（当然，还有善于摸索到并建立起同某些阶级的联系的个人、团体、组织、政党）的革命毅力、革命创造性、革命首创精神的意义。”⁽³⁴⁾在剥削阶级社会中，由于人民处于无权或很少权利的地位，这就必然使他们发挥作用的范围十分狭窄，他们的积极性和首创精神受到压抑。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享有广泛的民主自由权利，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得到日益充分的发挥，他们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才越来越大。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同时，并没有因此否定和忽视杰出人物和普通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马克思说：“如爱尔维修所说的，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³⁵⁾在恩格斯看来，“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甚至不是在一个有明确界限的既定社会内来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的，正因为如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在这里通过各种偶然性而得到实现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这里我们就来谈谈所谓伟大人物问题。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去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不论好一些或差一些，但是最终总是会出现的。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人做了被本身的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没有拿破仑这个人，他的角色就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³⁶⁾。恩格斯这番话表明，在历史人物身上，表现着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必然性通过无数的偶然性来开辟自己的道路，偶然性则是必然性的表现形式。但这并不是说，历史人物不起什么特殊作用，只是这个作用不能超过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罢了。正如马克思所言，“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³⁷⁾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可以看出，他们既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体地位，也恰当地评析了杰出人物的重要作用。这两方面的有机结合，推动着人类历史的不断发展。而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杰出人物也是群众中的一员，所以，归根结底还是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决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