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感性活动

第二节　技术的本质:人类的感性活动

现代的技术从其本质上来说，同样是人类的感性活动，是感性活动的现代形式。从技术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技术是以往生产方式的结果，它伴随着近代以来的生产方式的变革而发展起来，并且日益与人类最基本的活动，即生产劳动结合在一起。技术以其完成了的形式，将自身融入了大工业的生产劳动这种人类的现代活动形式之中。因此，技术本来就不是什么自在的、固定的东西，而是在活动中不断改变自身的东西；它既是以往活动的结果，同样也是现实的人类活动方式，而且必然改变人类将来的活动。所以，在谈到科学(以及技术)时，马克思毫不犹豫地说:“感性(见费尔巴哈)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4]马克思之所以用感性活动这种提法，一方面是受到费尔巴哈的启发，另一方面是为了与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所理解的活动，即那种纯粹的活动、无限的活动和“无人身的理性”的活动相区别。从根本上说来，感性活动就是人类现实的生产劳动，因为人类全部的物质成果，全部的社会关系和全部的历史都是从这种活动中创立出来的。

事实上，我们历来就有两种对感性活动的理解。一种理解是将感性与活动看作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所谓活动，就是完全精神性的概念的活动，是纯粹的自我意识外化其自身并且扬弃这种外化并且返回自身的过程。而感性，即感性直观相对于概念而言只不过是绝对精神的次要的方面，相对于理性的绝对的形式而言只是相对的形式，是立刻就要被扬弃的精神自身。这是黑格尔对感性和活动的理解。因此，在黑格尔哲学里，活动就是精神的活动，虽然这种活动同时也是对象化的、外化的活动，但在黑格尔那里，却将这种对象化看作是精神自身的活动本身，也就是说，对象不过是对象化的精神自身。“对象性本身被认为是人的异化的、同人的本质(自我意识)不相适应的关系。因此，重新占有在异化规定下作为异己的东西产生的、人的对象性的本质，这不仅具有扬弃异化的意义，而且有扬弃对象性的意义，这就是说，人被看成非对象性的、唯灵论的存在物。”^[5]因此，在这里，对象性原则只不过是精神自身的运动原则的一部分，而且是注定要被精神所扬弃的部分。活动的对象性原则在黑格尔那里并不是真正对象性的，而感性最终被赋予了理性的规定。另一种理解是将感性活动当作不同于自我意识的人的感性，是人的感性直观，人对对象的把握不是概念把握，而是在对象中直观到人的本质。因此，人在这种感性直观中达到了与自然的统一。这是费尔巴哈对感性的理解。然而，由于费尔巴哈只是将感性当作直观而不是活动，因此，这种感性对对象的直观只能是直接的，却不具备真正的对象性原则，即活动原则。因此，他由于无法说明这种感性的由来，也无法说明被直观到的对象的由来，他的感性直观在人的感性和对象之间只能是一种静态、非活动的关系，因而也就不能不是一种建立在对现实的承认基础上的关系。而且由于这种感性原则缺乏活动的对象性原则，感性最后也就回到了精神性的东西上了，而对象还停留在感性的对面，并没有真正与人统一起来。因此，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诉诸感性的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类的感性的活动”^[6]。

当今种种对科学技术的理解与这两种感性观念都有关联。其中一种看法认为:技术，尤其是今天的科学技术，是独立的人类理性的成果，“仅仅把它看作是启蒙、有用性和某些伟大发现的因素”；科学技术的本质是精神性的，技术的进步乃是人类精神的进步。因为精神表达的是感性事物的规律，所以科学的发展是对那些变动不居的感性事物的胜利。另一种观点将科学同样当作是人的感性，但却是人类的所具有的某种高级直观能力。人们借助于这种高级的直观能力，在对象中发现了对象的本质，就比如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在自然中发现了自然事物的秘密一样，从而更加确证了人类的本质。只是这种观点从来也不问这种直观能力是如何产生的，也不问直观的对象是如何得来的。而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科学和技术本身并不是什么独立的精神的结果，也不是人所固有的直观能力，而是必须从感性活动的现实过程中产生出来的结果，“甚至这个‘纯粹的’自然科学也只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材料的。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7]。科学同样也是人类进一步活动的条件。科学通过社会的分工从劳动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成果；但是这种成果立刻又并入资本(即积累起来的劳动)，直接参与到生产过程之中。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感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方式，它又有几层含义。第一，既然活动是感性的，即是说不是自我活动，而是承认在自身之外有活动的条件，这种条件是不同于自身的，人必须依赖这种条件才有可能生存。从这一层含义上来讲，感性是受动的；但是感性并不停留于此。在同样的层次上，感性又立刻是主动的，因为这种条件对人来说是须臾不可分离的。所以，人必须去占有这种条件以维持生存，同样人之为人也就通过对这些对象的需要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就是对象性原则。感性必须同时也是对象性的，否则就会停留在抽象的感性上。而对象性同时也就意味着活动，因为与对象的关系是要以活动方式表达出来的，因此，从第二个层次上来说，感性又是主动的，是活动。对于这一点，马克思曾在几个地方反复强调，比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谈到历史的时候，谈到了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的两种活动，满足需要的活动以及由需要而引起的进一步的活动，在这里就是感性的受动性和活动性对于人类历史的最基本的作用。在更早的《巴黎手稿》中马克思也已经表达过同样的见解:

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但这些对象是他的需要的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说人是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这就等于说，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的本质，即自己的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说，人只有凭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说一个东西是对象性的、自然的、感性的，这是说，在这个东西之外有对象、自然界、感觉；或者说，它本身对于第三者说来是对象、自然界、感觉，这都是同一个意思。^[8]

感性活动的第三个层次的含义是它的社会性和历史性。这也并不是什么玄妙难懂的东西，人并不是像鲁滨孙那样单独地进行生产和生活的，而是以社会的形式从事活动。既然人是社会的人，那这种活动就必然会以一定的方式来进行，人就必然会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因此，马克思认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9]。这样，感性活动同时也就是建立人们的社会关系的活动。而在社会的活动中，人们不断地以各种方式将自身的本质对象化，同时也不断地丰富自身。而且随着人们的活动方式和交往方式的不断变化，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同样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这样，各种社会形式的不断更替就形成了人类的历史，历史也就是感性活动的发生史。

人们之间联合起来的共同的感性活动能力就是生产力，生产力在近代以来随着分工的发展而扩大了。当人们的生产方式在近代转变为大工业的生产方式之后，这种生产方式所要求的分工是以往任何时代都无法想象的。分工的发展产生出对科学技术的内在要求，因为这种生产要求对每一个生产的环节做出最合理的、最有效的安排，同时也要求对生产对象做最仔细的分析。这一切都要求有这样的科学和技术加入到生产的过程中来。从技术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从近代以来，技术日益成为人的活动的方式。科学技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打开人们的视野，激发出人类的创造力，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因此，马克思认为，“现代科学和现代工业一起变革了整个自然界，结束了人们对于自然界的幼稚态度和其他幼稚行为”^[10]，因为机器的使用可以将原来的自然力变成社会的力量，可以制造出原来不可能成为现实的东西。而且技术应用到生产过程中引起了原来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革命，直接改变了欧洲的近代化的过程。作为人类感性活动的现实形式，科学技术通过工业直接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改变了人们的交往和生活方式，进而为人类近代以来所取得的所有的文明成果奠定了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我们看到，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11]。

更为重要的是，科学技术同样是引起人类的感性活动方式发生改变的现实的力量。当科学日益通过工业进入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时，科学已经成为了现实生活的基础。科学将自然界变成了人类的自然界，即人类感性活动的真正的实现。“工业是自然界同人之间，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同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末，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12]由于在生产过程中大规模地应用技术，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同时也使人们之间的交往开始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为人类的解放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对科学技术的革命作用有十分恰当的评价，他说，“蒸汽机、电力和自动纺纱机是比巴斯巴尔、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因此，马克思的一生始终极为关注科学技术的发展情况，这一点在恩格斯的《马克思墓前悼词草稿》中得到了极好的说明:“尽管他专心致志地研究科学，但是他远没有完全陷进科学。没有一个人能像马克思那样，对任何领域的每个科学成就，不管它是否已实际应用，都感到真正的喜悦。但是，他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而且他正是把科学当作这种力量来加以利用”^[13]。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本人直到晚年仍然关心在技术领域内所发生的变革，并且敏锐地感觉到这种技术发明对当时的世界局势所发生的作用^[14]。人类的感性活动能力自近代以来在工业和科学技术中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并且正是通过工业和技术这种现实的力量为人类的将来开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