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生命的个人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

一、有生命的个人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

（一）地球上有生命的个人的出现

在大约45亿年历史的地球上，人类是很晚才出现的。当代考古学和人类学等科学发现及其研究的成果表明，人类的出现，即恩格斯称为的“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不是从某一种古猿直接演化而来，而应是从某种人猿超科不断分化的结果。人类最早同古猿分开大约发生在四五百万年以前，那时已出现了南方古猿，其中一支被称为粗壮南猿，他们有的能制造石器，也应该是人，但因身体构造过分特化，终于在100万年前或稍晚一些时候灭亡了。另一支纤细型南猿则可能通过能人而发展到直立人，再发展到后来的智人”。^[1]这就是说，如果从人科动物的出现算起，至今大约有700多万年的历史；如果从远古能人（人类最终从纤细型的南方古猿中分化出来，能人是人类最早的祖先，被恩格斯称之为“正在形成中的人”，人类社会也就由此萌生）出现算起，其历史至今约400多万年；如果从直立人（恩格斯称之为“完全形成的人”，考古学称为“猿人”，中国境内目前发现的直立人，年代最久远的是在安徽省繁昌县孙村镇一个叫做人字洞中发现的，距今约240～200万年）的出现算起，也有200多万年了。人的“直立行走”，恩格斯认为“这就完成了从猿转变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2]可见在400万年之前，地球上是不可能有“文明”的；就是到了250万年前后的直立人时代，人类社会虽然形成但也还是没有文明可言的。人类之初，茫茫洪荒；年代久远，资料稀罕。用什么作标准来测定人类的进化或开化呢？这个问题在学术界是有不同看法的。有一派学者坚持以地下发掘的器物（主要是石器、玉器、青铜器等）为取向，从文化层面上将原始社会划分为两个时代（期）：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有的还在两者之间加上一个细石器时代）。他们大多数人都认为，在新石器晚期即发现了铜（先是红铜，后是青铜），在普遍使用金属工具之前的铜石并用时代（距今约4000年左右，青铜器主要是作为敬祭神鬼的礼器而在社会生活领域中使用），人类的进化仍处于非文明状态，也就是美国学者摩尔根系统阐述的所谓“蒙昧——野蛮”状态。近现代“西方文化中心论”者不但视此为“不开化”状态，而且个别人的极端观点甚至将此划归“野蛮”甚至“半兽类”状态。另一派学者则以人的自身发展状况为取向，坚持从脑的进化、语言和意识的发展程度以及它们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效果看问题，把人类的进化分成四个阶段，即人科动物——类人猿（能人）——直立人——现代人（前期称早期智人——古人；后期称晚期智人——新人）。以（英）利基为代表的人类学家认为，从能人经过直立人到现代人，既是人们在适应和改造外界环境过程中遗传与变异的长期生理进化过程，也是人类文化诞生和发展的过程。有人做过统计：在距今300万年～150万年，人类脑量约为600～800毫升；在距今150万年～100万年人类脑量约为800或900毫升（这就是能人阶段）；到了100万年～70万年，人类脑量平均数已达1000毫升；50万年以后，人类脑量才逐步接近现代的水平，即1400毫升左右。脑量越大，所含的神经元素越多，这就为其复杂的语言和行动提供了越来越精细而高级的指挥部。考古发掘资料证明，在直立人（猿人）发展阶段（其生存年代为距今250万年～20万年），特别是晚期猿人的体貌特征带有明显的过渡性，身材较矮，头盖骨低平而前倾，脑量平均为1000毫升，其脑部的语言区域都有了相当的发展，腿和足能行走、奔跑。猿人的文化特征：能用打制法制造粗糙的石器，学会了用火，并具有一定的管理火的能力。我国目前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和县人、郧县人、郧西人等，均属于直立人。到大约10万～5万年，早期智人（考古学上又称“古人”）出现了。我国考古发掘的马坝人、大荔人、长阳人、许家窑人、丁村人等，属于早期智人。再经过5万多年的发展，早期智人变成晚期智人（又称新人），其脑量平均达到1300～1500毫升以上，体貌特征与潜智力发展已与当代人接近。在我国，北京山顶洞人（距今约18000年）、广西柳江人和四川资阳人最具有晚期智人的代表性。其文化特征：已经学会人工取火，利用兽皮来缝制衣服御寒，在穴居的同时又学会了在平地上建造房屋，普遍盛行埋葬死者并有某些随葬品的风俗，等等。^[3]如果说原始时代的晚期智人同现当代人有何异同，可以这样表述：两者在生理构造与体貌特征上，已经没有大的差别；但是，在生存环境、思维能力、生活经验和开化程度上，则有天壤之别。

在考古学上，很多国家都不使用“能人”这个概念了。英国的人类学家利基之所以强调能人这个概念，是因为他想确定一条以大脑的容量为人与猿的准确分界线。最初，以非洲东部奥杜韦的化石脑量650毫升为基准，后来发展到800毫升——能人的平均成人脑量。据当代国际考古提供的资料，1972年在肯尼亚发现了一个最完整的能人脑量化石标本。它生活在大约200万年之前，与南方古猿相比，其脑子明显地增大，牙齿却减小。^[4]利基说：“从进化的观点看，我们可以说，原则上人类脱离似猿的生长型式是在成年脑量超过770毫升时。如超过这个数字，脑量便不得不从初生起增大两倍以上，于是开始有了那种‘过早地’进入人世的婴儿的无力自助的型式。能人的成年脑量大约800毫升，看来是处于猿的生长型式与人的生长型式之间的分歧点上，而早期直立人的大约900毫升，这便把这个物种明显地推向人的方向。”^[5]人是自然（生理）性、意识性和社会性的有机统一，在自然性基础上已经初具社会性的人科动物，其脑量的增长显然是它发展成为“人”的重要指标。因此，利基把能人作为地球上有生命的个人的出现之始，持论科学、平实，我们支持这个十分重要的观点。

（二）从远古能人到现代智人发展的历史脉络

人类进化的动力是什么？他们是怎样一步一步地从人科动物发展为现代智人的呢？这个问题，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学术界似无科学的解释，原因在于人们对史前史知之甚少。鉴于资料的奇缺和指导思想的科学化程度不高，人们想研究这个问题，也不知从何着手。伟大的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用毕生精力研究地球上的生物进化状况，于1859年出版了《物种起源》，初步揭示了生物进化的动力与发展规律，这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即一切生物在其遗传性、变异性和由繁殖过度引起生存斗争的作用下，通过生物与环境之间的较量和选择，强者一步一步地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向高级发展，弱者则被淘汰、被绝灭（后来有人将“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移植到人类社会生活中，制造出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为法西斯的种族灭绝政策制造理论依据，这并非达尔文之过）。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把达尔文这个“进化论”奉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明之一，赞许它“极其有力地打击了形而上学的自然观……证明了今天的整个有机界，植物和动物，因而也包括人在内，都是延续了几百万年的发展过程的产物。”^[6]达尔文1871年出版了《人类起源和性的选择》，这是研究原始社会的重要著作，进一步推测了人类在原始社会的生活情况，他向人们大致描述了我们远古祖先的状况：“它们满身是毛，有须和尖耸的耳朵，成群地生活在树上，等等。”至于它们为什么会进化成人类呢？达尔文的认识与结论显然具有片面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达尔文某些理论的错误和不足（例如，过分夸大生存竞争的作用乃至将此抬高到生物进化决定因素的地位，等等）的基础上，作出了劳动创造人类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论断：“一当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7]恩格斯于1876年写成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的天才著作，为人类进化乃至整个史前史的研究奠定了科学基础。由于当时自然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和考古资料的不充分，恩格斯未能对人类进化的具体过程作出阐述，但其研究的进路和基本原则已经确立：

（1）基于适应环境和劳动生存的需要，类人猿选择了直立行走的方式，这就“完成了从猿转变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8]，直立行走使“手变得自由能够不断地获得新的技巧，而这样获得的较大的灵活性便遗传下来，一代一代地增加着。”

（2）“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它还是劳动的产物。”“手的专门化意味着工具的出现，而工具意味着人所特有的活动，意味着人对自然界进行改造的反作用，意味着生产。”^[9]

（3）在生物体“生长相关律”的支配下，“凡是有利于手的，也有利于手所服务的整个身体”，首先是促进语言器官的发展和语言的产生。人们在互相帮助和共同劳动中慢慢地从一个一个清晰的音节，逐步发展出初步口语，再发展为较复杂的乃至很复杂的口语。

（4）在劳动和语言的促进下，人的脑量不断增大，其结构也日益复杂。“脑髓和为它服务的感官、愈来愈清楚的意识以及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的发展，又反过来对劳动和语言起作用，为二者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愈来愈新的推动力。”在劳动过程中人的手脑互动，加速了人的进化。

（5）社会是“随着完全形成的人的出现而产生的新的因素”。“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至于这种合作是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进行的，则是无关紧要的。”^[10]

（6）在人类发展的长河中，人们必须正确地估计劳动对自然界和社会的影响。人们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而受到惩罚比较显见，但预见劳动对社会的影响则要困难得多。^[11]

当代考古学和人类学的发现及其研究成果表明，直立人在250万年前左右出现，是和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各种因素在互动中综合作用的结果：

从体质人类学的角度看，人的进化过程既有量的积累时期，也有质的飞跃时期。许多学者认为，初步口语产生于脑量只有850～900毫升的能人时期。早期直立人的外形：身材高大，体格结实，肌肉强壮，头骨长而低，前额小，头骨厚，颌骨有些突出，眼上方是突出的眉脊。美国的神经学者哈里·查里森认为语言是人脑生长的发动机，比工具对脑发育的刺激更强烈。语言是一种“有声的梳理皮毛”，^[12]不仅能起到相互沟通的作用，而且可以把更多的个体结合到集体中去。有的学者把语言的发展状态作为使用这种语言的人们智力发展阶段的表现，认为研究和掌握人类原始语言的状况，是我们打开远古人类心灵深处奥秘的钥匙。那么，现在要问：人类最初的语言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呢？杰出的人类学家（英）利基说：“我猜想只是随着能人的进化才开始有某种形式的口语。像比克顿一样，我猜想这是一种原始语言，内容和结构简单，但却是一种比猿和南方古猿类更为高级的沟通方法。”^[13]有些学者对此作了进一步的研究，指出：在能人阶段，当原始语言尚未出现时，在高等动物生物学基础上，人们主要依靠“意会知识”来认识客观事物，即相互之间的思想交流活动主要不是靠“言传”，而是靠形体与动作（有人细致地统计，认为非语言的交流或交际形式有6种之多），使对方了解或明白自己所表达的意思。所以，学者波兰尼说：意会知识比言传知识更基本。我们能够知道的比我们能够说出来的东西多，而不依靠不能言传的了解，我们就什么也说不出来。有鉴如此，我国学者石果助认为：语言起源于人类交际的“形声并用”阶段。在不断的劳动实践中，人体的语言器官日益得到锻炼与进化，清晰的语言也就逐渐地产生了。于是，语言便成为人类所独有的、根本区别于动物的“文化”。由于文化是自然界中的新颖事物，可以增强自然选择力量的有效性和一致性，便成了人类稳定而快速进化的能动手段。所以，利基说：“口语的进化是人类史前时期进化的一个转折点。人类有了语言，就能在自然界中创造出多种新世界：内省意识以及我们创造的并与他人分享的我们称之为‘文化’的世界。语言成了我们的媒介，文化成了我们的小生境”。“语言和文化使我们既联合又分开……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塑造了我们的文化的产物。”^[14]在利基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指出：“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的交往和迫切需要才产生的。”^[15]随着语言复杂化程度的提高和人的意识与抽象能力的增强，到了5万～3万5千年便诞生出现代智人，即原始社会晚期的“现代人”（考古学上的晚期智人，下同）。英国学者奥克利评论说：“现代人的出现是由于语言‘完善’到我们今天经历的水平而引起一连串的连锁反应的结果：换句话说，现代语言造就了现代人。”^[16]

从社会人类学的角度看，人之所以成为人，制度起了决定性作用。人是从高级动物——猿猴演变而来，他就不能不在“自然存在物”即肉体组织方面继承其动物性，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17]但是，人是从事劳动实践的动物，而劳动又是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即受主观意识支配的活动。在劳动中，人既要同自然界发生联系或关系，又要同人（包括个人和群体）打交道。这就决定了人在一方面要接受环境的制约，必须按照客观条件允许的方式和程度从事劳动，用符合客观要求的规范性动作去改造自己的行为模式，去主动地适应劳动的需要，增强群体内部的凝聚力和对外的抗击力，以便较多地获取生存与发展的物质生活资料。因此，人在同自然界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与其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一套工艺技术制度。所谓受自然环境制约的已经被人们认识到了的方式，就是要在遵守已经形成了的工艺技术制度的基础上，再去探索、发现和开创新的工艺技术制度。另一方面，工艺技术制度也制约甚至会规定人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内容与方式，亦即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人们只有按照具有时代性的工艺技术制度的要求，人和人之间的交往才会步入正常轨道，并相应地建立起一套社会关系制度。人们就是通过这些社会关系制度来发生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其外表行为与生活方式施加规范和引导的。原始直立人在不断地社会化、制度化的过程中，其必然结果是：艰苦的劳动实践不仅使肉体的外形在手脚分工、直立行走等方面大大地超过其他动物；而且，在日益复杂的社会关系的联系中，造就了发达的大脑、清晰的语言、远比动物优雅的行为与生活方式等，这更是任何动物都不可能具备的，使人从“自然性”上同动物形体产生了根本的区别。同时，综合承载各种生理器官的人身肉体，在体力劳动与脑力活动不断增强的基础上，也日益从主观上增添了天赋、才能和欲望，势必扩大对客观世界（包括自然与社会两个方面）联系的广度和深度；这种情况又引起了对制度供给的进一步需求和制度不断创新的压力。由此可见，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由于劳动动作（采集、狩猎、捕捞等）的规范性要求对猿体实施强制性改造（这种改造每前进一步，人类对工具的改造也会前进一步），其结果不仅把简单的动物体改造成了人类复杂的生物有机体（直立人——现代智人），同时又为史初人类进一步接受社会规范及其制度化，提供了生物学的物质基础和社会的事实前提，从而一步一步地推动人的进化和始初社会的发展。诚如马克思所说：“人本身是他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基础，也是他进行的其他各种生产的基础。因此，所有对人这个生产主体发生影响的情况，都会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改变人的各种职能和活动，从而也会改变人作为物质财富、商品的创造者所执行的各种职能和活动。”^[18]从这个意义上说，始初人类是劳动创造的作品。鉴于劳动生存的实践活动对人的进化的决定作用，鉴于制度是人们实现劳动的根本因素，我们坚持从“以人为本”的角度来认识文明的起源问题，一个不争的事实摆在面前：正是制度造就了往后出现的文明主体；在这个主体还不具备或不太具备文明因素的情况下，正是制度（包括工艺技术制度和社会关系制度）将他们逐步地驯化、改造成了“原始的文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