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文的特征

第二节　应用文的特征

特征是形成文体个性的先决条件。每类文章、每种文体都有着自身的特征。而每类文章、每种文体的特征只有在同别的文章、别的文种比较当中才能看到。因此，我们在讨论应用文特征的时候，有必要将应用文与文学作品两大基本类型作一比较。

基本思维方式方面，应用文属逻辑思维范畴；文学作品属形象思维范畴。

反映内容方面，应用文具有客观现实的实在性，不能虚构；文学作品可以虚构。

社会功用方面，应用文是为了在社会上实用的目的而写作的，其读者和写作要求都是确定的，具有实际功用；文学作品是语言艺术，不是为了解决具体问题而创作的，而是通过艺术影响读者而产生社会效果。

表现形式方面，应用文则有一定格式和规范；文学作品要求多样化个性化。

语言运用方面，应用文追求准确、鲜明、简洁、得体的语言；文学作品擅长用描述性、情感性语言。

通过与文学作品比较，通过对应用文自身的研究与总结，可以概括出如下特征：

一、本质的实用性

实用性是应用文写作的出发点和归宿，是这类写作的本质属性。白居易在《白氏长庆集·与元九书》中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主张诗文都该出于反映时事、讽喻现实的目的。应用文从产生那天起，就同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因生活上的需要，要写信、写请柬甚至写遗嘱；因学习上的需要，要读教材、读新闻、写心得、做摘记；因工作上的需要，要拟公文、订契约、做广告、出简报……这些都有直接的功利目的。写请柬为了召请客人，读新闻消息为了了解社会动态，订契约为了当事人的切身利益。直接的实用功利性甚至达到了如此这般的程度：药物说明书要写明它的主要成分、功能、主治、用法用量、禁忌、贮藏等，服药者要一一看清它，否则，或写错主治、用法、剂量，或看错了主治、用法、剂量，轻则会贻误病情，重则会危及生命。

从广义上说，一切文章都是为适应某种现实需要而写的。就是文学作品除了审美作用外，还有教育和认识作用，如孔子所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但应用文的功利目的最为突出，发生现实效应最直接。应用文完全是“为用而作”，它为实现某种实际效用服务，是达到实用目的的一种不可缺少的手段、工具。因此，刘勰说应用类文章为“虽艺文之末品，而政事之先务”。

二、内容的真实性

具有真实性的内容是应用文的生命。应用文绝对排斥虚构和杜撰。收集的资料要客观存在，调查的事项要准确可靠，实验的数据要记录无误，反映的人与事要真实可信。现代社会再提“诚信”二字，行政管理者、生产经营者，无论运用何种应用文体，都要“诚信”取民。不说假，不玩空，有一说一，不夸大说小，不胡编乱造，让事实来说话。如果一个政府喜欢用假、大、空的文件与报道骗民，用虚假的数字为政绩加码，必然失信于民。

应用文追求的是事实真实，文学作品追求的是艺术真实。文学作品则是作家、艺术家审美认识的结果，它要求艺术真实，可以用一切艺术手法，只要能反映社会生活主流，揭示社会生活本质，具有艺术魅力，给人美感的艺术形象就是优秀作品。如浪漫主义作品《西游记》里的神猴孙悟空是通过想象，用夸张手法虚构出来的理想的英雄形象，是反抗精神的化身；屈原的《离骚》，李白的《将进酒》，郭沫若的《凤凰涅槃》等，都具有宏伟的气势、磅礴的激情、昂扬的节奏、大胆的夸张、绚丽的幻想、丰富的语言，这些作品运用浪漫主义手法，揭示了社会生活的矛盾与本质，具有艺术真实性，是上乘佳作。

鲁迅先生曾对艺术真实问题作过精辟论述：“艺术的真实非即历史上的真实，我们是听到过的，因为后者须有其事，而创作则可以缀合，抒写，只要逼真，不必实有其事也。”（1933年12月20日《致徐懋庸》）他还说，艺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事实，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由此可见，文学创作选材时“不必实有其事”，只需符合“会有的实情”；而应用文中的一切材料，都必须“实有其事”，有根有据，符合实际。

应用写作能否真正做到务实、写实，不仅是个文风问题，也是个思想作风问题。应用文的现实效应直接，如果失真就会产生负面后果。例如：报告虚假，使得上级了解的是不真实的情况，作决策时可能就会出现失误；总结虚假，对未来工作就起不到指导作用；调查数据虚假，据此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司法文书中的事实若与事实真相有出入，就会导致错误的裁定或判决。所以，应用文所使用的材料，不论是事实材料还是理论材料，不论是现实材料还是历史材料，不论是概况还是细节，都要经过细致的调查核实，务必准确无误。坚持应用文写作的写实性，是党和人民的利益所在，是无产阶级事业的要求，是应用文作者高度负责精神的反映。

三、形式的程式性

程式性是应用文重要的且最具“个性”的特点。程式性是指应用文的许多文种有固定的文体格式和处理程序。不同文种的应用文有着不同的格式要求；而同一文种尽管在不同地方使用，不同的人使用，也总会有一致或相似的格式。形成这样的原因有两点：一是“约定俗成”。人们在长期的写作过程中，应用文部分格式、用语代代相传，人们相互效仿，从而被大家认同，形成社会公认的模式，如书信、条据、碑志等等。二是“法定使成”。应用文中的党政公文、司法文书等，主要是由行政或权力机关以法律法规形式加以认定，并在管辖范围内普遍执行。

应用文的创作是十分严肃的。如甲骨刻辞的占卜方法有一套程序。又如《宪问》篇记载：“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这表明公文是经过草创、讨论、修饰、润色的写作过程，可见是非常严肃的。

古代在应用文制作上都讲程序，从所发掘的汉简中可以看出，当时一般下行文的行文格式，大致包括以下几个写作程序：发文日期——公文书写单位或个人名称——收文机关或个人名称——内容——结尾——公文主管人签字。

应用文的用法有规定。如章、表、奏、议同属上行文，但在用途上又有所区别，而且各种用法又有规范可循，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概括为“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情，议以执异”。意思是说，“章”是用来谢恩的，“奏”是用来弹劫的，“表”是用来陈述衷情的，“议”是用来表示不同意见的。

应用文的用语也讲究程式。如在汉代表示尊卑的用语十分明确，章的开头要写“稽首上书”，奏的文尾要写“稽首以闻”，而表则称“臣某，诚惶诚恐，稽首顿首，死罪死罪”等等。这些套语在以后的各个封建朝代中都长期沿用。再如，制诏等下行文，也规定了开头用语。私人书信文首有抬头，文首文尾有敬（谦）语等。

现代应用文更讲究应用文的程式性，在体式上要遵循规范，应用文本没有什么体式观念，但在长期大量的写作实践中，社会的实际需要在文章中反复出现，便逐渐形成了某种相对固定的程式。人们逐渐意识到这种程式的必要，于是自觉运用并不断完善，以有效地达到实用目的。如行政机关公文的书面格式与各文种写法，由国务院发布的《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作了明确规定。所以，不能错用文体。应用文的种类繁多，不同种类有不同的功用，使用时要明确适用范围。例如公文中，同是向上级机关呈报的上行文，“报告”用来汇报工作、反映情况；若有请示事项，就得用“请示”行文。单位和个人有事需要向公众说明，或者需要公众对某事的参与或支持，应使用各类启事，不能滥用“公告”，约定好的不可违背。标题如何摆放，如何拟制；有无称谓，怎样列出；首句的设计，结句的运用；结构的安排，语言的调遣；怎样落款，怎样注明时间等等，不同文体有不同要求。在这方面，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画蛇添足，疏漏缺项，都要出差错，甚至贻笑大方，也自然要影响应用文的严肃性。有的应用文体，格式并不刻板，写法较为灵活，但也不可随意为之。从形式到内容都要遵循一定的要求。严格些的也好，宽松些的也好，格式比较固定，则是应用文的一个显著特征。

应用文的程式性甚至连用纸、缮印、装订、要素标识等都有明确规定；公文的发文办理程序也规定为：草拟、审核、签发、复核、缮印、用印、登记等。

当然，随着时代的变化与制度的变迁，应用文及其应用文写作，亦会随之变迁和发展。因为不同时代和不同社会制度下的生产关系决定着应用文写作活动过程的根本属性，它不可能脱离一定时代的政治、文化、科技、经济和社会制度而独立存在，它必须适应一定社会制度下的生产关系，并随着时代、社会的发展而发展。

四、应用的广泛性

应用文的广泛性首先表现在使用的广泛性。无论是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还是人民群众团体、个人；无论是繁华的城市，还是偏僻的农村只要在生活、工作，与外界有交往，就必然使用应用文这个重要工具。

其次是作者的广泛性。应用文使用范围的广泛性就决定了写作人员的广泛性。不仅有专门知识的人员要写作应用文，社会上各个不同知识层次的人，从事各种不同工作的人都需要写作应用文。

第三是用途的广泛性。现代社会，人们只要从事不同的职业或承担某项工作，就会与不同种类的应用文打交道。就公务文书而言，《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第2条明确指出，行政机关的公文是“依法行政和进行公务活动的重要工具”。机关事务中离不开计划安排、分析总结、了解情况、交流经验、明确职责等工作，相应的文书诸如计划、总结、调查报告、情况简报、规章制度等便必不可少。商品经营要会写市场预测报告与市场分析报告，要制定营销策划书，要签订合同等。司法中要运用起诉状、申诉状、答辩状，要会写声明，作证言等等。私人文书的写作则是为了达到处理个人事务的实用目的。我们教师要编制课程标准，制订授课计划，编写教案，给学生写评语，撰写论文，写开题与结题报告等。学生要制订学习计划，写学习小结、读书笔记、选课申请、书信及各种条据等；临近毕业时需要写求职信、自荐信、个人简历；担任学生干部的要写通知、启事，制定社团章程等。

可以设想，假如我们的工作、学习、生活中一旦离开了应用文写作和应用文，将是一种多么混乱的局面，单位的日常工作无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要受到阻碍，更严重的是国家的管理工作将难以正常进行。所以我们说，应用写作具有应用的广泛性，这一特点渗透到各个领域，关系到每个社会成员。总之，每一领域都需要应用文写作，人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离不开应用文写作，应用文写作是每个现代人终生不可分离的生活需要和劳动本领。

五、对象的特定性

应用文受众对象都很明确，受众范围有大有小，受众人群有多有少，不可能出现一篇应用文没有特定的受众对象。公文中上行文、平行文、下行文都离不开特定对象。普通应用文中许多针对一大群体，就有了宽泛的受众对象，如某一新闻稿，某一广告等。在应用文的受众对象上，我们常看到发给王同志的信，李同志看不到；给市厅级看的，县处级是不能看；给金融战线的通知，商贸行业无须了解。对象特定，是从发文目的出发的。文中所列事项，要这些机关、人员了解；工作要他们去做，检查起来，责任也是明确的。至于有些公开发表的，对象也同样明确，有的为一县，有的一市，有的一省，有的全国，有的则针对国际、扩至全世界了。

我们都清楚文艺作品写出来“谁看，不知道”，应用文写出来“读者是谁，一清二楚”，就形成了应用文写作有鲜明的针对性。根据特定对象写出针对性内容，也就是内容有针对性，就明确了受众对象的特定性。这里就要谈论“遵守”与“诚信”的问题。上级有什么要求，下级就要执行，做到“令行禁止”；在什么行业就要遵守本行业行规；平等有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签订的协议就要共同履约；公开张贴的通告、公告、启事等与己有关的要有言行。

六、任务的时限性

应用文是针对实际工作中的具体事务而写作，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急需运用，因而具有很强的时限性。

时限性主要体现在写作和使用两个方面。写作上，有不少公私事务必须在一定时间内快速处理，就应快写、快办、快发，不允许任意拖延，以免产生不良影响和严重后果。使用上，应用文都是在一定范围、一定时间内生效而发挥它的现实作用。超过时限，往往就失去了它的宣传和约束作用。无论命令、决定、请示、批复，还是礼仪应酬、求职应聘一旦失去了时效性，也就失去了它存在价值。

应用文写作主要是群体行为，它是为解决现实存在的实际问题而进行写作，实用性决定了应用文的时限性。这就要求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撰写、制发、贯彻执行等，一旦错过处理问题、解决矛盾、有效沟通的最佳时机，会带来损失，造成不良后果。如会议通知，一定要会前收到，如果会后收到将失去应用文的效用；经济合同以签订日期为准，终止期到，合同就失去了履行的法律效力。应用文的传送有一定的时间界限，接收者办理有关事务也要有一定的时间界限。特别是公文的时限性更强。一个单位，收到有关公文之后，即要着手办理，决不能放下来，一年半载后再去阅读、办理。有些公文，还规定了“传送”、“办理”的期限，要求在限定的期限内传送到接收者中间，或要求接收者在限定的期限内完成任务。有些紧急文件，还会标出“急”、“紧急”、“特急”之类的字样，要求火速传达或办理，不得延误。这种情况，在史传文章、理论文章、文学作品中—般是不存在的。如文学创作是个体行为，不讲究时效性。作者写一部小说、一首诗歌，时间可长可短，自由决定；读者读不读，何时阅读，自由度很大，可以无拘无束。

生活中我们也时常感受到应用文的时限性。客请过了，请柬就无用了；药服过了，药品说明书的任务就完成了。由于应用文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人们在日常生活和学习工作中的具体问题，随着问题的解决，它也就失去了时效。但我们都会感悟优秀的文学作品有着永恒的生命，可以超越时空而走向永生。唐诗，宋词，至今还活在人们的记忆中，活在课堂书本中。莎士比亚的剧作，巴尔扎克的小说，跨过国界，走遍全世界。

总体而论，行政公文、事务文书等都可以说是“一次性消费”的文章，用完以后不能再用了，没有第二次重复的机会。有些应用文，使用的期限相对长一些，但一旦期限到了，或者情况变了，它就不再用了，或者需要改变了。合同、协议、契约等文体，都有有效的期限。宪法、章程、条例、规定等法规性的应用文，使用的时间相对长一点，但它们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过一段时间，或者要进行修改，或者宣布作废，重新制定符合新形势的新法规。

也许有人会说，有些应用文也能跨越时间界限，有价值的永恒。例如《尚书》、李斯的《谏逐客说》、诸葛亮的《出师表》、李密的《陈情表》等都是当时的应用文，但它们千百年来为人们所重视，所传诵，这不正说明应用文也有长久的生命力吗?

这里，我们需要说明的是，不同文体的区分是相对意义上的区分，应用文同史料、散文之间没有分明的界线，这是其一；同一文种，可以包含多种价值，不同的价值在不同的角度、方位上体现出来，这是其二。李斯的《谏逐客书》、诸葛亮的《出师表》、李密的《陈情表》，都是写给皇帝的报告，属应用文范畴。当初的写作目的是为着应用的，但是，这些文章的“应用”价值，应当说早已消失了。但文字与语言是工具，本身并不能区分是何种问题，但因写作主观目的与后来读者的主观感受有了差异，在理解上就有了变化。《尚书》对于后世来说，其价值在于文献的价值。而《谏逐客书》、《出师表》、《陈情表》，因议论透彻，文情并茂，已变成了议论性的散文，或议论与抒情相结合的散文，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应用文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凡是现实社会中的应用文，无不受时空条件的限制。像曹雪芹写《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在文学史上并不罕见，在应用文写作中是不可能的。

七、语言的平实性

应用文的表达心态和接受心态都是求实用，重实效，因此行文内容须简明扼要，语言要平易朴实、确切得体。根据上面的介绍，我们知道，应用文的内容是真实的，本质是实用的，它有着特定地接收对象和任务的时限要求，它以发挥实效为基本原则。应用文的这些特征，在语言形式和文体形式上也相应地体现出来。就是说，应用文语言的表达有着内在的规定性，呈现出确切、清晰、平实的特点；应用文的标题、称呼、结构、格式等有着相对稳定的模式和布局；应用文的写作要讲究规范化和标准化。

文体的风格主要体现在语言运用上，有什么体裁的文章，就有不同的表达要求。记叙文着重于表达人，即使写事也重在表现人，表达方式以叙述、描写占主要。议论文重点在论理，让人晓明大义，表达方式以议论为主。说明文要对事物说而明之，告诉人们已然的情况，表达方式就以说明为主。应用文则着重于写事纪实，讲清楚事情来龙去脉，陈述事情的真相，或交代处理问题的方法，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所以，应用文语言表达根据文种的不同，或以叙述为主，或以说明为主，或以议论为主，追求平铺直叙、扼要说明、简练评述，这里叙述、说明、议论与三大文体还是有区别。它不像记叙文那样可用倒叙、插叙等多种方式，它忌用曲笔，主张用直笔，平铺直叙事情的原委，使人一看即明。也不像议论文那样通过概念、判断、推理来阐发事理，而是点到为止，只要把道理说清楚即可。就是常用的说明，应用文也不像说明文那样多法并用，只是在时间顺序、空间方位、理事相谐、同异比较诸法中，运用少许，达到让人明白的目的。应用文不追求描写、抒情，铺陈辞藻，要准确求实，恰如陈子展先生所云：“求其事理有当而已，尚简约不尚冗长，尚朴实不尚浮华。要一词不虚设，一字不苟下。”

文学作品的语言表达十分丰富。我国古代就有“诗无达诂”的说法，表明了文学语言可以作多样解释。这在应用文中是不可以的，语言必须确切平实。对于文学作品的审美活动中存在着难以捉摸和诉说的心灵体验，常常呈现“水中之月”、“镜中之花”的迷离意境，具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特性。这种特性，决定了文学语言的形象性、宽泛性、模糊性。文学语言允许读者“参与”内容和形象的创造。人们常说，“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指的便是理解的差异性。特别是诗歌语言，凝练而富有弹性，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

应用文的语言表达不要模糊，一对一，谁对谁，事对事，不留歧义，不玩噱头。以质朴平实为主，做到雅正而不粗鄙，明断而不含混，朴实而不浮华。一句话，应用文的语言要以“懂”为基本原则。胡乔木讲过“要使对方能够懂，要合乎三个要求：一要引人看，要求好的介绍方法，要有吸引人的力量……二要使人看得懂，人家看不懂或不完全懂，就看不下去，看下去也难得动员他。似懂非懂，目的就达不到。三要能说服人、打动人。如果看完了、看懂了，说服不了人，还是达不到目的。”⁽¹⁾

应用文需不需要审美文采，笔者认为任何文章都有审美价值，应用文有审美价值但不是主要；应用文可以略施文采但不宜过分强调，关键在语言不妨害文种特性的情况下，你能否写出有文采的境界来，绝不可以夸大应用文的审美价值与文采。有的研究论文不顾应用性文章的独特个性，而过分抬高应用文的审美功能，说“应用文进入美的王国后，对应用文的研究就不再停留于写对、写错的层次上，不再滞留于技术性、工具性上，而要升格到研究应用文美同人类审美意识、文明程度之间的内在联系深层中去”⁽²⁾。立足于“写对、写错”的层次，泯灭其“技术性、工具性”的作用，升格到“审美意识”层次，一味追求应用文的美，欲以审美融化认知，遮蔽文章的实用价值，掩盖文章的“技术、工具性”特点，其结果是：审美意识增强了，审美功能夸大了，而文章的独立品质却丧失了。拉奇科夫说过，科学不同于艺术，“它的特征是阐述的系统性，严格的逻辑性，而不是无拘无束的富有诗意的阐述风格”⁽³⁾。因而不具文学审美的情感浓烈性、多样性和丰富性。审美效应发挥也是这样：它不直接影响人的感情，而“只是影响人们的理性和逻辑，要求人们的活动符合现实生活的客观规律”（拉奇科夫）。就是说，文章审美效用的发挥借助于理性，对社会生活起直接影响和推动的作用。陈望道说：“文章在传达意思的职务上能够尽职的就是‘美’，能够尽职的属性，就是美质。”⁽⁴⁾他所说的文章，大都属必须“力求真实”的“用文字传达意思的制作”的应用文，而非“刻意雕琢事象”的文学作品，他是确认应用文章具有审美性的。所以，从审美认知与体验，应用文的质朴也是一种美，内容的简洁也是一种美，形式的规范也是一种美等等，这在本书后面的章节里有论述。

谈到文采，从大量古今应用文精品来看，实用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的数不胜数。我国第一部应用文总集《尚书》中，已出现注重修辞的篇章；《论语》作为私人的第一部学术文集，不仅内容上是儒家的经典，言简义明，富于哲理，思想深邃，文字也很鲜明、生动，实现了孔子“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主张。我国历代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凡有文章传世者，其中多有文采美的应用文。如李斯的《谏逐客书》、诸葛亮的《出师表》、李密的《陈情表》、骆宾王的《讨武曌檄》、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林觉民的《与妻书》、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等，这些文章的文采一点不影响应用文的本质特性。如果能做到既有质朴美，也有文采美的上乘作品，还是要提倡的。

八、思维的抽象性

应用文写作的思维活动具有抽象性。思维是人脑能动反映客观现实的过程，反映着现实对象的特征以及对象之间的联系。它包括直观动作思维、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三种类型。直观动作思维也叫直觉思维，指思维时直接感知思维对象并通过动作影响对象。如运动员打球、驾驶员开车都有直观作用的特点。形象思维是指在思维时，通过唤起表象并在想象中对表象进行加工、改造的思维活动。艺术家、文学家的创作就是通过形象思维完成审美创造的。离开了形象思维，文艺作品味同嚼蜡。抽象思维也称理论思维、逻辑思维，它以语言为工具，运用逻辑形式进行思维活动。通过概念、判断、推理，表现客观事物本质特征和他们之间的规律性联系。显然，只有抽象思维才是应用文写作活动揭示真知、解决实际问题的有效途径。从零散的、表面的感性认识中抓住本质，从而获得一个完整的、反映事物本质规律的理性认识，必须借助思维的抽象力，否则，即使我们收集到大量的感性材料，如果不能对其真伪作鉴别，找不到材料间的内在联系，不能把握其本质，也只能停留在感性材料中，使文章成为单纯的现象记录，为读者徒然增加一些流水账。当然，抽象不是目的，应用文写作运用抽象思维，从客体中获取了完整而深刻的科学认识，进而投身到真实、饱满的实践活动，这才完成了从具体经抽象到具体的全部过程。

以公文为例，首先，在撰写公文的准备阶段，就必须运用抽象思维。准备阶段包括解读领导指令和搜集选取写作材料等工作。其中，解读领导指令是作者要过的第一关。因为在实际工作中，领导的指令往往并不十分明确，这就需要作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对写作对象进行全面的审视，对其本质有一个深刻、理性的认识，而这就需要分析、比较、归纳、概括等抽象思维方法的大量运用。在随后的选材阶段，更是如此。公文的选材，除了要围绕主旨外，更重要的就是要能反映共性，能够说明当下公务活动的本质和特点，并能解决问题。而要达到这些要求，就必须对搜集来的错综复杂的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反复比较和周密的分析研究、筛选和概括，以确认材料的价值和在各部分的使用情况。

其次，在行文表达阶段，也必须依赖抽象思维。在具体的行文表达中，无论公文主旨、行文依据、行文目的或意义、公务活动的事项，还是问题、对策、执行要求等等，均以概述、概括说明或简要议论的形式出现。遣词造句上，公文也有别于其他文体，如决议、条例、规定、命令、通知、请示、批复、报告、总结等，所使用的词、句、句群大都是概念、判断、推理，其基本要求是准确、简明，能够真实、恰当地概括反映当下公务活动的本质和特点，即便是用来表彰先进、批评错误、传达重要精神或情况的通报，以及以研究情况为主的调研报告，在介绍情况时也都比较概括，因为重点不在于此，而在于总结经验、教训或规律、对策，基本要求都是概念要明确、判断要恰当、推理要合乎逻辑，这些都体现了抽象思维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