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现代化的途径与措施

第三节　农村现代化的途径与措施

既然农村现代化主要是一种立足于政府投资，全社会联动支持，农民积极配合和参与的社区功能化建设进程，是政府提出的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缩小城乡差距和工农差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而且一如前面已经提出的建设目标和原则，也如学术界和理论界已经提供的研究思路，我们大体上可以总结出，顺利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基本途径和措施。这些措施主要包含这样一些内容，那就是资源开发型、市场带动型、产业启动型、生态旅游型、体制创新型和典型示范型，这里提出来分别加以考察。

一、资源开发型的现代化途径

一般来说，农村都是围绕土地和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建立起来居民区或社会聚居形态，居住在农村的就是从事农业生产和经营活动的农民，所以农村、农民和农业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天然关系。但由于自然资源、气候条件分布的不均衡，并不是所有农村都具有完全相同的自然资源条件，渔业、牧业和农业之间，基于自然条件尤其是水源和草场的差别而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产食方式，从而形成与农民有别的渔民和牧民。

但就农民和农村本身来说，矿产资源、地表生物资源以及适合当地立地条件和生态环境的作物或果树等物产的差异，同样会造成不同地区农村和农业内部重要的结构性分工。当我们从现代城市社会看到不同行业之间的分工和交换关系对社区形态演化的作用时，应当对照出农村社会依托于当地，而且是各地不同的资源分布状况，发挥各自的资源优势，从而推进专业化生产和经营，以推动农村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中国农业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给农业，中国农村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给社会，同样中国农民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自然民。自给农业的特征是在相对狭小的土地上，凡是自己基本物质生活所需要的东西，只要能在当地自然条件下正常生长并有足够收成，便要全部自产，至于成本—收益方面，由于属于基本生存问题，农民自然无暇顾及；自给社会的特征则是小范围内的生活必需品应有尽有，无须与他人或其他民族进行交换，尽管这种社会，人们生活水平十分低下，但总是处于独立自主而不是受制于人的状态。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清朝政府对于英国请求开放口岸，通商通航态度的社会根据了。那么，在这种基本的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格局下，农民的基本意识状态尤其是社会观念，也就无法摆脱自然民状态朝着对社会互利交换关系理解的方面转化了。

事实上，不同农村所处地理位置和资源条件，完全具有按照这种条件，发展为专业化生产和经营的分工农业和农村的可能性。江南水乡的平原地区，是水稻的适生区，而且是三季连续种植区，北方尤其是华北平原，则是小麦的适生区，东北地区尤其是松嫩平原则是高粱、大豆等耐寒作物适生区——从小生态方面看，也有大量局部农村，由于独特的地形、地理和地貌特征，在大生态基础上，也有自己的独特的环境优势，从而成为在地区乃至全国独一无二的某种物产的故乡。江西景德镇的泥土与瓷器全国知名，浙江的茶叶与茶具全国闻名，河南新乡和陕西临潼的板栗全国闻名，陕北、陇中、宁夏固原的洋芋（马铃薯）全国闻名，宁夏河套的大米全国闻名，陕北、内蒙的羊肉全国闻名，新疆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库尔勒的酥梨顶刮刮……总之，凡是有独特自然条件的地方，往往有独特的物产。依托这些物产进行专业化生产，并使之形成当地农村的支柱产业，显然就构成农村现代化的经济条件。

资源开发不仅包括地上自然资源、气候条件的利用和开发，当然也包括地下矿产资源的开发。虽然矿产资源国家和政府所有的体制，是中国资源经济的基本体制，但在这种体制下，使资源所在地农村和农民全面参与这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并借助资源开发推进农村的现代化以及农民的工人化和市民化，却是十分必要的。山西、内蒙古、陕西、黑龙江、河南、甘肃、宁夏等省区，都是各种地下矿产资源富集的省区，而且在矿产资源的地表，分散居住着大量农民和由农民聚居形成的农村。在古代，由于人们对矿产资源的价值认识不足，农民并不懂得这些东西将会成为未来的财富之源。就现实来看，地下采矿、地上种田和居住，仍然是矿区农村和农民的基本现实，农民贫困也是一个基本现实。但由于农业对水资源的严重依赖，地下资源开发已经与地上农业经营和村落的存在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地下水下降乃至地面塌陷，水利设施严重损毁，已经成为一些农村所面临的严重问题。

在农村现代化进程中，根据这种情况，一方面把农民转移安置到安全地区，另一方面使农民按照公正合理的制度安排，参与矿产资源的开发，并形成专业化的经营合作社，将在一定程度上加速农村的城镇化或工业化进程。

如果说农村现代化的产业化思路是一条可行的途径的话，那么这种产业化必须依托农村的资源条件。甚至如同陕西耀县孙塬村那样，依托地下硅酸盐矿石资源积极发展水泥产业，也不失为一条可以选择的农村现代化道路。至于全国其他地方，通过充分开发和利用当地资源优势，走出成功的现代化之路的农村更是不胜枚举。

二、市场带动型的现代化途径

市场带动不仅是社区城市化、生产工业化的制度基础和条件，同样也是农村现代化的一条重要途径和措施。我们曾经指出过，农村现代化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全面的城市化或城镇化，而只能是农村社区的功能化，而社区的功能化同样有赖于市场机制的建立、健全和发展。

在全面推行农村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江苏华西村、河南南街村等在全面推行包产到户改革模式时，顶住压力保持了集体经济的农村，依靠集体组织的力量和外部的市场环境，意外地走出了一条集体化的现代化之路。近年来引来社会各界的参观、学习和取经，甚至作为当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创造地的安徽凤阳小岗村，也眼热地想向他们学习，而中央历届领导到这里则是只看不言。

至于集体化是不是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可行道路和模式，如果是，那么其制度背景是什么，以及为什么中央领导到南街、华西参观考察却不发表意见，则是另一层面的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农村现代化，本身也包括制度的现代化即合理化，但按照社会现代化的要求，合理的制度显然并不是中国和前社会主义各国曾经推行的全面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而是有计划、有管理的市场机制和民主政治。就南街村、华西村和不少实现或部分实现现代化的农村来看，它们是成功甚至是部分成功的。但为什么这些成功的农村没有诞生在计划经济时期，却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社会是一个有机共同体，这是社会学的基本结论，按照规模社会可分为小社会和大社会。南街村、华西村等自身是一个个小共同体，集体的发展也就是农村的现代化与农民的富裕——部分与农民的现代化相同步，或者互为条件，也互为结果。但是它们又是处在中国社会这个大共同体之中的一个个小的个体。如果没有外围逐渐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和市场交换关系，它们也难以维持自身的现代化进程，甚至也可以说，正是其外围尤其是其他农村的相对落后，才以经济和消费支撑的方式，促成了它们的发展。

从小岗村目前的处境和思路看，似乎看不出经由近30年市场化改革和发展，小岗村村民已经获得或者部分获得了现代化的意识和素质。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农民自古以来就有学习他人，而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尤其是技术和制度创新能力的弱点，而这一弱点也许将会继续影响农村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事业。当年的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只是注重学习了他们的吃苦耐劳精神，而且大寨精神也罢，大庆精神也好，并没有创造出多少有助于社会其他部门和地方学习的制度和机制。

农村现代化的市场带动类型，实际上是把市场竞争和交换制度带入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践中，通过强化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来逐渐推动农村社会的有机化，借以提高其功能整合水平。应当说，浙江乃至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农村的发展，部分就是这种市场带动型现代化的典型。浙江农村的补鞋匠在20世纪80年代初，遍布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他们不辞辛劳，在当时集体化和计划经济时代，组成补鞋经济合作组织，按规定上缴社里的收入，其余全部归鞋匠个人。鞋匠们个个勤勤恳恳，练得一身好手艺，补鞋速度快，价格低，虽然修补一双鞋仅仅是两三角钱的费用，但在当时全面短缺的时代，这样日积月累则可以积攒一笔不小的收入。应当说江浙一带乡镇企业尤其是大量制鞋企业——而且基本都是民营企业——的发展，这些补鞋匠就是最原始的资本积累者，而且也是最原始的资本积累形式。浙江鞋匠不仅自己发了财，而且也从所到之处，娶走了当地农村的漂亮姑娘作为自己的新娘。

市场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既是制度经济学的议题，同时也是制度社会学，也就是市场社会学的议题，对这一议题的深入研究需要专门进行，但从农村社会现代化的市场带动类型中，足以看出制度建设之于社会现代化的重要作用。

三、产业带动型的现代化途径

所谓产业，就是专门生产某种或某类社会产品的行业或部门，在城市社会，产业主要指生产有形产品即生活消费品和生产消费品的社会行业或部门，一般指重工业和轻工业生产部门。这些部门的产品在功能发育比较健全的城市，主要是通过市场交换关系进行调节和分配的，但政府也会通过政府采购的方式参与分配。而在计划经济时代，则主要通过政府计划、调拨等手段进行调节和分配。在这种条件下，生产企业很难具有自主性、创造性和必要的积极性。

在中国社会，农业虽是一个生产部门，但农业即使是现在，也很难真正称得上是一个产业，相对于农民来说，农业仅仅是一种谋生方式或者生存保障。农业的产业化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让农民而且只能是一部分农民从事专业性的农业生产和经营，并用农产品参与市场交换和社会分工，但这种意义上的农民已经转化为现代意义上的农民，也就是从事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农业工人或农场主（farmers），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农（peasants），其余农民则通过分工，转化为从事其他社会产业社会劳动者。经由这样的转变，农民（farmer）虽然还居住在农村，但这种农村已经不是当今现实中由小农聚居的落后的农村，而是市场交换关系、各种社会化服务体系和社区基础设施建设齐全的新型农村，也就是现代化的农村。但在被人们视为样板和楷模的华西村、南街村以及工业化和社区基础设施相对先进的孙塬村等中国农村现代化的诸多典型村庄，至多看到了这里所说的现代农村的部分特征，却缺乏现代社会或社区所具有的更多实质性的社会机制和生活内容。这样，人们就不难明白，这些被认为是先进典型的模范村，为何没有城市——哪怕如同县城这样的小城市——对从这些村庄出来的大学生的吸引力。

产业化可以有不同的类型或形式，可以依托自己的自然资源条件，通过开发资源而带动的产业化，可以依托交通运输条件、地理位置和贸易辅助条件而发展起来的产业化，分别可以称为资源开采业、交通运输业、来料加工业、商埠、贸易货栈等，以及由于这些产业的发展而分化出来的其他一系列配套产业的崛起。在现代经济社会学中，把这种由于一个产业的发展而带动的一系列相关产业形成的连带关系，起了一个十分形象的名称，这就是产业链。如果我们并不十分明白，为什么许多新兴社会行业和产业都发端于西方市场化社会或发达国家，尤其发端于发达社会的城市的话，那么，其核心机制不是别的，就是由市场机制带动的人口聚集和因此形成的服务需求的不断涌现。这样，我们自然会回归到一个十分朴素的真理，那就是市场创造需求，需求创造价值，价值创造市场，市场创造效益……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

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城市和城郊农村，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变迁和发展中，人们不难总结出其中的奥秘。这就是产业化对农村现代化的带动作用，但脱离了这些地区所拥有的这些优越条件，试图机械地照搬其模式，或许并不能产生同样的效果。针对深圳特区的改革开放经验，在中国内陆各个省份和地区，一轮又一轮的开发区建设热潮，似乎并没有结出如同深圳那样丰硕的果实，只是由于深圳当年在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基础上，享受了中央政府给予的许多优惠政策，人们往往忘记或忽视了其先天的优势，而把功劳仅仅记在了优惠政策的账上。似乎只要内陆也获得这种优惠政策，便会同样获得成功。开发区满天飞，但结果是开而不发，有优惠却没有实惠。除了造成严重的土地浪费、环境污染和许多“斩不断、理还乱”的土地纠纷外，还造成了许多农民的生计艰难。深圳、东南沿海地区通过改革开放创造了城市化和农村产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成果，但内地许多地区，尤其是交通落后地区，则造就了大量闲置一年又一年的荒芜的土地。

四、生态旅游型的现代化途径

随着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休闲、娱乐、旅游等非生活必需品的消费，渐渐浮现出来。人们尤其是社会富裕阶层不再满足于工作挣钱和一日三餐，精神享受成了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外开放使中国瑰丽的河山、灿烂的文化和悠久的历史呈现在世人眼前，发达社会中的人们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相对富裕的人们，充满了对中国的好奇，纷纷自费或借助与中国的交流和合作，遍览中华名胜。这给风景名胜区和自然生态景观保存完好地区的农村和农民，带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和条件。

人们现在喜欢把所有可以带来经济、社会和综合生态效益的各种自然、社会资源、人文景观、历史遗存通称为资源，以体现对其经济价值的重视。这样，生活在拥有或分布这些资源地区的人们，尤其是农民便成为这些资源条件的当然得益者。

农村现代化的生态旅游型途径，就是居住或坐落于自然生态景观和历史名胜景区的农民或农村，利用这些条件，积极兴办或参与兴办旅游服务，并利用旅游服务收入改善农村社区条件，提高农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一种现代化模式。在中国甚至世界各国的风景名胜景区或景点，旅游业不仅启动了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步伐，甚至崛起了一座座无污染的风景旅游城市。居住在这里的农民或者山民，既没有宽阔的土地，也没有受雇做工的工厂，却拥有高水平的物质生活和举止文雅的精神气质。他们不是市民，却享有比市民更惬意的生活，不是知识分子，却拥有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

生态旅游型的农村现代化途径，并不仅仅是由景观资源带来的收入支撑的，而是由与旅游服务相关的其他社会服务的迅速发展支撑的。游客需要交通，旅游区的人们便可以为他们提供交通服务，游客们需要住宿，人们便兴建一座又一座不同档次，满足不同消费要求，舒适而又清洁的宾馆和旅店，游客需要餐饮和其他各种购物消费，于是农民便可以建立提供包括餐饮、旅游纪念品、普通消费品在内的各种商业服务设施，提供各种服务，甚至导游、解说、摄影、照相和各种具有地方特色的民俗和文化表演服务。

如同在产业化途径中已经提出的，旅游业虽然不是一种产业，但它也可以带动一系列相关行业的兴起，从而形成一条以旅游为链头的产业链或行业体系。在中国各风景名胜地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宗教文化圣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一座座旅游小城镇甚至旅游城市也正在逐步崛起，生态景观游、民俗风情游、历史考古游、道德教育游、先烈纪念游……不仅游出了游人的幸福和享受，游出了文明和进步，而且也游出了当地农民和农村的现代化。也正是由于旅游业的这种综合经济社会效益，于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在全国各地，纷纷提出了发展旅游经济的口号。甚至有些旅游资源比较丰富的省区，试图把振兴旅游业作为振兴省域、县域经济的重要甚至是主要途径，并不惜投入重金，大兴土木，制造了大量人工景观，反而破坏了旅游资源的客观特征，不仅没有振兴旅游业和旅游经济，反而对旅游业的健康发展造成了巨大损害，这种对旅游业的过分功利主义的误区，注定不会获得预期的成果。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生态旅游业的发展，是一条实现农村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但这条途径是建立在自然生态景观和文化历史遗迹客观存在的基础上的。任何背离景观客观性和自然生成特征的做法，不过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主观主义和人类意志主义的复合品。它不仅不能促进当地农民和农村的现代化，反而会助长农民意识和行为中的虚假现象和农村现代化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形式主义、形象工程的歪风。这种倾向是新农村建设或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致力于克服的。

五、体制创新型农村现代化途径

由农村转变为城市，作为农村现代化的一条重要途径，也就是城市化途径，需要进行由机械整合到有机整合的制度转变，这就是从家族亲情纽带转化为市场交换纽带。由此引发的社会分工就成了城市区别于农村的鲜明标志。即使是农村现代化的其他途径和形式，并不是或者不完全是城市化，但从机制或制度层面来说，同样要逐渐增加社会整合机制和制度中的有机性成分和比重。从西方社会已经走过的现代化历程来看，农业生产的集约化、规模化、机械化甚至自动化，已经使原来自给自足的农业无法维系任何一个农业经营者的正常生活，农业作为一个产业的特征早已明显地呈现出来。虽然同样是农业生产，但在现代化的农业领域，从事生产的却不是农民而是农业工人。为农业社会尤其是传统农业社会中农民所具有的身份，仅仅变成了一种职业分工，而不再是与城市居民，也就是市民存在巨大鸿沟的等级差别，更不存在中国等转型农业社会所特有的民工或农民工。

这样看来，农村现代化离不开制度的变革，土地或土地经营权的自主化和私有化，各行业社会劳动者身份和权利的平等化、行政甚至村政管理的民主化，显然就是农村现代化——无论是何种途径的现代化所必需的制度要件。在中国，为了探索各种制度相互衔接的可能性及效应，农村制度的变革，并不能贸然行事和全面铺开，需要进行必要的试验和试探，这就是农村改革和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制度创新或体制创新。

中国农村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而且是农村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现在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改变了农村原有的血缘和地缘为依托的社会结构基础；农村村落利益共同体的作用强化或者弱化，农户家庭参加到更广泛的产业结构分化中，其作用和功能已经具有多种类型；随着农村开放和社会流动，农民个人的行动空间和流动自由度也在增加；农村，村与村之间的劳动力转移，对于流入地来说是要素增加，对于流出地的农民来说是要素生产率增加，结果导致“非国家空间”的生成，形成“国家－市场－传统网络－资源及其使用规则”的互动链条。农村产业结构变化影响到农村劳动力占有资源的类型和规模，已经改变并且仍在改变着农村原有的长幼有序的权威结构，使农村以家庭为主要生产经营单位转变为合伙或者企业经营；改变着长幼有序的利益分配格局，效绩评价逐渐成为主导趋势；改变了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村落民意的表达形态，在当地村民与包括外来劳动力资源的生产要素组合，在规模和结构上都体现出巨大差异的情况下，由制度保证的村民自治在实际操作中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农村劳动力流动带来的增值已经使农民家庭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不均衡，在决定村落公共事务方面的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表决虽然仍然采用一人一票制，但是选票所代表的权重已经发生了变化，即同样一票的影响力已经在决定村落公共事务中有所区别。上述特征的总和反映着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在这样的农村社会发展背景下，在社会动态发展过程中，准确把握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干群关系，就成为研究当代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的重要内容。⁽⁶⁾

在人多地少的矛盾仍将成为中国农村基本矛盾的现实无法改变的情况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显然比计划经济时代的公社制和大集体生产方式，更容易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更易于发掘土地、劳动力等资源的自然潜力。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固守现有的模式，土地、资本、技术、劳动力与市场的结合，在分散经营的小农状态下，无法有效达成；单纯依靠离开土地，荒了自家田，通过季节性的打工增加收入，并不是农民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的正确途径，尽管它有助于部分农民的现代化。农村空巢化，农民把青春献给城市、把老弱病残带回农村，农民子女幼年家庭教育的缺失对农村造成的永久性伤害，不会有城市居民下来承担。

农村现代化的制度或体制创新模式，除了农村基层民主和村民自治外，还有许多新的内容，农村医疗制度、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农村社会化养老制度、农村技术传播与推广制度、农村和农民教育制度、农民组织的管理制度等。虽然这些制度大都存在着与城市社区以及其他宏观的社会管理和服务体制的衔接，但农村的落后恰恰在于这种衔接的断裂和缺失。

需要重视的是，前面提及的这些制度，彼此之间都有紧密的联系，但任何制度都离不开农村基层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农民的组织化发展。民主从来不是单方面推行的，在政治发展中，制度化、组织化、管理高效化与民主化是同等重要的问题，它们只有相伴相随，方能保持政治发展进程的稳定与持续。村民自治作为基层制度网络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其他制度有着密切的关联——它既需要其他制度的支撑与保障，同时它也支撑与保障其他相关制度。在我们一般慨叹农民的弱势群体地位和处境时，必须意识到，造成这种规模最大的群体弱势化的真正根源，这就是制度层面的二元制社会结构和城乡制度安排以及农民组织意识和组织能力的严重低下。所以任何优秀或良好的制度模式，都需要由人来制定和执行，而人的素质就成为决定性的东西了。这无疑又涉及了农村和农民教育问题。

市场机制无疑是推动农村现代化尤其是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制度基础，但市场机制却不能在一个村庄内部建立并发挥作用。要说货币是市场机制和市场社会重要的交换媒介的话，那么在一个村庄甚至数个村庄之间，显然不大需要这种媒介，而完全可以经由以物易物来实现。民主政治似乎涉及一个国家范围内的治理模式，但同样明确的是，民主制度却没有规模的限制。国家可以搞民主，省、自治区、直辖市可以搞民主，县城可以搞民主，小到乡村同样可以进行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如同国家的民主并没有结出丰硕的果实一样，农村的基层民主，同样衍生出了只有在传统封建土壤十分深厚的中国才有的现象，这就是形式主义和我做主你选举，甚至把民主肢解为为民做主等。

制度创新或体制创新近些年常被各行各业的人们所提及，只是由于旧体制的弊端太明显也太严重，但体制和制度创新在中国更敏感也更困难，由于人们还没有完全从动机中心主义和意识形态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姓资姓社的问题，姓公姓私的问题，东方西方的问题，都可以从制度创新模式中被引申出来。效果论和工具论思想尚未被充分接受，甚至连和谐社会、新农村一类并没有明显的制度含义的东西，都要被习惯性地冠以意识形态的名称。就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和谐社会涉及社会公正和与社会公正有关的社会心理、社会行为问题，其根本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确立一种理性的制度；新农村问题实际是关于农村社区的现代化建设的问题，它同样不涉及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与社区的功能化发展有关的社会整合机制和整合模式的问题。公共交通、公共医疗、学校、村容村貌、饮用水、电力、能源、天然气、生态等资源环境设施和条件，跟任何主义也扯不上边，但却与制度建设大有关系。

应当说，华西、南街乃至20世纪90年代初几乎被捧上天的天津静海县大邱庄等农村经济典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这就是依靠集体力量或由个别农村精英组织起来的集体力量，实现了农村经济尤其是工业经济的大跨越和大发展，这种发展同样也大量借助了当地上级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外围市场经济的大发展，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模式的否定。同时，这些模式也没有摆脱家族政治的桎梏，禹作敏的覆没就是家族意识和“土皇帝”观念恶性膨胀的结果。

六、典型示范型农村现代化途径

典型示范是社会管理改革中经验主义思维方式的表现，同样是社会科学研究中受控实验方法论的表现。在中国尤其是试图实现现代化的近代中国，典型试验或示范模式长期盛行。从晏阳初和梁漱溟先生在民国时期推行的乡村建设实验和平民教育实验，到新中国推行的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以至到改革开放时期曾经推行的深圳模式、温州模式以及为着中国整体改革的推进而效仿所谓亚洲“四小龙”（“台湾”、日本、韩国、香港）模式，“三小虎”（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模式。事实上还有由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为了解决低效率造成的农民赤贫的生活，而冒险推行的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模式等。

需要指出的是，同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受控实验方法一样，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典型示范，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受控实验。只是由于社会问题远比自然现象复杂，同样社会问题研究和社会治理与改革，并不能在未经充分论证和试验的条件下，就向社会全面推开。自然科学的研究过程，在一定意义上无关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但由人结成的社会则是人一直参与其中的人类共同体及其互动过程。对社会研究和治理的任何实验，都必须慎之又慎，否则，会产生十分严重的后果。人类文明史上提出理想社会模式的思想家不胜枚举，但没有一个理想模式的试验得到了哪怕是初步的成功。

典型示范在社会治理中的广泛采用，有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人们对社会和社会生活的理解，并不总能达到社会科学家和思想家的高度。一种社会制度（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究竟能否发挥人们所期待的效果，由于人的思想观念不同、利益诉求千差万别、知识水平参差不齐，对一种未经实验确认的社会制度模式，以政治家为代表的社会管理者和政府，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即使有这种把握，也无法保证所有社会成员都能万众一心地积极跟随和参与。

就中国社会来说，由于广大群众尤其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人口结构，存在着诸多在小规模的西方社会原本不存在的困难和问题。除民族多样性和人口、幅员规模以外，中国人尤其是农民缺乏独立意识和自主能力，经济贫困但又承担不起风险，只有随着他人的成功，才能亦步亦趋地跟随他人走这种“成功”的道路。中国传统治理模式中的封建集权倾向，也总是追求一种整齐划一的大一统社会面貌，而这种面貌也必然会以人的思想、行动一致的方式表现出来。无论是阶级斗争为纲，还是政治挂帅、思想领先，都体现了领导人这种追求轰动效应和简单服从的权力或政治观念。

问题是，社会正是因其复杂性才成为有机统一或整合的社会，社会面貌的大一统模式实际上是对人的复杂性和比人的复杂性更大的社会复杂性的无知。从社会科学已经取得的成果看，尊重多样性的客观存在，并从这种多样性中寻求社会的机理，当是社会科学家的主要目标。这样以来，用一种典型示范的模式推动社会尤其是农村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就是一种需要持审慎的乐观和保留态度的思路和办法。

但任何有人类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人，尤其是政治理论家、政治家和思想家，都不能把存在诸多缺陷的现实社会视作一种天经地义而无可更改的状态，虽然儒家圣人曾经昌言“天不变，道亦不变”。但人类毕竟是一种智能动物，追求社会的不断合理化，也就是理性化——哪怕是理想化——终将是人类不懈的追求。中国农村的现代化或者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是这种追求的重要表现。

农村现代化的典型示范模式，事实上是研究和预判影响和限制中国农村现代化的诸多因素，并根据各地农村的不同情况筛选出相同因素和不同因素。分别就这些因素进行对比的试验，那么同自然科学的受控试验方法一样，相同的因素从试验中被排除，专门对照考察这些不同因素及其对农村现代化的影响。对中国农村来说，无论在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实行市场化改革的改革开放时期，大部分农村的制度背景是大体相同的，但各地农村或者是资源条件有别，或者是人的观念有别；同样在相同自然资源条件和观念差异不大的情况下，采用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如华西村和南街村——但这两个村庄在计划经济时代同样处于十分贫困和落后的状态——却取得了明显不同甚至按照当地人讲是天壤之别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就，原因究竟在哪里?中国农业经济与农村社会发展水平有密切联系，但影响农业经济发展的因素除了自然条件、社会制度条件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社会因素，那就是科学技术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作物良种或优质品种、施肥、耕作和水利灌溉技术、田间管理、自然灾害和作物病虫害的防治等。影响这些科学技术因素与农业结合的制度条件，究竟是什么，农业教育、农业高新技术成果的转化、农业技术推广和农民教育之间的衔接途径和办法，究竟以什么方式最为便捷和有效……所有这些问题，也需要经由局部小范围的试验、示范来完成。这也正是中国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建立的初衷，至于这些示范效应发挥的程度究竟如何，则不仅取决于杨凌示范区本身的运作和管理，同时也广泛涉及土地制度、农村民主自治制度、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建立、健全和发展以及市场交换关系对农村的辐射和渗透。也就是说，杨凌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作用的发挥，同样有赖于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和中国社会体制的全面配套改革。但毋庸置疑的是，由于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的建立和一年一度的农业高新技术成果交易博览会的召开，杨凌示范区对周边省区，乃至全国农村、农业和农民的辐射带动作用，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发挥。现代农业经营模式和经营理念，也在逐渐向周围扩散，甚至大量吸引全国农村、农业和农民工作部门的领导，乃至联合国、行业国际组织以及西方发达农业国的专家、学者和官员前来交流、学习与考察。

农村现代化的典型示范途径，实际上是社会改革和治理中的典型示范在农村工作中的表现。晏阳初和梁漱溟先生启动的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运动，在当时实际上也是处于规模不等的试验和示范阶段。温铁军教授继承了这一未尽事业，并使其乡村建设学院成为通过教育推进农民和农村现代化的“试验站”、“示范园”或“示范学校”。

农村现代化的典型示范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内容和形式，这种试验和示范，既可以是根据理论假设人为设定的示范类型，如乡村建设学院，显然是一种基于对农民现代化在农村全面现代化进程中的决定作用的认识，而从农民教育开始的农村现代化示范；也可以通过对在实践中已经证明是行之有效的途径和措施的学习和推广而进行的示范，中国社会由于其道德性而一直提倡和实现学习模范和树立标兵的社会教育工程。改革开放初期的深圳速度、乡镇企业发展中的温州模式、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的义乌经验以及农业产业化发展中的寿光模式等，都是这种立足于实践成功经验的典型示范。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典型示范常被社会治理者所推崇、所采用，但由于社会生活中的任何成功和失败，都有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的原因，主观方面相对来说是容易控制的，但客观方面却往往有不随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特征。如果人们不能充分认识和把握这些因素，而单方面强调主观努力的作用，客观方面的差异往往会成为示范失败的重要原因。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在国有企业改革和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处理方面，也开展了大量的试点和试验，但这些试点、试验和示范，在民间形成这样一种很不好听的评价——“一试就成，一推就败”、“一放就乱，一抓就死”。也就是说，各种试点、试验和示范往往是成功的，但推广往往是失败的。其中的原因和机理各有说法，但试点、试验和示范阶段国家权力和公共财政的大力扶持和帮助，以及基于政绩考虑的不计成本，则是确保试点、试验和示范“成功”的重要条件，而一旦推广开来，风险的承担者则往往是各种经济和社会主体，而且是非政府的社会主体，他们基于经济理性和务实精神的考虑，不会为了虚假的成功而不计代价地追加投资。

这样看来，农村现代化中的典型示范途径和模式，需要力避权力实用主义的侵蚀和利用，力求使农村现代化真正成为农民切实获得利益，农村切实获得进步，农业切实获得发展的现代化，而不是口头上、名义上和形式上的现代化；是名副其实的现代化，而不是“口惠而实不至”的现代化。

按照农村现代化的动力机制和启动模式，我们简单区分了以上几种途径和措施。这些措施在全国各地农村都有成功的范例，但究竟哪一种途径和模式，适应于哪一种条件的农村，却不是在这里可以说清楚的。不同的途径和模式，各有其不同的条件尤其是要件要求。这些要件，既可能是资源条件、交通条件、地理气候条件，也可能是外围的社会条件，如教育、科技、市场机制等，也可能说一种模式和途径具有对几种重要条件的依赖。这里只是为了理解和把握之便而人为做出的划分。在针对某个农村的具体情况选择和制定现代化的目标和途径时，仍然要贯彻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和量力而行的原则，切实避免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和急躁冒进思想对农村现代化的干扰和破坏。

讨论了这么多途径，思路还得归结到社区建设，也就是农村现代化的有形主题上来。无论何种现代化目标和途径，也无论是总体目标还是具体目标，既然是农村现代化，都要最终通过农村社区基础设施的完善，社区综合服务功能的扩大，农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农业综合发展能力的改善，农村生态环境的持续好转以及农民通过自己的组织，自主解决问题的制度和体制环境的建立和完善，一句话，通过农村的全面发展和进步来体现。这既是农村现代化的要求，也是农民现代化的最终归宿。我们谨以满腔的热情、积极的行动，并建议全社会每一个公民，以共同体成员的义务和责任，共同推动这一事关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崇高目标尽快实现，并以谢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