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新疆城市数量的变化

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都首先表现在量的变化方面，只有当量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会产生质变。因而研究新疆城市百年巨变，首先要关注城市的量变。城市的量变表现在多方面，而集中表现在城市数量的变化和城市规模的变化。

（一）20世纪上半叶新疆城市数量的变化

20世纪新疆的城市^[2]大多数是在清代形成的。清初，新疆天山北路地区以游牧经济为主，仅有少量规模极小的城市；南疆地区以农业经济为主，因而在塔里木盆地边缘的绿洲地带形成了多个城市，号称南疆八城，即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库车、阿克苏、乌什、喀喇沙尔、和阗，另有少量的城堡。乾隆二十年（1755），清政府平定准噶尔部，不数年也平定了南疆，新疆再次被纳入中国的版图。为了加强对新疆的管辖，清政府在新疆驻兵屯田，修城筑堡，由此推动了乾隆时期新疆城市发展的第一次高潮。首先在伊犁河谷地区修筑了以惠远城为中心，包括惠宁城、绥定城、广仁城、瞻德城、拱辰城、熙春城、塔尔奇城、宁远回城等在内的“伊犁九城”。其次在塔城地区修筑了塔尔巴哈台雅尔城、绥靖城；在乌鲁木齐地区，修筑了迪化城、巩宁城、镇西城、会宁城，以及在乌鲁木齐东北路修筑了13座城堡，即惠徕堡、屡丰堡、辑怀城、阜康城（为阜康县治）、惠来堡、育昌堡、时和堡、恺安城、保惠城、孚远城、古城汉城、靖宁城、木垒城；在乌鲁木齐西路，连库尔喀喇乌苏在内，共筑16座城堡，即宣仁堡、怀义堡、头屯所堡、宁边城（昌吉县治）、宝昌堡、乐全堡、芦草沟所堡、景化城、康吉城（绥来县治，地名玛纳斯）、绥宁城、靖远关、绥来堡（库尔喀喇乌苏）、庆绥城、遂城堡、丰润堡（即精河）、安阜城；乌鲁木齐南路包括吐鲁番城在内筑有3个城堡，即嘉德城（喀喇巴尔噶逊）、吐鲁番（广安城）、辟展。由于南疆长期以来农业较发达，人口较密集，商贸较兴盛，因而城市数量较北疆多，城市基础设施较北疆好，因而清以后主要是在原来已有城市基础上修筑或扩建。如雍正五年（1727）在哈密旧城之外另行修筑了哈密新城，乾隆二十七年（1762）在喀什噶尔原旧城西北修建徕宁城，乾隆三十一年（1766）在原乌什城的基础上重筑永宁城，乾隆四十年（1775）扩建了英吉沙尔旧城垣^[3]。清政府在新疆较大规模的修筑城池使新疆的城市数量较前大大增加，特别是在北疆修筑数量较多的城池，改变了历来新疆地区开发重南轻北的局面，天山北路城市超越天山南路城市的发展势态已初步显现。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此一时期新疆（特别是北疆）所修筑的城或城堡，其中有不少还不能称为城市，一是规模很小，二是功能不完善，不少城或城堡只具有军事功能。然而我们也需要看到这些城或城堡在清中期虽还不是完整意义的城市，却成为以后新疆城市发展的基础，对20世纪新疆城市的兴起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其中有不少城或城堡就直接发展成为现代城市，成为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如伊犁九城之一的宁远城在20世纪下半叶发展成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首府。

同治年间，新疆发生变乱，南疆各地相继建立多个地方政权，互相攻伐，中亚浩罕国军官阿古柏率军进入喀什噶尔，先是扶持布素鲁克（布士尔克）建立了“哲德沙尔汗国”，其后又建立“洪福汗国”，自立为王。阿古柏将战火燃遍整个新疆，不仅南疆全部为其所占，而且北疆大部分地区也为其控制。俄国也趁新疆混乱清政府无力西顾之机出兵侵占伊犁。在阿古柏之乱时期，新疆城市遭到巨大破坏，尤其是迪化城和伊犁九城几乎都化为瓦砾。光绪二年（1876），左宗棠率清军分三路进兵新疆，大败阿古柏乱军，并于次年收复除伊犁地区的全部新疆领土。其后，清政府通过谈判，以巨大的代价收回伊犁地区。光绪十年（1884），清廷在新疆建立行省制，废除了军府制和伯克制，在行省下实行与内地相同的府县制，削弱了伊犁将军的权限，加快了与内地一体化的进程。其后数十年间，新疆“生齿日众，边境安谧，岁事屡丰，关内汉、回携眷来新就食、承垦、佣工、经商者络绎不绝，土地开辟，户口日繁”^[4]，新疆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到清末，新疆人口逐渐增加至200余万。

从新疆建省到清末新政时期，新疆被破坏的城市不仅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而且由于推行府县制，设治城市的基础设施不仅得以建设，而且经济和人口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和增加，从而出现了乾隆以后新疆第二次设县建城高潮。光绪二十八年（1902），新疆全省“设道四、府六、厅十一、直隶州二、州一、县二十一、分县二”。由此初步形成了以省会和镇迪道治所迪化为中心，以伊塔道治所宁远县城、阿克苏道治所温宿县城、喀什噶尔道治所疏附县城为三个次中心，以南北疆各府县城为区域中心的多层次城市行政等级体系。

表1　晚清新疆城市行政等级体系一览表

本表资料来源：《新疆图志》卷1《建置志一》。

从上表可见，清朝在新疆设置了47个地方行政建置，但由于道和府所在县城重叠，因而应减去重叠数，故晚清新疆的建置城市为37个。地方行政建置的改革与增加，推动了20世纪初新疆城市数量的增加。但此一时期新疆的城市数量在全国各省中除台湾省外也是最少的。

表2　宣统三年各省府县建置数量统计表

资料来源：刘锦藻纂：《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05～325《舆地考》，新兴书局1965年版。注：（1）《清朝续文献通考》所载止于清宣统三年。（2）台湾省数据统计止于被割让日本前。（3）括号中数字为根据《清文献通考》《嘉庆重修一统志》《清续文献通考》《清实录》等相关记载进行的修订。

清季，新疆的建置城市数量虽然不多，但却奠定了其后城市体系的基本格局。新疆城市行政等级的确立和其后的不断变化对于城市的兴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民国建立后，新疆的地方行政建置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总的趋势是二三级城市数量增多，城市行政建置的密度较前加大，但仍然低于全国发展水平。20世纪上半期，新疆与中国其他各省区一样也经历了政治的变动、战争的破坏、社会的动荡等历史巨变。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次年中华民国成立，新疆也转换旗帜，拥护共和，成立新伊大都督府。民国建立后，即依照建国大纲及训政约法之规定，改革清朝的地方行政建置，废道府，实行省县二级建置。新疆地方当局以新疆孤悬塞外，地域广阔，情形特殊为由，请求保留道制，以便使分散孤立的县城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更加紧密，此请获得中央政府批准。1913年新疆废府州厅制，实行省、道、县三级管理。

从1913年到1928年，杨增新治新时期，新疆出现了自乾隆以来新疆第三次设县建城高潮，此一时期先后共设置了21个县。1913年增设了哈密、镇西、焉耆、阿克苏、吐鲁番、库车、乌什、疏勒、巴楚、蒲犁、英吉沙尔、莎车、精河、和田、塔城、乌苏等19个县。1914—1922年，新疆省又陆续新设置了且末、沙湾、额敏、布尔津、墨玉、木垒、博乐、泽普、麦盖提、布伦托海、承化等11个县；1928年又设置乾德县。1914年8月直隶于中央政府的阿尔泰办事大臣改为阿尔泰办事长官，驻承化寺（今阿勒泰市）。1919年6月1日阿尔泰并入新疆省，从而使新疆行政区划发生重大变化，省域扩大，城市数量也随之增加。1928年，杨增新遇刺身亡，继任者金树仁于1929—1933年设置了8个县：策勒、新和、柯平、阿瓦提、伊吾、哈巴河、吉木乃、巩留县。这样，20世纪30年代初，新疆南北两路共扩展分为8个行政区，55个县，11个县佐^[5]。

表3　20世纪30年代初新疆地方行政建置和县城一览表

洪滌尘：《新疆史地大纲》，正中书局，1947年，第10页。

1933年，新疆发生政变，开始了盛世才执政新疆时期（1933—1944）。在此一时期，新疆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有较大发展与变化，同时建置城市数量也有所增加，一是将部分准县级的地方提升为县，如托克逊、和静、库尔勒等即是如此；二是将部分地域较大的县分为两个县，或分出准县建置——设治局，如特克斯、昭苏、乌恰、尼勒克，河南、温泉、清河、富蕴、裕民、阿图什、和布克赛尔、岳普湖等县，这些县大部分位于边境地区，地域广阔，管理不易，因而将其一分为二。此为乾隆以后新疆第四次设县建城高潮。据中华民国内政部统计，1947年新疆省共有82个地方行政建置单位，分别为1市，75县，6设治局^[6]。这些市县行政机构所在地大都是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市（城镇），由于成为一定区域的行政中心，因而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并为20世纪下半叶新疆城市格局奠定了基础。

晚清民国时期，新增地方行政建置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加强对区域的管辖和对人民的统治，不少县城实际规模甚小，功能也极不完善，所能发挥的区域中心功能也十分薄弱。据洪涤尘等人考察，新疆能称之为重要都市的不过20余个，南疆主要有哈密、鄯善、吐鲁番、焉耆、轮台、库车、阿克苏、乌什、巴楚、疏勒、疏附、英吉沙、莎车、叶城、和阗、于阗、且末、婼羌等18个，而北疆的重要都市仅有迪化、奇台、镇西、绥来、乌苏、伊犁、塔城、承化等8个，全疆共计26个。因而新疆地方行政建置数量虽然较多，但实际上具有一定规模和具有较强中心聚集力与辐射力的城市数量较少，这也反映了此一时期新疆经济落后的状况。据国民政府统计，1947年，新疆全省的面积为171万平方公里，共有县级以上（包括县治所在镇）建置的城镇82个，其密度为每万平方公里0．48个；行政建制市仅有1个，设市密度为每万平方公里0．006个。同一时期浙江全省面积为10万平方公里，有县级以上（包括县治所在镇）建置城镇78个，其密度为每万平方公里7．8个；行政建制市也只有1个，但其密度为每平方公里0．1个。1947年，新疆全省人口为373万，其人口密度为每万平方公里2．18人；同期浙江省的人口为2116万，其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11．6人。由此可见，新疆地广人稀，城市空间分布稀疏，因而对区域的影响力十分有限。

（二）20世纪下半叶新疆城市数量的变化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标志着中国历史翻开新的一页。20世纪下半叶，在共产党领导下新疆出现了巨变。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民族平等政策的执行和社会政治的民主改革，使新疆的现代社会结构得以逐步确立。在中央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在内地各省市区的大力帮助下，现代工业文明被移植到新疆，新疆的现代工农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逐步建立起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与此相应的是新疆城市获得了空前发展，一是小城市发展迅速，从几百人或千余人的城镇发展成为几万人，甚至十余万人的城市；二是中等以上城市开始崛起，大城市出现，到20世纪末形成了包括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中小城镇相互联系的多层次城市体系。城市经济逐步在新疆国民经济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从而为21世纪新疆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下半叶，新疆城市数量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其发展变化经历了四个阶段。

1950—1957年，是新中国建立后新疆城市初步发展阶段。此一阶段，新疆城市的发展首先表现为设市城市数量增加，先后增设了喀什市和伊宁市。其次表现为随着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对首府城市乌鲁木齐市进行了重点建设，并开始新建石河子、克拉玛依两个城市，前者以农业开发为主，后者以石油资源开发为主。第三表现为各行署、自治州所在地的城镇人口显著增加，城市基础设施和现代工商业、交通都有所发展。

1958—1965年，是新疆城市发展大起大落阶段。此一阶段，由于“左”的路线影响，新疆也出现了“大跃进”运动，城市规模迅速膨胀，城镇人口急剧增加，1958—1961年的三年时间内新疆城镇人口净增85．97万人，全区达到180．04万人，年均增长24．15%，分别比总人口和乡村人口的年均增速（分别为7．14%和2．95%）高出17和21个百分点，城市人口比重猛增到26．23%。1961—1965年，由于政策失误和自然灾害，国家采取调整方针，压缩城镇人口，动员城镇人口返乡从事农业生产，到1965年底，新疆城市人口下降到147．6万人，城市化比重为18．67%，相当于1957年的城市化水平。

1966—1977年为新疆城市缓慢发展阶段。这一时期，新疆增设了石河子、奎屯、库尔勒、哈密四个建置市，全疆设市城市达到8个。但是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农业生产停滞不前，城市工业急剧萎缩，大批干部被错划为“右派”而被遣送到农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切都使得城镇人口发展缓慢。截至1977年，新疆城市人口总数为276．44万人，年均增长5．38%，分别比全区总人口和乡村人口年均增长速度高1．78和2．2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为22．87%。

1978—2000年为新疆城市快速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相继设立了昌吉、塔城、阿尔泰、吐鲁番、阿克苏、和田、博乐、阿图什、阜康、米泉等设市城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经济、社会获得空前发展，城市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得到巨大的发展，20世纪末新疆省会城市乌鲁木齐成为自治区内第一个城市人口超过200万人的特大城市。城市人口超过20万的中等城市达7个，即石河子市、伊宁市、克拉玛依市、阿克苏市、哈密市、喀什市和库尔勒市。城市人口未达到20万的小城市11个，即吐鲁番市、昌吉市、奎屯市、塔城市、阿勒泰市、博乐市、阿图什市、和田市、阜康市、乌苏市、米泉市。在这一体系结构中，特大城市占新疆城市的5．3%，中等城市占新疆城市的36．8%，小城市占新疆城市的57．9%。新疆没有超大城市，在特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之间缺乏50万至100万人之间的大城市，表明新疆城市体系结构不完善。21世纪初，新疆城市体系的结构进一步发生变化，库尔勒、阿克苏、伊宁等城市开始发展成为大城市，同时建市城市数量增加。截至2010年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2个地级市、21个县级市、62个县、6个自治县，共计有县级以上的城市91个，初步形成了包括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和中小城镇在内的较为齐全的城市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