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区治理的研究计划书

基层社会治理研究无疑是基于社会治理的理论与实践的。西方发达国家有着比较成熟的社会治理理论。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提出，通过创建最优良的政体以追求城邦治理的至善。世界银行于1989年首次提出了“现代治理”的概念。罗西瑙（J.N.Rosenau）在《没有政府的治理》（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等论著中比较系统地提出了现代治理理论。皮埃尔·卡蓝默在《破碎的民主——试论治理的革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一书提出了对现代治理模式进行全新革命的思想。盖伊·彼得斯（B·Guy·Peters）在《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一书中认为，市场式政府、参与式国家、弹性化政府和解制型政府是改善当代治理的主要方法。

当前，西方国家的合作治理理论对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影响很大。在合作理论研究方面，美国学者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在《合作的进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一书中论述了合作的产生与进化的历程。作者以组织的两轮“重复囚徒困境”竞赛为研究对象，结果发现在两轮竞赛中胜出的都是最简单的策略“一报还一报”。这一策略简洁明晰，具有善良性、宽容性和策略性，其出色的竞赛表现，为我们了解个人、组织和国家间合作产生与进化提供了积极的前景，其结论在社会科学诸领域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囚徒博弈”是合作理论的一个经典分析模型，“囚徒困境博弈模型”最早是由梅里尔·费拉德（Merrill M．Flood）和梅尔文·德里舍（Melvin Dresher）提出的。其后，阿尔伯特·图克 （Albet W．Tucker）对其进行了完善。西方国家的政府间关系，正是基于“囚徒博弈”的分析模型，从最优选择的角度出发，逐步从竞争关系走向了合作关系。帕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一书中多处论述了社会合作治理思想，如“自愿的合作可以创造出个人无法创造的价值，无论这些个人多么富有，多么精明。在公民共同体中，公民组织蓬勃发展，人们参与多种社会活动，遍及共同体生活各个领域。公民共同体合作的社会契约基础，不是法律的，而是道德的”。西方社会合作治理研究的重点侧重于对治理结构、制度和运行机制的设计与安排，以实现能够生成合作治理行为有效的“发生器”。正如卡蓝默所指出的：“无论是对生物圈的管理、经济规范还是整个社会组织，治理的艺术在于通过最大限度的倡议自由、团结一致和多样性达到最大的和谐。任何地方的革新只要更为恰当，能够增加社会资本，能够持久地扩大回应挑战的范围，同时又尊重一定的共同原则，对所有人来说，便是一种进步”^[5]。

西方合作治理理论的产生、发展与民众对政府和社会信任度的下降，以及由此带来的政府形象大跌和社会信仰危机有着很大的关系。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为了重塑政府权威，再造政府形象，重新确立了新的公共行政价值理念，并开始了以政府与公民社会合作管理公共事务为特征的行政改革运动，“治理”、“善治”的理念与模式应运而生。伴随治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政府治道的变革也进入了一个迅猛发展的时期。从20世纪80年代到今天，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形成了三种既有逻辑联系又互有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分别是参与治理、社会自治与合作治理。以此为逻辑起点，合作治理不仅是优于前两种的社会治理模式，并正在成为各国主流的社会治理模式。

荷兰学者库伊曼（Kooiman）在《新治理：政府与社会互动》（Modern Governance:New Government-Society Interactions）（1993）一书中指出：“一种倾向社会中心的治理模式逐渐在欧盟兴起，这是一种社会政治的治理改造工程，而不仅止于政府结构与员额的整并与精简；它是一种涉及政府与民间社会互动关系的行为面、过程面、结构面的动态结合。”此后，库伊曼在《将治理关系当作一种治理》（Governing as Governance）（2003）中提出了包括自我治理（Self-governance）、合作式治理（co-governance）、层级节制治理（hierarchy-governance）在内的三种经典社会治理模式。库伊曼认为，“合作式治理”使民众与政府之间是相互呼应的，它可以调节政府与民间各自的动机与资源，以“伙伴”取代“代工”，使政府改变不够完美的“体制”与不够完善的“功能”。

“合作式治理”是一种基于共同参与(co-operative)、共同出力(co-llaboration)、共同安排(co-arrangement)、共同主事(co-chairman)等互动关系的伙伴情谊式的治理形式。它强调的是公民社会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不只是依靠由上而下的专家指导和政府全能，更希望由公民、社会和民间组织共同参与制定政策，借此形成与政府间的互相对话，实现共识的凝聚。塔姆（Tam）指出，公私包容式的“合作式治理”旨在解决包括“共同价值与相互责任感”的相互依赖问题，“只有通过这种追求维护共同价值的共同责任，才能确保追求个人目标而不至于影响社会的共同价值”^[6]。 “合作式治理”需要民众在政策议程阶段扮演有效参与的角色，需要政府在决策阶段基于互信机制建立与公民荣辱与共的生命共同体，使公民通过透明的程序和明确的责任成为政府过程监督的主要来源。国外学者皮埃尔（Pierre）和彼得斯（Peters）以“伙伴关系”的观点重新描述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指出国家的权威是由社会建构的，而非国家本身建构的，“国家对于权威的主张必须表现在它能够适应处理问题的能力上，新的治理形式是对关于社会变迁管理的回应，因此，应该逐渐塑造一种朝向镶嵌的社会自主性，让社会本身逐渐能发展出广泛而且不同的网络连结关系”^[7]。合作治理体现了上述所谓的“伙伴关系”，它强调从契约文化转换为伙伴文化或合作文化的合超效应，通过以伙伴文化为导向的协力关系，实现活化资源连结、增强互动伦理、巩固共享意愿的成效，使“信任与互惠”和“网络与制度”的效用呈现在公民与政府的和谐互动中，实现政府信任的良性循环。

早已完成现代化的西方国家城市化水平高，城市治理理论更为成熟，而在乡村治理研究方面则不够充分，如博克斯（Richard·C.Box）、托马斯（John·Clayton·Thomas）等西方学者在《公民治理》《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等论著中，都是以城市社区为研究对象的。

总体而言，我国在基层社会治理研究方面有着很好的基础：俞可平、孙柏英分别在《治理与善治》《当代地方治理》等论著中把西方治理理论同我国的治理实践有机结合，二人是国内研究社会治理的代表，其翻译和相关研究成果为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研究奠定了一定的思想与理论基础。王邦佐、林尚立、吴志华等学者在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方面颇有研究。张康之在《行政伦理的观念与视野》等相关论著中从行政伦理的学科角度提出了基于“信任”的社会合作治理模式。徐勇、于建嵘、党国英、温铁军、金太军、贺雪峰、贺东航等学者对转型中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姚永玲、余钟夫、冯晓英等对我国城乡结合部治理有着比较深入的研究。此外，还有不少专家学者从国家—社会关系、合作治理、公民治理、社会风险等方面对我国基层社会治理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具体而言，从基层社会治理的场域划分，国内学者对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研究可划分为对“城市社区”、“农村社区”与“城乡结合部”三个层面。

1.王邦佐、林尚立、吴志华等学者对我国城市社区治理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

著名政治学家王邦佐教授及其课题组较早对我国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进行了系统研究，《居委会与社区治理：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组织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是他系及其课题组统研究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特别是社区居委会渊源、发展、角色、功能的奠基之作。

林尚立教授与他的课题组在长期“蹲点”与追踪的基础上，从党组织建设、社区选举、居民自我管理、公共生活、社区稳定、协商政治、利益均衡、网络民主等方面对上海市相关社区进行了一系列实证研究。研究成果《社区民主与治理：案例研究》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吴志华、翟桂萍、汪丹的《大都市社区治理研究：以上海为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一书在总结全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基础上，对上海社区治理的现状、问题与创新进行了系统性研究。其它关于城市社区治理研究的专著还有：潘小娟的《中国基层社会重构：社区治理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张宝峰的《现代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年）；李东泉、刘晓玲的《城市社区数字化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许义平、李慧凤的《社区合作治理实证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版）；赵毅旭的《城市社区治理路径》（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刘伟红的《社区治理：基层组织运行机制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10年）；马西恒的《社区治理创新》（上海学林出版社，2011年）；陆鹏举的《中国和谐社区：建邺模式》（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年），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创新社会治理机制》的作者殷昭举是一位学者型官员，他积近20年基层社会管理工作实践之力，历六载心血，集“理论研究、政策探讨、实践探索”三位于一体，以广东中山市为个案，对基层社会治理科学化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探索，在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的研究方面有较大的突破。在中文期刊网上以“城市社区治理” 为关键词进行搜索，自1993年到2012年1月，共有研究城市社区治理的论文196篇。代表性的研究论文有陈天祥的《城市社区治理：角色迷失及其根源——以H市为例》（《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魏娜的《城市社区治理的网络参与机制研究》（《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6期）等。此外，以“基层社会治理”为关键词进行搜索的论文中涉及“城市社区治理”还有12篇。

2、以徐勇、于建嵘、贺雪峰、金太军等为代表的专家学者长期致力于我国乡村治理问题的研究，为我国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著名政治学家徐勇教授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乡村治理与中国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等一系列农村治理的研究专著奠定了我国农村治理研究的基础。近几年来，徐勇教授所在的政治学研究院每年发布的“中国农村研究报告”，不仅是对我国每年乡村治理研究的系统总结，而且直接推动着我国乡村治理研究向纵深发展。于建嵘等一批学者长期致力于“三农”问题研究，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研究成果：《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础问题》（人民出版社，2010年）、《底层立场》（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农民组织与新农村建设：理论与实践》（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年版）、《岳村政治：转型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的变迁》（商务出版社，2001年）；贺雪峰教授的《村治模式：若干案例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村治的逻辑：农民行动单位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年）；程同顺教授的《农民组织与政治发展：再论中国农民的组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金太军教授的《村庄治理与权力结构》（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乡村改革与发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卢福营教授的《当代浙江乡村治理研究》（科学出版社，2011年）等。由于专门研究中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专著、论文实在是枚不胜举，限于篇幅，著者不再一一列举。

3、以姚永玲、余钟夫、冯晓英为代表的专家学者对我国城乡结合部的深入研究，丰富发展了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与实践

姚永玲的《北京城乡结合部管理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余钟夫的《北京城乡结合部问题研究》（北京出版社，2010年）都以北京为例，在系统梳理、分析现状与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破解城乡结合部治理困境的对策。其中，冯晓英等在《由城乡分治走向统筹共治——中国城乡结合部管理制度创新研究：以北京为例》^[8]（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年）一书中提出了“统筹共治”、“合作治理”等破解城乡结合部治理困境的机制创新与路径选择。谢宝富认为，建立“一元兼顾”、“小而强”的管理体制、重建社区管理与服务机构等，是破解城乡结合部治理困境的管理创新之路^[9]。史云贵等在《我国城乡结合部社会风险评估与群体性事件预警论析》一文中（《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第1期）通过构建城乡结合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指标体系与群体性事件预警模型对我国城乡结合部社会风险治理进行了实证研究。

从研究视角或方法来看，可从“国家—社会”、“和谐社会”、“合作治理”、“公民治理”、“风险评估”、“个案”等方面，来划分国内学者对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研究。

1、 从“国家—社会”关系角度研究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成果

代表性专著：徐勇教授的《乡村治理与中国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现代国家、乡土社会与制度构建》（中国物资出版社，2009年）；彭勃教授的《乡村治理：国家介入与体制选择》（中国社会出版社，2002年）；于建嵘教授的《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1年）、《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础问题》（人民出版社，2010年）；谷更有的《唐宋国家与乡村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史云贵的《现代国家构建进程中的社会治理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李姿姿的《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研究：基于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等。

主要相关论文：贺东航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新定位——晋江模式的一个尝试性解答》（《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5年第4期）；彭勃的《国家权力与城市空间：当代中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变革》（《社会科学》，2006年第9期）；杨敏的《作为国家治理单元的社区：对城市社区建设运动过程中居民社区参与和社区认知的个案研究》（《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4期）；谢金林的《城市基层权力变迁与社区治理的发展——基于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云南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等。

2、从“和谐社会”视角研究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成果

代表性专著：唐忠新的《迈向和谐社会的社区服务》（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陈如，等的《和谐社会的基石：和谐社区的实践与理论创新》（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尹伟中、张满生的《和谐社会理论视野下的社区警务》（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侯伊莎的《激活和谐社会的细胞：“盐田模式”制度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刘义强的《民主和谐论：现代国家构建中的基层民主与社会和谐》（西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民政部基层政权与社区建设司主编的《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理论与实践：社区居民自治与社会组织创新》（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李腊生、李金红主编的《社区民主与社会和谐》（社会文献出版社，2010年），等等。代表性论文：李安增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视角下的中国基层政府治理》（《政治学研究》，2008年第2期）；杨博文的《和谐社会背景下的基层治理机制转变》（《西南石油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等。

3.从“合作治理”视角研究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成果

作为国内较早研究社会合作治理的代表，张康之教授在基层社会合作治理方面的研究一直引领和推动着国内基层社会治理研究的发展。他在《论合作治理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齐鲁学科》2004年第1期）提出了合作治理理论与合作治理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后来，张康之教授在 《社会治理的历史叙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行政伦理的观念与视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专著中系统论述了合作治理理论，并在《南京大学学报》、《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研究》、《行政论坛》等很多杂志上进一步论述了合作治理理论及其运用。此外，从“合作治理”视角研究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代表性专著还有：许义平、李慧凤的《社区合作治理实证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版）；梁莹、姚军的《草根社区中的合作治理与公民治理：地方政府社会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研究出版社，2011年）等。代表性论文：李春的《合作治理：城市街居管理体制的创新取向》（《兰州学刊》，2009年第6期）；陈朋的《从任务型自治民主到民主合作型治理：构建合理的城市街居治理体制——以上海市35个街居调研的案例启示》（《理论与改革》，2009年第6期）；闫建的《多元合作治理视角下的西部新农村建设——基于西部八省（市）的调查研究》（《陕西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谢来位的《新农村合作治理主体的培育与公共治理能力的提升》（《重庆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王宇颖的《自主治理：中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路径选择》（《特区经济》，2008年第7期）；翟桂萍的《社区共治：合作主义视野下的社区治理——以上海浦东新区潍坊社区为例》（《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张润君的《合作治理与新农村公共事业管理创新》（《中国行政管理》，2007年第1期）；吴光芸的《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下的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城市发展研究》，2007年第1期）；孙荣的《社区共治：合作主义视野下业主委员会的治理》（《中国行政管理》，2007年第12期）；中国西部新农村治理模式研究课题组的《西部新农村建设中的多元合作治理》（《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俞楠的《自治与共治：“合作主义”视角下的社区治理模式》（《理论与改革》，2006年第6期）；黄祖辉的《基于能力和关系的合作治理——对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结构的解释》（《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李玉连的《社群合作与共享资源的自发治理》（《当代财经》2006年第1期）；苑丰等的《缺乏分层与缺失记忆型村庄的农民互助合作问题初探——以乡村治理与农民组织化为分析框架》（《中国发展》，2005第4期）；贺雪峰等的《乡村秩序与县乡村体制——兼论农民的合作能力问题》（《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黄天柱的《治理视野中的乡村政治：走向合作之路》（《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2年第1期），等等。

4.从“公民治理”视角研究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成果

公民治理是现代西方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形式。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其基层社会盛行的“公民治理”，一般是指由美国学者博克斯（Richard·C.Box）系统提出的一种社区治理模式。在该治理模式下，社区公众主导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而代议者、公共管理者只不过是促进社区践行公民治理模式的顾问与服务者。截止到2012年1月，国内研究公民治理的文章主要有：蒋文能的《政府成本研究的视角转向：从新公共管理到公民治理》（《广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公民治理失败风险分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徐善登的《社区公民治理的新视阈：基于强势民主政治》（《云南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孙友祥的《公民治理视角下的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黄显中的《行政共和主义的基本概念——基于西方公民治理理论的解构与重构》（《南京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董秀的《公民社会、公民治理与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创新——基于深圳社工与义工联动治理模式理论与实践分析》（《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马长山的《公民社会与公民治理》（《求是学刊》，2009年第1期）；李玉华的《论我国“公民治理”现状与发展——透视“景洲现象”的分析》（《社会科学论坛》，2008年第10期）；徐君的《公民治理理论及其对中国街政改革的启示》（《学海》，2007年第3期）、《公民治理理论析论》（《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唐茉蓉的《从新公共管理走向公民治理》（《湘潭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等。关于中国特色的公民治理，著者在《当代中国基层社会践行公民治理的障碍及可行性路径论析》（《天津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一文中已有了初步的探讨。以此为基础，著者在《社区合作治理：完善中国特色公民治理的可行性路径论析》（《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基层社会合作治理是实现中国特色公民治理的纽带和桥梁，在《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上，著者又从4个维度对中美两国基层社会自治模式进行了比较论析。

5.从“社会稳定风险”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视角研究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成果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实践源于四川遂宁和江苏淮安等地方政府在平衡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中的创新实践。目前，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已成为全国制度化的社会治理创新机制。代表性专著：付翠莲的《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胡建一、黄玮、杨敏的《公共项目社会稳定风险风险与评估概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版）；唐钧的《政府形象与民意思维：政府直面群众与群众博弈政府》（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等等。代表性论文：陈辉的《基于社会稳定的城市基层治理研究》（《理论探讨》2009年第4期）；李宇征的《风险社会视角下的乡村治理》（《社会科学论坛》2009年第12期）；熊跃根的《风险社会中的大城市治理与社会政策的发展》（《探索与争鸣》2011年第2期）；廉如鉴的《社会管理创新视野下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湖南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等等。

6、从社会资本视角研究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成果

在运用社会资本理论研究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对我国学者影响最大的是美国著名政治学罗伯特D·帕特南。他在《使民主运转起来》（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一书，运用社会资本、治理和善治等新的政治分析框架，对意大利进行个案考察。在经历长达20年的实证研究后，他论述了意大利如何在法西斯专制崩溃后，成功地利用意大利深厚的公民传统，建立起一套有效的民主机制，逐渐使意大利社会走向善治与繁荣。国内研究基层社会治理的代表性专著：周红云的《社会资本与社会治理：政府与公民社会合作伙伴关系》（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版）；梁莹的《社会资本与公民文化的成长：公民文化成长与培育中的社会资本因素探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等等。代表性论文：俞可平的《社会资本与草根民主》（《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3年）；姜振华的《社会资本下的社区治理》（《河南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陈捷的《共通性社会资本与特定性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与中国的城市基层治理》（《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6期）；王益的《社会资本与基层民主治理》（《以泽国镇2010年民主恳谈会为例》（《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等。

7.运用“个案”研究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成果

从著者对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研究成果的梳理与统计的相关数据来看，无论是对农村社区、城市社区，还是对城乡结合部的研究，约85%以上的研究者都运用了“个案”研究的方法。其中，翟桂萍的《社区共治：合作主义视野下的社区治理——以上海浦东新区潍坊社区为例》一文，在合作主义视野下，以上海浦东新区潍坊社区的现实发展为蓝本，建构了一个以社区自治为基础的，党政融合、条块整合、多元互动的社区共治架构。陈恒彬在《合作主义视角下农村非政府组织对村庄治理的影响——以张高村老年协会为例》一文中，借用合作主义理论，以在外力推动下成立的农村非政府组织——张高村老年协会为例分析了合作主义视角下农村非政府组织对村庄治理的影响，进而提出了村庄治理需要农村非政府组织和正式组织之间进行合作的观点，等等。

此外，还有一些专家学者从“抗争性政治”、“群体性事件治理”等视角对我国基层社会治理进行了一系列的相关研究，限于篇幅，著者在这里不再一一列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