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观念层面，贫困亚文化持续蔓延，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成效不明显

三、文化观念层面，贫困亚文化持续蔓延，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成效不明显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在《五个家庭：关于贫困文化的墨西哥人的实证研究》中首先提出了“贫困文化”的概念，并且在该研究成果中强调指出：“穷人由于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结果形成了一套固定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即‘贫困亚文化’，这种亚文化持续蔓延，使得贫困在其保护下得以维持和繁衍。”^[73]现阶段，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呈现出贫困时间持续较长、减贫效果不明显、部分家庭存在着贫困“代际传递”等消极特征。其中，“贫困亚文化”的影响作用尤为明显。那些成长于贫困家庭的子女，获得一种“习得性”的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不仅“等”、“靠”、“要”思想观念严重，而且对政府救济形成了强烈的路径依赖，缺乏自食其力脱贫致富的思想观念。长期以来，处于经济政治文化发展边缘的赣南农村贫困地区，传统封建思想残余还尚未彻底清除，并且占据着广大农村地区的精神文化领域，影响极坏。

近年来，党和国家各级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农村文化扶贫工作，多次强调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现阶段推进农村扶贫工作与生态环境保护中的积极作用。其中，尤其要注重针对农村贫困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通过发挥“文化软实力”的积极引领作用，力求实现农村贫困地区的脱贫致富振兴发展。有的学者曾经强调指出：“贫困地区一般思想较为守旧，自我封闭，人口流动率较低，和其他地区的交流很少。他们主要依赖政府的救济，市场意识非常薄弱。这些落后的思想都是长期形成的，是导致他们贫困的最根本原因。”^[74]贫困作为一种消极“力量”，在纵向上，过去的贫困导致了现在的贫困，上一代的贫困导致下一代的贫困；在横向上，文化的贫困反作用于经济的贫困，意识的贫困反作用于现实的贫困。而且，赣南农村贫困地区的风俗文化和生活习惯，常常与宗族、宗教、风水、民族等地方性文化因素紧密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千丝万缕。以传统封建思想为主导的“不求上进、小富即安”等消极价值观念，在赣南农村贫困地区可持续减贫与绿色崛起具体实践过程中起着潜移默化的、顽强的、抗拒的消极作用，使得赣南农村地区贫困村民获得一种“习得性无助”心理，进而导致现实经济层面的“习得性贫困”。

根据笔者在赣南农村的调查统计数据显示，对于“您认为当前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情况如何”这一问题的回答如图4－17所示：

图4-17

选择“完全不管用”（选项一）的人数共计82人，占全体总数的11.47%；男性有58人，占该群体总数的11.58%；女性有20人，占该群体总数的14.18%；书记有11人，占该群体总数的9.65%；党员有26人，占该群体总数的11.56%；群众有39人，占该群体总数的16.96%；学生有57人，占该群体总数的18.63%。

选择“可有可无”（选项二）的人数共计77人，占全体总数的10.77%；男性有62人，占该群体总数的12.38%；女性有11人，占该群体总数的7.80%；书记有20人，占该群体总数的17.54%；党员有36人，占该群体总数的16.00%；群众有30人，占该群体总数的13.04%；学生有45人，占该群体总数的14.71%。

选择“越来越难做”（选项三）的人数共计258人，占全体总数的36.08%；男性195人，占该群体总数的38.92%；女性有35人，占该群体总数的24.82%；书记有57人，占该群体总数的50.00%；党员有108人，占该群体总数的48.00%；群众有58人，占该群体总数的25.22%；学生有89人，占该群体总数的29.09%。

选择“没有把解决思想问题与实际问题结合起来”（选项四）的人数共计294人，占全体总数的41.12%；男性有183人，占该群体总数的36.52%；女性有75人，占该群体总数53.19%；书记有25人，占该群体总数的21.93%；党员有50人，占该群体总数的22.22%；群众有103人，占该群体总数的44.78%；学生有112人，占该群体总数的36.60%。

选择“不太清楚”（选项五）的人数共计4人，占全体总数的0.56%；男性有3人，占该群体总数的0.60%；女性有0人，占该群体总数的0%；书记有1人，占该群体总数的0.88%；党员有5人，占该群体总数的2.22%；群众有0人，占该群体总数的0%；学生有3人，占该群体总数的0.98%。

赣南农村贫困地区大部分被调查居民认为，当前农村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存在一定的问题，并且在该问题的选项上主要是集中体现在“越来越难做”和“没有把解决思想问题与实际问题结合起来”两个方面。从不同群体选择的差异上来看，农村干部和普通党员主要是从“实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角度，强调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越来越难做”，其中村支书在该选项上的比例高达50%；而农村群众主要是从“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角度，强调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没有把解决思想问题与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其中群众和女性在该选项上的比例分别为44.78%和53.19%。党在十八大报告中曾经强调指出：“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因此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并且在农村贫困地区应当“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和平、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75]。文化对群众思想观念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能够对人们的行为产生深刻的影响。在中国农村贫困地区，“文化”在推进农民思想观念上的作用尤为重要，能够对村民的具体行为产生巨大的引导作用。马克思主义者历来高度重视思想文化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例如，邓小平同志曾经多次强调指出“解放思想”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我们将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76]在中国农村贫困地区脱贫致富、振兴发展的具体实践过程中，“解放思想”首要的环节就是要把农村贫困地区人们的思想从“贫困文化心态”与“贫困文化心理”的消极状态中解放出来。

在中国农村减贫事业的推进过程中，曾经有许多因为“思想文化观念落后”而带来的深刻的现实教训。例如著名的朝阳案例：朝阳地处辽宁西部贫困山区，长期落后的经济发展、文化贫困与朝阳居民的“山地文化”相结合，日益积淀并逐步演变成为朝阳人的“贫穷文化心态”与“贫困文化心理”。“沉重的历史给朝阳人积淀成一种贫穷文化心理——自卑、依赖、小富即安。这种心态逐渐形成一种观念：朝阳条件差，能够‘吃饱肚子、穿上裤子、铺上褥子’，就大功告成。”^[77]长期以来，由于自然地质灾害等外部客观条件的巨大影响，以及农村扶贫事业与环境保护工作过程中所存在的不足，再加上以往“救济式”扶贫模式对贫困人口思维模式上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致使朝阳地区的居民在自我生存能力、自我发展能力等方面表现得极其微弱，无法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返贫现象极为严重。而且，经济的贫困带来了思想的“异化”，消极的贫困文化逐步形成并反过来催生了现实的经济贫困：“从而铸成朝阳人‘等、靠、要’的‘哭穷人格’。凡见上级领导，必有‘三哭’：哭灾、哭穷、哭救。只要一‘哭’，就能得到‘扶贫款’。”^[78]

在更为宏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实践过程中，农村的文化建设一直是较为薄弱的环节，甚至在极个别农村贫困地区，消极“贫困亚文化”蔓延猖獗的现象极为普遍。由于当前中国农村扶贫工作与生态环境保护事业相关政策贯彻落实体制机制不健全，以及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苍白无力”，为农村贫困地区的脱贫致富、振兴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同时，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凸现出了以往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以及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所产生的消极文化效应。还是以朝阳地区为例：“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扶贫机制’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这种积极作用仅仅局限于‘赈灾’，对朝阳地区的‘发展’而言，只具有‘输血’功能，而没有形成‘造血’机制，助长了‘穷得实惠富吃亏’的心理，造成了‘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结果。朝阳人曾在‘靠’和‘哭’上下过功夫，例如，曾摄制‘贫困典型’的录像，感动得省领导直流泪；也曾到中央做过‘哭穷报告’，激动的场面自不待言。由‘靠’而‘要’，自然发展出‘等’的心理和行为。‘等’的现实结果是‘慢’，但‘慢’又能得到‘扶贫款’。”^[79]

以此为鉴，在赣南农村贫困地区可持续减贫与绿色崛起的具体实践过程中，由于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在农村文化建设方面存在着重心的偏离，致使广大农村地区特别是赣南农村贫困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长期处于“空白”局面。再加上贫困农村“贫困文化心理”以及“贫困亚文化”的消极蔓延，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现阶段农村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传递的“正能量”，在思想观念层面上严重束缚了赣南农村贫困地区村民脱贫致富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因此，“贫困文化心态”和“贫困亚文化”等消极因素的存在，成为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影响赣南农村贫困地区脱贫致富、振兴发展的重要制约和巨大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