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固有的复杂性与创造力

二、人性固有的复杂性与创造力

对以心理文化分析法研究政治态度与行为的学者而言，比跨学科研究之难更具根本性的困扰来自于人性固有的复杂性与创造力。人与人之间并非完全同质，个体心理与行为的反应也不总是被动与连续的，反而经常体现出“异质性、非连续性和积极主动构建世界的能力”(若非如此，那些关于政治态度与行为的一致性的争议可能就不会产生了)。这一点，心理文化学派是承认的。不过心理文化学派更相信文化的稳定性、习得性与连续性对人的心理与行为的塑造力，“经历相似社会化过程的人，会发展出大致相似的人格”^[44]；在相同环境下，心理与人格特征相似的人会采取相似的行为。然而每当心理文化学派以此为理论假设并试图超越个体层面作出更抽象的格式化解释时，一系列关于人的同质性(群体层面)，乃至于个体行为的连续性(个体层面)等方面的质疑就会接踵而至，并要求提供诸如人格的稳定性或一致性、儿童与青少年时期的社会化与成年行为的连续性等方面的证据。不幸的是，这方面的证据往往不容易得到。在现实生活中，大部分人的心理与行为发展过程都不会被完整地记录在案，只在很少的情况下，研究者在预先设定研究对象、跟踪观察其人格发展过程与行为反应模式以后，才能提供能证明其结论的资料。然而以想象替代事实与证据的指责绝不会因为现实条件的限制而消减半分，尤其是在那些一切都求证实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家那里。面对这种批评，心理文化学派的诠释者既无力提供令批评者满意的支持自己理论假设的证据，又不能否认人性中这一“令人困扰的矛盾性”^[45]，进退失据。

面对这种由人性的复杂性与创造力带来的困境，心理文化学派是否应该放弃其主张，将想象力收缩至最小，转而在“细枝末节”^[46]的范围内寻求可证实的研究？果真这样做，在处处都显示出证据与证明缺乏的社会科学领域，恐怕就剩不下多少可供研究的空间了。那种“以方法为中心”的科学观过于强调表达的形式，而不是表达的内容，不仅“阻止新技术的发展……［也会］阻挡许多问题的提出”^[47]。如果让方法超越了问题本身的重要性，只将可以证实或测量设定为某些问题可以研究的标准，政治文化研究恐怕将变成一个最令人厌倦的套用公式的领域。再者，社会科学以人——研究者——为主体，如果摒弃人的主观方面，一味局限在可用实验室方法验证的领域，研究者作为方法使用者的主体地位将演化为由方法所控制的工具，而研究者主体身份的失落必然导致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萎缩，这也是可想而知的。

而就想象力的价值而言，任何人都不能忽略或否认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许多有见地的看法，都出自直觉的冲动、富有想象甚至推测性的思维跳跃，而非源于由定量调查得来的累积如山的数据。

此外，让我们回到前面提出过的问题，即无法通过验证而证实或者推翻的结论，是否确实没有意义？对此，韦恩斯坦(Fred Weinstein)指出：

让我们假定，社会和行为科学中古典时期的著名学者——阿列克斯·德·托克维尔、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诶米尔·迪尔凯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观点全都是错的，也不能不承认，他们提出的问题令人产生兴趣，得出的看法也很有意思。最重要的是，他们为社会科学种种批判性的讨论和评价提供了依据，为社会科学各种不同形式的冲突与整合奠定了基础。^[48]

显然，富有启发性、令人产生兴趣的问题与观点是社会科学研究得以深入的前提。至于这些问题与观点是否能够通过验证，有赖于后继者更加深入的探索。很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更激动人心甚至革命性的观点与发现，并将我们的探索和可研究的领域推至更深、更广。

【注释】

[1]Lucian W.Pye，The Mandarin and the Cadre：China's Political Cultures，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8：12.

[2]Lucian W.Pye，The Mandarin and the Cadre：China's Political Cultures，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8：11.

[3]Lucian W.Pye，The Mandarin and the Cadre：China's Political Cultures，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8：27.

[4]Lucian W.Pye，The Mandarin and the Cadre：China's Political Cultures，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8：12.

[5]Lucian W.Pye，The Mandarin and the Cadre：China's Political Cultures，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8：11.

[6]Lucian W.Pye，The Mandarin and the Cadre：China's Political Cultures，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8：x.

[7]Lucian W.Pye，Mao Tse-tung：The Man in the Leader，New York：Basic Books Inc.，1976：313.

[8]Lucian W.Pye，The Dynamics of Chinese Politic，Cambridge，Mass.：Oelgeschlager，Gunn ＆Hain，Publishers，Inc.，1981：5.

[9]江炳伦：《亚洲政治文化个案研究》，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6：4。

[10]Lucian W.Pye，Asian Power and Politics：Th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Authority，Cambridge，Mass.：Belknap Press，1985：72－73.

[11]石之瑜：《政治文化与政治人格》，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7。

[12]以问卷调查式研究方法研究中国政治文化的学者有黎安友(Andrew Nathan)、史天健、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erhart)等，文化解释学派的代表人物包括芮沃寿(Arthur F.Wright)、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等，心理文化学派则包括白鲁恂(Lucian W.Pye)、所罗门(Richard Solomon)、刘平邻、利夫顿(Robert Lifton)、孙隆基等。

[13]关于问卷调查式研究在信度与效度方面的问题，石之瑜曾有总结：“(1)回答问题的情境与生活实境脱节；(2)访员的训练从来没有达到专业水平，访谈资料错误极多；(3)抽样的困难造成有效样本不足，或无法达到随机的要求；(4)调查设计假设受访者表达的是自己的意见，这是个人主义社会的合理假设，但在人情导向的社会里，人们是以尊贤之意见为意见，则社会调查出来的结果，就不能用个人化的逻辑推论来诠释。”参见石之瑜：《政治心理学》，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31。

[14]此处“表现”、“动力”与“发展”层面这三个概念依据格林斯坦(Fred Greestein)在《个体政治论》的第一章“人格与政治”中的论述发展而来。格林斯坦指出，对个体心理的分析包括三个层面：(1)表现层面的分析：对显露性特点(presenting characteristics)，比如个体较为稳定的可观察特质、对环境的知觉、政治倾向、行为类型的描述；(2)动力层面的分析：将个体的内心过程、结构与需要和外在的显露性特点相联系，意在解释人的行为的不连贯性；(3)发展层面的分析：探问个体心理与行为特质的根源。参见Greestein，Poslby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编译：《个体政治论》，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3：60－62。

[15]拉斯韦尔著，杨昌裕译：《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商务印书馆，2000：14。

[16]拉斯韦尔著，杨昌裕译：《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商务印书馆，2000：3。

[17]石之瑜：《政治心理学》，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32。

[18]Greestein，Poslby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编译：《个体政治论》，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3：62。

[19]也许可以通过一个统计数据侧面说明白鲁恂在政治文化研究领域的影响“因子”，根据JSTOR数据库资料的搜索，由阿尔蒙德和维巴合著、在政治文化研究领域声名卓著的《公民文化》一书，评论文章为9篇，评论白鲁恂《中国政治的精神》的文章为17篇。检索日期：2009年10月26日。

[20]Lucian W.Pye，Asian Power and Politics：Th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Authority，Cambridge，Mass.：Belknap Press，1985：50.

[21]Richard H.Solomon，Mao's Revolution and the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2：xvii.

[22]Richard H.Solomon，Mao's Revolution and the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2：xiv、7.

[23]刘平邻(Alan P.L.Liu)：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政治学教授，主要著作：Communications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Communist China(1971年)，Political Culture and Group Conflict in Communist China(1976年)，How China is Ruled(1985年)，Phoenix and the Lame Lion(1987年)，Mass Politics i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1996年)。

[24]参见Lucian W.Pye，Mao Tse-tung：The Man in the Leader，New York：Basic Books Inc.，1976：xiii－xiv。

[25]Lucian W.Pye，The Mandarin and the Cadre：China's Political Cultures，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8：11.

[26]格尔茨著；韩莉译：《文化的解释》，译林出版社，2008：5。

[27]Lucian W.Pye，Mao Tse-tung：The Man in the Leader，New York：Basic Books Inc.，1976：71－75.

[28]Lowell Dittmer，Mao Tse-tung：The Man and the Symbol，The China Quarterly，1976(68)：828.

[29]Lucian W.Pye，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A Psychocultural Study of the Authority Crisi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Cambri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45.

[30]Gordon Bennett，Reviewed work(s)：Mao Tse-tung：The Man in the Leader by Lucian W.Pye，The Journal of Politics，1977，39(2)：529.

[31]比如穆磐石曾说白鲁恂的政治文化研究是“国民性研究的一种变体”(Peter R.Moody，Review：The“Cultures”of Asian Politics，Reviewed work(s)：Asian Power and Politics：Th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Authority by Lucian W.Pye，The Review of Politics，1987，49(1)：157)，作者不同意的理由如下：国民性研究在研究文化与人格的关系时很少将社会环境与历史背景因素考虑在内；国民性研究以某一文化类型中的群体为研究对象。而白鲁恂的政治文化研究对社会环境与历史因素非常重视；研究对象有群体，也有个体。此外，白鲁恂总是将个体的行为动机与所处环境因素考虑在内，克服了国民性研究的静态性。同时还需要说明的是，作者并不认为国民性研究没有价值，其理论与研究方向上的开创性意义是非常值得重视的，然而也不能不看到其理论预设与研究方法的缺陷。国民性研究的推进，先要克服其早期研究的缺陷。

[32]杨中芳：《如何理解中国人》，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74。

[33]Tang Tsou，Review：Western Concepts and China's Historical Experience，World Politics，1969，21(4)：683.

[34]Lucian W.Pye，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A Psychocultural Study of the Authority Crisi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49.

[35]Tang Tsou，Review：Western Concepts and China's Historical Experience，World Politics，1969，21(4)：673.

[36]Lucian W.Pye，The Dynamics of Chinese Politic，Cambridge，Mass.：Oelgeschlager，Gunn ＆Hain，Publishers，Inc.，1981：129.

[37]Andrew J.Nathan，Is Chinese Culture Distinctive？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93，52(4)：933.

[38]萧延中：《在明澈“冰山”之下的幽暗底层》，埃里克森著，吕文江、田嵩燕译：《甘地的真理：好战的非暴力起源》，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39]马起华：《政治心理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1：1。

[40]Fred Weinstein，Psychohistory and the Crisis of the Social Sciences，History and Theory，1995，34(4)：308.

[41]沃拉斯著，朱曾汶译：《政治中的人性》，商务印书馆，1995：7。

[42]石之瑜：《政治心理学》，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10。

[43]Lucian W.Pye，Personal Identity and Political Ideology，Behavioral Science，1961，6(3)：206.

[44]Lucian W.Pye，Politics，Personality，and Nation Building：Burma's Search for Identit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2：45.

[45]Lucian W.Pye，Politics，Personality，and Nation Building：Burma's Search for Identit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2：130.

[46]指过度追求精确、量化和可验证的实证研究。参见Fred Weinstein，Psychohistory and the Crisis of the Social Sciences，History and Theory，1995，34(4)：299－319。

[47]马斯洛著，许金声译：《动机与人格》，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241。

[48]Fred Weinstein，Psychohistory and the Crisis of the Social Sciences，History and Theory，1995，34(4)：317－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