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生活适应

一　经济生活适应

（一）职业的变化

影响流动者适应城市社会的因素有主观的层面，如主动适应城市的主观能动性因素，也有客观的层面，如自身素质、技能及文化差异因素等。而影响城市社会适应的因素也有主观的层面，如主动吸纳新的劳动力资源，表现为有合理的制度安排，也有客观的层面，如自然条件、接受能力与发展需要之间的平衡等制约因素。就流动穆斯林目前的实际状况而言，这对互动关系的“天平”是倾斜的，即倾向于城市社会。因为流动者个体包括以群体的方式进入城市的流动者，与城市社会“先在”的主导地位、制度设计主导权、以严密的强势组织等方式来管理城市相比较，二者形成的互动关系是不对称的。因此，流动者社会适应的效果如何，根本上取决于城市社会如何进行这个“适应”过程，这是我们讨论相互适应问题的现实环境。

西部与东部不仅是地理上的差异，也包含着社会发展阶段与水平、文化特色等方面的差异。特别是生活在西北聚居区从事农牧业生产的穆斯林，由于历史原因，其生存的自然环境都十分恶劣，生产方式及生活方式因受制于自然环境，与东部城市有巨大的反差。从社会发展的过程来看，也可以说是处于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因此，从社会适应的角度来看，流动穆斯林来到东部沿海城市时，每个人都必须面对巨大落差所导致的三个方面的“先在”压力:一是自然的生存环境、地区发展的巨大落差所形成的被动“适应”压力；二是生产方式的巨大变化，特别是职业技能的劣势所带来的生存方式被动转型的“适应”压力；三是文化、身份的差异，包括民族、宗教及习俗的变化所带来的心理安全环境变迁的“适应”压力。

从图4中可以看出流动穆斯林的职业在迁入城市前后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尤其表现在务农人数比例锐减，由39%降至1.3%，与此相对的是打工者和个体户的大量增长，前者的人数比例在迁入城市后比迁入前翻了一番还多，个体户的数量也增加了约10个百分点，老板的人数比例也从原来的0.6%增加到现在的3.1%。在进城务工的流动穆斯林中，还有一部分是在家乡中学或中专毕业后到城市打工的，因此在被调查者中有11%的人进入城市前是在校学生，而迁入城市后只剩4.3%的人在城市继续接受职业教育或高等教育。通过对比，我们发现在迁入城市前，东部地区的被调查者从事农业和做生意的人数比例都分别低于西部地区约7个百分点，但其打工者的人数比例却是西部地区的两倍，其余的两者基本相同。

图4　迁入城市前后职业变化对比

注:误差分析的结果为:迁入前的缺失数量为54，迁入后的缺失数量为63，两者都缺失的数量是36，因此，两题都填答的数量为1145。

流动穆斯林的职业可能是千差万别的，甚至是包罗万象的，但是我们的调查不可能囊括所有方面。如我们得知，流动穆斯林中有专门从新疆请来的维吾尔族警察，主要是参与打击东部地区涉及维吾尔族的犯罪现象。再如各地还有驻京办事处、驻沪办事处、驻深圳办事处等穆斯林工作人员，由于这些人是公务员身份，虽然没有当地的户籍，但是也没有进入我们统计的范围。还有一些临时流动人员、临时办事人员，如北京牛街常常可以看到外地到北京告状的流动穆斯林。另外，北京奥运会期间、上海世博会期间，地方政府都有一些特殊的针对外来流动穆斯林的临时政策，也会影响到流动穆斯林的职业和生存环境，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没有进行深入的跟踪调查。

（二）主体谋生行业

根据迁入前后的职业构成对比表（表15）可知，流动穆斯林职业在迁入东部城市前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首先，变化最大的是农业或养殖业。原来有312人从事这类职业，现在只有9人，说明流动穆斯林到东部城市以后近四成都改行了，或者说，以前的农业养殖业技艺现在已经无法成为在外谋生的手段。

其次，打工人群的变化。现在打工者是以前的两倍还多，占流动穆斯林人数的57.8%，可见在流动穆斯林群体中，主体是打工者。根据访谈，打工者主要的工作场所是拉面馆，在企业或其他行业工作的比例较低。

表15　东部流动穆斯林迁入前后的职业构成对比

再者，流动穆斯林中老板或个体户人数的增加较大。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老板或个体户多指拉面馆的老板。^[1]据化隆县驻沪办同志介绍，该县在深圳有600家拉面馆，在上海有近千家拉面馆。众多拉面馆必然培育出众多的老板或个体户。

最后，教师的比例没有变化，或许因为做教师需要学历和经验，若有学历和经验无论在家乡还是外出到这几个城市都可以成为老师，区别只是报酬的多少。

总之，流动穆斯林的职业大多数发生了变化，现在所从事的职业与家乡的职业相比显著不同。这种变化亦有规律可寻，即他们基本集中在饮食（主要在拉面）行业。无论是打工者人数或是老板人数的增加，还是从事农业养殖业人群的减少，都是由于进入到了这四个城市的饮食行业。

流动穆斯林就业集中在清真饮食行业的原因:

第一，饮食和技能原因。穆斯林尤其西北穆斯林对于清真饮食要求非常严格，以至他们不可能去汉族人的饭店就餐。他们开办拉面馆和清真餐馆既可以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还可以比较好地解决自己的经济收入问题。此外，在拉面馆打工基本不存在技能问题，或者说技能问题较少，大部分穆斯林都会拉面、会做牛羊肉，尤其是西北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解决人口过剩问题积极组织劳动力外出谋生，免费或低费开展拉面等劳动技能培训，结果导致外出的流动穆斯林大多具有从事拉面等清真餐馆的劳动技能。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穆斯林从事清真饮食服务行业具有一定的历史传统，甚至可以说已经形成了民族特征。新中国成立前回族穆斯林常常形容自己民族的职业特点为“回回两把刀，一把卖牛肉，一把卖切糕”，说明中国的回族穆斯林长期以来主要经营清真饮食行业。

第二，生活成本原因。东部城市的拉面店一般都免费供应打工者吃住，有的免费一顿，有的两顿，这样一来，在拉面馆和清真餐馆打工生活成本很低，容易积蓄更多的钱。虽然大多数在拉面馆打工的流动穆斯林每月收入只有不到1000元（2006年），但是由于生活成本几乎全部由面馆承担，所以还是能有一些积蓄的。

第三，宗教和同乡情感。西北穆斯林有浓厚的宗教感情，对于功修非常认真，尤其到了斋月期间，大多数都要封斋。在其他行业，功修和工作往往难以兼顾。从感情方面看，拉面馆的老板和打工者多为穆斯林同乡（同乡范围可大可小，大则为一省，小则为一县一乡），彼此在一起工作易于变成朋友，在外遇到问题也易于获得同乡帮助。这种宗教情感和同乡情感的重叠使得流动穆斯林的就业更倾向于清真餐馆。

第四，市场和需求巨大。这四个城市规模较大，商业空间也大，几百家甚至上千家拉面馆都可以同时营业。由于这些城市原有的清真网点不断萎缩，穆斯林的清真饮食问题日渐突出。拉面店扩张解决了部分穆斯林的饮食困难问题，减轻了四个城市清真网点不足的影响，所以，开拉面馆或在拉面馆打工就成为流动穆斯林职业的最重要选择，以至有人认为在这些城市中形成了一种新的经济现象——拉面经济。^[2]这是由西部流动穆斯林支撑起来的经济，不仅养活了自己，也方便了这些城市的市民生活。一段时期以来，一些建筑单位拖欠农民工工资，以及农民工因从事危险工作而致死致残的问题常常见诸于报端，而西北流动穆斯林却没有遇到过这类问题，这绝对不是侥幸。从主观方面看，流动穆斯林有相对固定的就业取向，从客观方面看，这些城市有这么多回族餐饮业的存在，就使得这个庞大的流动队伍能够在发达城市立足，能够安稳地生活下去。若是没有这些拉面馆，外来穆斯林将流向何处？若是流动穆斯林辛苦一年，到了年底工资却被拖欠，社会将会出现何种状况？我们认为拉面馆或拉面经济，不仅丰富了城市民众的日常生活，同时也维系着西北流动穆斯林的生活和社会的稳定。

（三）收入的变化

从图5可以看出，流动穆斯林进入城市后，月均收入呈逐渐增加的趋势。月收入在500元以下的人数减少了41.9%，而月收入在500～1000元和1000～ 2000元的人数由原来仅占总数的不足30%和7%增长到现在的约50%和20%；而收入在2000～3000元、3000～4000元以及4000元以上的人群数量也均有较大增长。总体来看，进城前这些流动穆斯林中近90%的人月均收入在1000元以下，在进入城市之后，这一比例降低到约67%。值得说明的是，在进入城市前，月平均收入500元以下的人占了被调查者的大多数，而在进入城市后，这部分人的收入在不同程度上得以提高，月收入在500～1000元和1000～ 2000元的调查对象占据了绝大部分。

图5　迁入城市前后月收入对比

注:迁入前的缺失数量为109，迁入后的缺失数量为91，两者都缺失的数量是62，因此，两题都填答的数量为1088。

虽然这些流动穆斯林的收入与以前相比有了较大的提高，但是与城市居民相比，他们的收入水平还比较低。影响他们进一步提高收入的原因是复杂和多重的，主要原因集中在生意难做、工作难找、缺少文化和技术三个方面（表16）。在西部地区的被调查者中，选择这三项的人数分别占了总数的46.0%、12.9%和24.7%。东部地区选择“生意难做”的人数比例较西部少（39.7%），而选择工作难找和宗教生活影响工作的人数比例却高于西部（分别为23.8%、6.1%）。此外，还有一些被调查者认为他们不习惯城市生活，曾受到歧视、被人刁难或经常发生意外等，这对他们进一步提高收入的影响很大。

表16　影响收入进一步提高的原因对比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