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挑战唯物史观的西方哲学思潮中，德国弗来堡学派的新康德主义者李凯尔特可以说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李凯尔特立足于个别论或价值论历史观的立场来攻击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他认为历史的个别性不允许用普遍化的方法来探讨历史的本质和规律，而只能用价值的观点来确定历史事件的重要性和意义。为此他直接针对唯物史观从现实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解释历史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提出自己的反驳。在他看来，历史学如果以经济生活为研究对象，就会使普遍概念占据最重要的地位，“因为只要把这些运动孤立起来看，那么在这里所考虑的事实往往只是群体”，[4]纯粹的个别的成分就不能退居次要地位。这就与他们所理解的历史科学的本性相违。为此，他对唯物史观从物质生产活动出发考察社会历史的研究方法大为不满。他说:“这种企图把历史仅仅当作经济史，因而当作自然科学的作法是如何没有根据。可以轻而易举地证明，这种作法是建立在一条完全随心所欲地选择出的区分本质成分和非本质成分的原则之上，而且从起源上说这条原则之所以受到偏爱应当归因于一种完全不科学的政治的党派偏见。在孔多塞的著作中就能找到这条原则。而唯物史观(它只不过构成这整个发展趋向的顶点)则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证。”[5]
李凯尔特认为，唯物史观之所以把“经济生活”看成是历史的本质，乃是因为这种理论是以“民主主义”文化理想为指导原则的。在这种文化理想的指导下，形成了一种趋势，即认为伟大人物在历史上是“非本质的”，只有来自群众的事物才是有意义的，从而与群众直接相关的事物，即经济生活才是“本质的”，历史也因此是唯物主义的。“这根本不是一种经验的，与价值相联系的历史科学，而是一种以粗暴的和非批判的方式臆造出来的历史哲学。”[6]他指责说，唯物史观由于把经济生活看成是“本质的”，从而认为那种对经济生活来说具有意义的事物变成了唯一真实的存在，经济文化之外的其他一切都变成了纯粹的“反映”。这样一来，便形成了一种完全形而上学的观点，这种观点从形式方面表现出柏拉图唯心主义或概念实在论的结构，价值被表现为一种真实的而且是唯一的现实的东西。[7]李凯尔特表面上也承认“经济生活”在历史中有其地位，他说:“毋庸争论，历史学家们在以前也许很少注意经济生活的，而经济史作为一种补充的考察肯定是有其价值的。”但他又马上指出:“任何试图把一切现象同那被当做唯一的本质成分的经济史联系起来的作法，必定要被归入迄今为止所进行的最随心所欲的历史解释之列。”[8]
客气一点说，李凯尔特对唯物史观的责难是出于对唯物史观基本理论的一种误解。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从未企图把历史仅仅当做经济史，也从不认为只有经济生活才是“本质的”，与经济生活相联系的事件才是唯一真实的，其他一切都只是这个本质的“纯粹的”反映。唯物史观确认经济状况是社会生活的基础，并对历史过程起着最终的决定作用，这绝不意味着在现实的历史过程中“经济”是唯一的动力，是解释一切历史现象的唯一原因。恩格斯在晚年的书信中就曾明确地批评了那种用单纯的经济因素来解释一切历史现象的庸俗经济论观点。他举例说:“恐怕只有书呆子才会断定，在北德意志的许多小邦中，勃兰登堡成为一个体现了北部和南部之间的经济差异、语言差异，而自宗教改革以来也体现了宗教差异的强国，这只是由经济的必然性所决定，而不是也由其他因素所决定……要从经济上说明每一个德意志小邦的过去和现在的存在，或者要从经济上说明那种把苏台德山脉至陶努斯山脉所形成的地理划分扩大成为贯穿全德意志的真正裂痕的高地德意志语的音变的起源，那么，很难不闹出笑话来。”[9]社会生活包含着经济的、政治的、思想文化的、种族的、地理环境的等大量因素的相互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10]经济的决定性作用，只表现为为这种复杂的相互作用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并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决定了这种相互作用的一般性质和方式。
李凯尔特把唯物史观确认经济生活是历史的本质的观点说成是出自民主主义的文化理想，这可以说是对唯物史观的一种典型的曲解。的确，马克思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家，在历史上第一次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重要地位，特别是确认工业无产阶级是开辟历史新纪元的主导力量，但并不是因此才把经济生活看成是历史的本质。相反，马克思主义是在揭示出经济状况在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地位和决定作用之后，才真正科学地阐明了劳动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在这里，作为历史过程本质的，不是泛指一切通常意义上的、诸如饮食起居之类的日常经济生活，而是指满足人们物质生活需要的物质生产活动。历史是由人来创造的，而人的一切活动、社会的一切生活都必须以物质生产活动为前提和基础，这难道需要由民主主义理想为指导才能确认吗?
李凯尔特说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是“从形式方面表现出柏拉图唯心主义或概念实在论的结构”，这完全是对唯物史观的一种风马牛不相及的责难。任何社会理论，甚至包括李凯尔特本人的理论，都不可能不运用反映社会历史过程的客观本质的普遍概念来阐述其理论内容。这些概念构成了我们把握社会历史现象的思维方式和形成理论的逻辑框架。唯物史观也不例外。但是，唯物史观的理论概念是对历史过程一般本质和规律的反映，而不是某种脱离现实历史过程的柏拉图式的抽象理念。这些概念作为概念固然反映的是整个历史进程的普遍本质或共性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否认这些概念所反映的过程和现象在历史不同阶段上有着完全不同的具体内容和形式。马克思说:“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不过，这个一般，或者说，经过比较而抽出来的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为不同规定的东西。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有些］规定是最新时代和最古时代共有的。没有它们，任何生产都无从设想……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为有了统一(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总是一样的，这里已经出现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11]从马克思的这段话中可以明显看出，唯物史观的理论概念只是对历史过程一般本质或共性的反映，是从现实的历史过程中抽象出来的，它们离开了现实的历史过程就没有任何独立存在的价值。这显然同柏拉图那种把概念看成唯一实在，把现实看成是对概念的模仿的理念论毫无共同之处。
李凯尔特攻击唯物史观的最终目的是反对从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出发来考察历史过程的本质和规律。依照他的看法，“经济史”对于历史顶多是一种“补充”，如果把它看成是历史的本质，就会导致随心所欲的临时历史解释。那么如何避免这种主观随意性，如何保证史学的科学性呢?李凯尔特认为，“只要专门研究立足于它的作为指导原则的价值事实上已获得普遍承认这个基础上，而且牢牢地保持与理论价值的联系，那么专门研究客观性是不会受到主观随意性的影响的”。[12]“只有当个别化的叙述受普遍价值或文化价值指导的时候，这种个别化的叙述才能被称为科学的。”[13]在这里，李凯尔特反对普遍化方法，却提出了“普遍价值”，而关于什么是普遍价值、理论价值，他几乎未置一词。他只是在“价值是有意义的”，“有意义的就是有价值”的同语反复中周旋。
历史研究当然要记述分析个别事实，而且对历史事实的选择也必然受一定的价值观引导。但任何价值观念都是对主客体之间需要和需要的满足的关系的反映，因而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并且因人而异。单凭价值尺度不能真正避免主观任意性。史学的客观性首先取决于历史过程本身的客观性。唯物史观决不排除价值的指导原则，但认为价值原则只有在反映了历史的客观本质和规律的时候，才能指导出客观的史学。相反，一旦否认了历史的客观本质和规律，就会为随心所欲的史学研究打开方便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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