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在撒拉族中的传播和发展

第一节　伊斯兰教在撒拉族中的传播和发展

撒拉族与伊斯兰教结下不解之缘。首先需要介绍一下在撒拉族中世代口头流传下来的一个传说：

从前在中亚撒马尔罕地方，有嘎勒莽、阿哈莽二人，在伊斯兰教教门中兄弟二人很有名望，故遭到国王的嫉恨。于是国王暗中派人偷了一头牛宰了，吃了肉，将牛头、牛蹄等包在牛皮里，偷偷地放在嘎勒莽的屋顶上，使嘎勒莽被诬陷并以偷牛罪而被判死刑。临刑前在公堂上当着众多百姓，嘎勒莽请求允许他念经向安拉祈祷。当他念完经后，在真主默佑下，暗中指使人诬陷嘎勒莽的国王当即变成了一个怪物，于是真相大白。但是嘎勒莽认为此地不能再继续住下去了，他宁肯放弃家产，不愿舍弃教门，便和阿哈莽连同族属共18人，牵了一峰白色骆驼，驮着《古兰经》东行。这时一位当地“外理”叫他们带上故乡的一瓶水和一袋土，并告诉说，哪里的水土质量与这里的相同，哪里就是你们新的居住地。

嘎勒莽一行离开撒马尔罕东行，在路上走了整整17个月。经天山北路、吐鲁番，进嘉峪关，经肃州、甘州、凉州，又到宁夏。再东南行到了秦州，折而西行，过伏羌（甘谷），又过洮州（临潭）、黑错（合作），进入今夏河县甘家滩，在这里与跟踪而来的另一批撒马尔罕人的一部分33人巧遇会合。这跟踪而来的另一批撒马尔罕人共45人，他们经天山南路入今青海省境，沿青海湖南岸东行，先到贵德，走尖扎滩，到今同仁的隆务，又从隆务折回至贵德元珠沟。这时这45人已疲惫不堪，其中12人只得在元珠沟留住下来，从而以后繁衍为风俗习惯完全藏化的元珠沟十二族。其余的33人继续东行，在甘家滩与嘎勒莽一行18人相遇，这样一共就51人。

嘎勒莽一行51人牵着骆驼从甘家滩向北行，进入循化的夕厂沟，又跨过孟达山，上了奥土斯山。这时天色已晚，白骆驼不幸走失。于是大家点起火把，四处找寻。因此后人称这个山坡为“奥特贝那赫”，意即“火坡”，而山下的村子叫“奥特贝那赫村”。当寻到街子东边的沙子坡时，天将破晓，于是撒拉语称此地为“唐古提”，意即“天亮了”。

嘎勒莽一行走下坡来，发现一眼泉水，清澈见底，而走失的骆驼正卧在泉水中不起。嘎勒莽便用木棍捣骆驼起来，不料一捣之后骆驼却变成了白石，木棍则变成了一株常青树。众人十分惊喜，于是想起了离撒马尔罕时“外理”的话，取出水和土，与泉水及附近的土相比较，其质量完全相同，于是他们就决定驻足于此，建立自己新的家园。

现街子大寺旁的骆驼泉、骆驼石的来历传说即源于此。骆驼所驮的30本“天经”，则成为撒拉族世代珍藏的传世之宝。这一天是明洪武三年（1370年）五月十三日。

鉴于上述传说主要表现在撒拉族人结婚时所表演的一种撒拉语称之为“对伊奥依纳”的骆驼戏中，故叙述撒拉族族源的历史剧的一些主要细节，如演员和对白等，也应该算是上列传说的一个辅助组成部分。

第一，该剧的演员。该剧由4人扮演。两个演员反披皮袄扮骆驼，一个扮撒拉族先民即一位阿訇，另一个扮循化当地人即一位蒙古人打扮的人。阿訇牵着骆驼上场，与当地人相遇，表演开始。

第二，该剧开始的对白。蒙古人问：“你从哪里来？”阿訇答：“我从撒马尔罕来。”

上举传说和传说的辅助部分给我们提供的线索或信息是：

1.嘎勒莽、阿哈莽兄弟一行是伊斯兰教信仰者。

2.嘎勒莽、阿哈莽兄弟一行不是几个人，而是一群人。这当是嘎勒莽、阿哈莽一行人驻足循化有可能延续下来的一个基本前提。

3.嘎勒莽、阿哈莽兄弟一行不是循化当地的土著居民，而是从中亚撒马尔罕一带迁来循化的。这就是说，嘎勒莽、阿哈莽一行人来到循化不会早于伊斯兰教传入中亚的7世纪下半叶至8世纪上半叶或伊斯兰教在中亚立足的8世纪后半叶至9世纪70年代。

4.嘎勒莽、阿哈莽兄弟一行沿着陆上丝绸之路，用较长时间绕道来到循化。

5.嘎勒莽、阿哈莽兄弟一行到循化后的最初驻足地是今街子地区，即骆驼泉一带。

6.嘎勒莽、阿哈莽兄弟一行到街子一带时，当地主要是蒙古人的活动地。

7.嘎勒莽、阿哈莽兄弟一行的原籍中亚撒马尔罕一带，与循化街子一带，其水土确实有某些相同之处。

8.手抄本《古兰经》、骆驼泉、骆驼石是连接嘎勒莽、阿哈莽兄弟一行驻足街子前后生活，包括宗教生活的三大标志。

哈的掌教制度的推行和发展是撒拉族地区伊斯兰教的重要内容。撒拉族民间有这样一种传说：撒拉族先民定居街子后，怕失掉教门，避免对伊斯兰教教义的解释产生错误，从中亚请来了40位谢赫（伊斯兰学者、长老），在其中选出一位哈的，执掌全族教法、教规和负责管理所有宗教事务。按蒙元时期对伊斯兰教，特别是对蒙藏地区伊斯兰教的政策，以及中央曾有“回回掌教哈的所”的设置等，撒拉人定居街子后不久就有了哈的掌教制，应该是可信的。

撒拉族地区的哈的在汉文历史文书中被称做“总掌教”或“总理掌教”，在清廷档案中称做“世袭总理掌教”。循化街子清真大寺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匾额上写有“总理掌教韩光明”。哈的驻在街子，主持街子大寺，土司也驻在街子。到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哈的世袭制终止，在520余年中，哈的传世至少有17人。其中有记载的如韩哈即（韩哈吉）、韩光明、韩哈济、韩四个、韩伏禄、韩六保、韩五十三。

撒拉族中的哈的，管理教众户籍、婚嫁、钱粮、诉讼等，是“十二工”之总理掌教，宗教上的最高世袭职位。

在撒拉族哈的制的发展中，逐渐与格底目的教坊制相结合，从而形成了一套特有的组织形式，即在哈的之下设立“三长制”及“三级寺院组织”。

“三长制”，即伊玛目、海推布、穆安津三掌教制。“三级寺院组织”，即撒拉族地区的清真寺分总寺、宗寺、支寺三级，三级实行不同的掌教制度。

总寺，即街子清真大寺，亦称祖寺。在该寺哈的总掌教之下设“三长”，即世袭的三位掌教伊玛目、海推布和穆安津。其中伊玛目1人，负责领拜和讲经；海推布1人，负责领导穆斯林念经；穆安津1人，负责每日五次准时登邦克楼（也称做“天楼”）念“邦克”，督促穆斯林按时礼拜。除“三长”之外，还设木札威1人，负责寺内后勤和看守门户等。

宗寺，也叫海乙寺，系在撒拉族各工中设置的清真寺。每个海乙寺，聘大学阿訇即掌教一名做教长，下设中学阿訇一至两名（一名者称副掌教，两名者分别称副掌教与小掌教），满拉若干人。掌教、副掌教、小掌教三位亦称“三头”，均不世袭。在宗寺中，由掌教掌管全寺教务，给满拉讲经。每逢主麻、尔德时，本工内各支寺都到本工的海乙寺共同参加聚礼。

支寺，系在各村中设立，一般由海乙寺的掌教兼管而不设掌教只设小掌教。但亦有一些离海乙寺距离较远的支寺，因宗教活动不方便，可以适当变通，几个村合聘一位掌教。如属于清水工上半工的红庄、大寺古、瓦匠庄，由于到清水海乙寺不方便，九寺便合聘一位掌教，轮流到上述各寺主持教务。

在三级寺院组织之外，还有一个三级寺院组织的辅助形式即寺院学董制，由学董来专管寺院的财产，向教众征收学粮及宗教费用，同时也可以决定聘请阿訇。总寺设总学董一名，学董两三名至五六名不等；宗寺则只设学董，不设总学董；支寺的学董则由土司制和哈的制的基层——孔木散的世袭“哈尔户长”担任，从而从最基层表现了土司制、哈的制的互为表里。

三级寺院有上下级隶属关系。上级寺对下级寺有管辖权，对下级寺的阿訇有任命权，有出“号空”（判例）和处理民事纠纷之权。

以上关于哈的制度在撒拉族穆斯林聚居区实施情况的介绍可得，伊斯兰教在这一聚居区的形成过程中，起的作用比在内地一般穆斯林聚居区大得多，而这又多源于哈的制度的实施，哈的制度与掌教制度的结合，哈的掌教制度与土司制度的多层面或多重结合。如单从宗教层面而言，哈的掌教制度本身，无疑大大增强了伊斯兰教在循化撒拉族穆斯林聚居区形成中的纽带作用。

在循化撒拉族穆斯林聚居区的形成过程中，绝不能忽略撒拉人祖传手抄本《古兰经》及反映撒拉人文化之根的骆驼泉、骆驼石等历史遗物的巨大作用。这些遗物，包括手抄本《古兰经》、骆驼泉、骆驼石、嘎勒莽和阿哈莽之墓等，都基本上可以说是存放于或位置于街子清真大寺及其周围，故街子清真大寺及其周围不大的一片地区是撒拉人信仰、精神、文化之根之魂的所在地，也是撒拉族穆斯林空间意义上的居住地和时间意义上的历史进程的共同起点。这样撒拉人上述的信仰、精神、文化之魂等则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贯穿于循化撒拉族穆斯林聚居区的形成过程始终。

街子清真大寺系撒拉族祖寺，青海第二大清真寺。其撒拉语的全称是“阿里提欧里米希提”。据说在嘎勒莽兄弟一行迁居这里后，即在今三兰巴海村东建有一座简陋的清真寺，称“尕勒麦西提”（撒拉语意为黑色寺）。这可能就是街子清真大寺的前身。明洪武年间，撒拉族先民又在嘎勒莽、阿哈莽墓旁建成了规模较大的清真寺。后清真寺经过了三次大规模的扩建。第一次是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由上房村一位富孀捐资扩建了大殿的前半部分。第二次是清光绪九年（1883年），由街子老民主持修建了邦克楼（撒拉语称穆纳楼）。第三次是1933年，由汗巴村的一位韩姓富户主持扩建了大殿的后半部分和南北厢房及寺门等。

街子清真大寺的原建筑“文革”中被拆毁。原建筑坐西朝东，寺门是带前后廊的九间二层楼房，下层排设三道大门，上层是讲经室。寺门外正东是邦克楼，六角三层，高25米，木结构，用斗拱、飞檐翘角，六角攒尖顶，呈盔形，由于有斗拱承重，楼檐格外向外延伸，给人以飞角高扬、如翼临空之感。楼脊之上全用绿色琉璃瓦覆盖，使与周围山川河流、居民村庄融为一体。礼拜殿分前卷棚、正殿、后窑殿三部分，中国宫殿式建筑。前卷棚面宽七间，间架颇大，并采用单檐绿琉璃庑殿顶及特大斗拱，不仅面阔壮观，而且出檐深远。正殿、后窑殿均也面阔七间，单檐歇山式，两连勾连搭。殿正中的大梁系一根直径为二人合抱的大原木，若放地上，人骑上脚不着地，相传是尕楞乡藏族群众所赠。殿内16根原木通柱支撑着五间勾连搭式全木屋架。由于均采用砌上露明造，从而全部都有土红、棕、青、绿、白、黑等色彩画。卷棚柱用朱红色，正殿柱用深红色，正殿与后窑殿之间柱则采用黑色。而礼拜殿内的墙壁上则以青绿两色和阿拉伯文为主进行彩绘，极为富丽堂皇。至于所有门窗，也系精雕细刻之作，别具一格。礼拜殿之屋顶为起脊重檐歇山式，四角伸翘，屋脊正中镶嵌有3个绿色琉璃瓦宝瓶。总之，整个礼拜殿为砖木结构，彩柱画梁，粉壁素描，造型古朴，典雅壮观。除邦克楼、寺门楼、礼拜殿之外，街子清真大寺还有南北厢房各5间。

在街子清真大寺门前南侧有嘎勒莽的陵墓，北侧有阿哈莽的陵墓，两墓边各有一棵大树。据撒拉族民间传说，嘎勒莽、阿哈莽兄弟临终前嘱咐教民“墓地不要盖顶，以后总有一天会盖上的”。后两个墓地旁边长出两棵榆树，其叶繁枝茂，便盖住了两墓。另据说在两墓旁还有撒拉族先民种植的扎根树和驻足他乡的撒拉族先民同族人种植的8棵同根树。街子清真大寺的北侧有历代哈的之墓和普日后西陵墓，街子清真大寺的东南侧则为著名的骆驼泉和骆驼石。另在寺以南10米还有苏力麻乃（即苏来曼）陵墓。

街子清真大寺是撒拉族先民从中亚带来的珍贵手抄本《古兰经》的保存地。为妥善永久保存好这一珍本，街子清真大寺近年专门修盖了一座藏经大楼。

《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志》载：1941年，青海省主席马步芳在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内组织一些著名阿訇整理撒拉族珍贵的手抄本《古兰经》。据调查过此事的学者记述，据韩五十八老人和马登科阿訇介绍，历史上这部经典由“哈的”（总掌教）保存，平时不能启用，只是在斋月和本民族举行盛大的宗教活动时才能请用。这年，马步芳派人将此经带到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并组织知名阿訇对这部经整理。据说这部经原来分上下两册，纸张没有装裱，马步芳命人分为30册，用天蓝色丝绸作了封面，并进行了装裱。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7月，西宁东关清真大寺举行交经仪式，将这部《古兰经》交给韩有禄（撒拉族，原国民政府陆军八十二军师长）等撒拉族代表送往循化街子，由“哈的”后代保存。这是关于这部珍贵的《古兰经》抄本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保存情况的一段很难得的记述。此外，《甘肃穆斯林》2004年第4期载《贾庆林、李长春批示要求就地保护好青海发现的中国最古老的〈古兰经〉》一文则叙述了该《古兰经》抄本近年的情况：目前，经国家文物局和国家宗教事务管理局的专家鉴定，这部《古兰经》手抄本被认为是中国最古老的《古兰经》，手抄年代可能为8～13世纪。这部《古兰经》全书共30集867页，分上下两函装，函封为犀牛皮，套上印有精美图案，函内每册封面为天蓝色丝绸装裱。1954年曾被送往叙利亚参加国际展览会，在伊斯兰世界引起很大反响，专家盛赞其为“少有的珍本”。近年中央领导批示要求就地很好保护。^[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