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背景在传播研究发展中的重要性

20世纪初期，一批名义上是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及心理学家的杰出社会科学学者，为其他一些训练有素的学者作为学生进入传播领域铺平了道路。同时还出现了人类传播研究另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发展:专业学院被引入大学，向学生提供任职大众传媒的职业训练。

20世纪的社会学者致力于传播研究时，他们普遍对大众传媒产生了浓厚兴趣。我在这里要和大家分享一个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告诉我的小故事，是他本人职业生涯的一个小插曲。20世纪30年代，也就是保罗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应用社会研究所(Bureau of Applied Social Research)后不久，研究所与爱荷华州立大学(当时还叫爱荷华州立学院，Iowa State College)签订了一份有关该校广播受众调查的协议。［7］那时候，爱荷华州立学院的WOI可能是全国最先进的教育广播电台。电台是非营利的，大量时段用于教学，但它的日常运转靠商业广告维持。因此，它需要可靠的受众信息，并选择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所来获得这一信息。研究方案设计完成后，哥伦比亚的研究助手前往爱荷华监督受众访谈。研究助手返回哥伦比亚，相关数据整理完毕，研究报告最后也完成了，这时，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准备亲自前去提交这份研究报告。

拉扎斯菲尔德抵达埃姆斯(Ames)时，爱荷华州立学院的校长接见了他。他们坐在黑色豪华轿车里穿行于校园之中。保罗十分紧张，因为这是研究所在纽约地区以外的第一次研究尝试。他之前从没有来过中西部地区，也不习惯被大学校长在黑色豪华轿车中接见。穿行于美丽的大学校园，保罗看着一幢又一幢大楼，一一询问它们是些什么建筑。然后，当他看见校园正中矗立的一座铁塔时，他万分惊愕地听到自己紧张得说出这样一句话:“哇，你们竟然有座广播电台!”

保罗说，他当时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毕竟，这正是他刚刚研究了的广播电台——好在弗瑞利(Friley)校长只把它当成了一个笑话，紧张气氛因此化解了。保罗说他后来思考过为什么会说那样的话。这一尴尬场面的弗洛伊德式解释是什么呢?他说他的结论是，广播作为媒介对他来说实际上不是真实的。广播节目、人们围坐在收音机前收听、调查访谈——所有这些都是真实的，但他并没有把这一切与发射塔与广播站联系起来。在整个广播过程中，他唯一认为真实的部分是电台发射之后发生的事。他几乎没有花时间考虑过那些节目如何播放出来、如何到达广播受众那里。

保罗用这个故事表明一个观点。我刚刚在大学里建立一个传播研究所，［8］保罗则为此提供了帮助。“这正是我们非常羡慕你和你的同事的地方，”他说，“你们中间很多人曾在媒介工作过，你们知道广播电台或报纸编辑部发生的事情。我们在实地调查(field research)方面比你们更有经验，但对媒体并没有什么真正了解。”他以富于经验的研究所所长面对新手这样一种慈父般的态度指点我说，“别离媒体太远!”

这是一次典型的拉扎斯菲尔德式的谈话，非常慷慨而坦率。在传播研究所的很多年里，我一次次想起这一切。我此时提起这些，则是为了解释20世纪中期新闻与广播学院现身于大学校园对于传播研究的重要意义。

我们将在后面的一章里更加详尽地讲述这个发展。［8］美国第一家新闻学院建立于1908年，到20世纪中期，这种学院超过100家。所有这些学院都致力于赞助者所称的专业(professional)而非行业(trade)的活动，并因此对研究和高级学位的兴趣不断增长。它们要求主要任课教师获得相应的高级训练，许多学生的未来职业规划至少部分是在研究或教学领域。学生和教师们都密切关注大学和研究所开展的媒介研究——受众研究、效果研究和内容研究——并询问这类研究为什么没有在专业学院里进行。不久之后，这些研究真的在这些学院里开展起来。专业学院的教师们获得了研究方面的训练，学生开始撰写研究论文。

某些专业学院还出现了另外一种有一定重要意义的发展:它们建立了研究性机构。伊利诺斯、斯坦福、威斯康辛、明尼苏达，还有众多其他大学都在它们的专业新闻学院建立了这种研究所。研究所招募训练有素的研究型学者，开展一些与许多大学的顶级社会科学院系类似的研究与训练项目。这些研究所有很多优点，就像一些欧洲大学在发展学术新领域的过程中早已发现的那样。这些优点其一是，研究所使这些大学比较容易避开研究院系的传统模式;其二，研究所吸引了大批杰出学生从事高级学习和研究;其三，研究所使新闻学院更加轻松地发展大学传统里原本没有的研究新领域，也就是说，人类传播。

这样，新的新闻和广播学院为那些受过社会科学训练而主要兴趣又在传播研究的教师们提供了栖身之地。它们向那些拥有卓越社会科学传统的大学源源不断地供应优秀学生，而这些关注媒介的学生不会让社会科学的老师们忘记，传播是他们学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专业学院与研究院系的合作为研究大众媒介、它所受到的控制、它对社会产生的影响等，提供了新的机会。专业新闻学院和它们的研究所使学术共同体开始熟悉“传播学”这一名称，以及传播研究这一理念。

这些专业学院和研究所的成长本身就是一个故事。它是20世纪初期席卷学术与专业世界的主要潮流之一。它与其他因素一起，为我们称作传播研究的先驱的四位学者产生巨大影响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