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政治体制和传播体制的差别，中国的政治传播不同于西方以政治竞选为中心的政治传播。具体来说，从社会结构前提、传播内容、传播过程、传播效果几个方面看，当前中国要发展现代政治传播，提升政治传播的公共性，还面临着一系列自身特有的问题。从社会结构前提来看，中国至今没有分化出与国家相对的、独立成熟的社会领域。现在西方有关学者的批判已经指向资本力量对政治传播公共性的侵蚀，而对于社会力量本身还很薄弱的中国来说，资本力量却是社会中充满活力的部分，它恰恰可能成为提升政治传播公共性的重要力量。从政治传播的过程来看，中国的公共政策过程还相对封闭，在政治传播过程中获取的民意，在很多时候还无法成为可以改变某种不合理决策的力量。尽管近年来政策过程增加了对各方面的咨询，但民意对政治活动形成的外部压力仍然有限。从政治传播的内容来看，符号与象征化的政治宣传一直是中国政治传播所运用的主要方式。可以说，在中国，政治宣传有效地支持了革命时期的战时动员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动员，在一定历史阶段对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彼时积累的政治宣传与动员经验也是当下政治传播研究需要总结的部分。但是这种宣传方式已经受到新环境的冲击，有效性大大降低。从政治传播的效果来看，中国政治传播对民意调查的运用仍然处于初步引入阶段，在谋求政治合法性的过程中，仍然以政治意识形态宣传为主要手段。以上特征的形成根源于中国特有的政治文化和政治体制，使中国的政治传播具有明显的“政治偏向”，深受政党和政治的影响。
综上所述，推进中国政治传播的建设和发展，急需探求政治传播的新观念、新话语体系、新的运作模式。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实践创造了中国特有的政治文明，在这种情况下，建构与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相匹配的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理论，已显现出其重要性和紧迫性，而我们的探讨正是希望能为进一步构建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理论提供一种前提性的理论资源。
【注释】
[1]仅就概念的翻译而言，就有很大的问题。“公共性”的英文可以翻译为“the public”“publicness”“publicity”，德文为“Offentlichkeit”，另外与之相关的英文还有“public sphere”“public opinion”“civil public”等。广而言之，“the public”是指由平等公民自发形成的积极的集体（active collectivity），这一概念与“大众”（the mass）或“群众”（the crowd）不同，前者建立在独立个人的基础上，是针对某些议题的自发的集合体，有对公共讨论的参与，并且通常会基于不同的立场而产生舆论分化；而后者是匿名的个人的集合，难以互动，强调共同性。“publicness”是某种共同的状态（status），在这种状态下人们能够共同看到、接触到“公共性”，比如公共演讲、公共机构等。“publicity”是使人们对某一对象产生认知、注意或兴趣的活动（activity），这一概念在市场逻辑之下接近于我们所说的公共关系（public relations）和营销推广（promotion）。哈贝马斯提出的“Offentlichkeit”被翻译为“public sphere”，但事实上二者并不完全对应，“public sphere”是某种领域或结构，而“Offentlichkeit”的范围更广，内含道德或规范的某种原则，在哈贝马斯及其继承者看来，这一原则根植于人的自然权利——说和被倾听。
[2]SLAVKO S．Transnationaliz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d the fate of the public［M］．New York：Hampton Press，2012：73．
[3]JURGEN H，SARA L，FRANK L．The public sphere：an encyclopedia article［J］．New German Critique，1974，3．
[4]一般认为，明确区分国家权力和统治者权力（如国家主权与君主主权）、国家与全体公民这些范畴，是现代国家（state）概念形成的标志。
[5]参见洛克关于“舆论法”“多数人同意”，卢梭关于“公意”的见解。注意二者的逻辑、结论并不相同，在此不再赘言（参见洛克．人类理解论：上册［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329；洛克．政府论［M］．叶启芳，瞿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5－11；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4－25．）
[6]郭湛．社会公共性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71．
[7]对政治传播概念的界定及深度解析，请参见荆学民，苏颖．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学术路径与现实维度［J］．中国社会科学，2014（2）：80．
[8]鄂兰．极权主义的起源［M］．林骧华，译．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公司，1995：451．
[9]拉斯韦尔．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5：35．
[10]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M］．王浦劬，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35．
[11]伊斯顿认为的支持对象有三个层次，由低到高分别为当局层次、体制层次、共同体层次（参见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第三编［M］．王浦劬，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12]雅柯布森．雅柯布森文集［M］．钱军，王力，译．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52．
[13]许静．“大跃进”运动中的政治传播［M］．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22－123．
[14]知识沟理论是美国传播学者蒂奇纳（P．Tichenor）、多诺霍（G．Donohue）和奥里恩（C．Olien）在1970年发表的《大众传播流动和知识差别的增长》一文中提出的。它认为，随着大众传媒向社会传播的信息日益增多，处于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获得媒介知识的速度是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将比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以更快的速度获取这类信息。因此，这两类人之间的知识差距将呈扩大而非缩小之势。
[15]BLUMLER J G，MICHAEL C．The crisis of public communication［M］．London：Routledge，1995：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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