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

(四)在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

改革和发展必须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但在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各种不稳定的因素，它们有可能引起社会在一定程度上的失稳。因此，在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时，必须注意消除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稳定因素，努力做到在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要把加快改革和发展的紧迫感同科学求实的精神很好地结合起来，充分考虑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有利条件和可能出现的困难，做到在政治和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10]。在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也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一个基本点。

1.改革和发展必然面临稳定难题

在当代，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一个重要主题。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在致力于自身经济社会的发展。并且，所有这些国家的发展都是通过改革来推进和实现的。因此，改革和发展同时都成为时代性的潮流。但是，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其改革和发展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这样一个稳定难题：改革和发展必须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而改革和发展又往往会使社会产生各种不稳定因素，它们对社会稳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所谓改革，是指在维持社会的根本制度的前提下，依靠这种制度本身的力量而对现行社会的结构或体制进行某种形式的革新和改造，它实际上是现行社会制度的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改革也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它决不只是在旧的体制的某些环节上进行或对旧的体制某些方面的修修补补，而是社会结构或体制的全面深刻创新，因而必然改变长期以来人们所习惯了的社会生活，特别是会引起社会各方面利益关系的调整，从而会引发种种社会矛盾和冲突、产生各种不稳定的因素。这些不稳定因素如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就会引起社会的严重波动、混乱甚至动乱。

改革之所以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引发社会失稳，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改革是一项极其复杂的事业。在当代，各个国家的改革一般都是首先在经济领域中展开的。但是，经济领域不过是整个社会有机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之间有着紧密的共生和互渗关系。因此，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改革必然要超出经济领域的范围而扩大到政治、军事、外交、教育、科技、文化等各个方面，并引起人们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各种新的情况和问题会不断出现，各种困难和阻力也会蜂拥而至。如果没有有效的应对措施，那么，当改革向纵深方向推进时，就会手忙脚乱、顾此失彼，其结果便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失序、失控和失稳。第二，改革中会出现各种失误。在当代，无论是哪种类型国家的改革都是无先例可循的，这不仅是因为各国所面临的具体情况各不相同，照抄别国的改革经验注定是行不通的，更重要的还在于当代各个国家的改革都是为了适应世界经济形势的新变化并基本上是齐头并进的。因此，任何国家的改革同时也就是一种探索，而在探索的过程中总免不了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失误。如果改革中出现了重大的失误而又不能及时地得到纠正，也就可能引起社会的严重波动甚至动乱。上述这两个方面之间是密切关联着的：正是改革的复杂性决定着人们在改革中可能会出现各种失误，而改革中的各种失误又强化了改革的复杂性。二者之间的这种内在关联性，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尤为突出。就西方发达国家而言，尽管它们的改革也曾出现过各种失误，这些失误也曾引起过社会经济生活的波动，但由于这些国家的先发优势已使它们形成了较完善的自修复机制，因而它们改革的失误往往能较快地得到纠正，其所造成的波动一般都没有演变为剧烈的社会动荡。与此不同，发展中国家的改革一旦出现重大失误，特别是如果这种失误又没能得到及时的纠正，就不仅会加大它们与别的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而且还会摧毁民众本来就十分脆弱的心理承受能力，失去他们对改革的支持，各种保守和反对势力也会相机而动，由此引发的社会动荡即使没有冲断改革的进程，也必然会使整个改革更加艰难复杂，并使改革中的失误更加难于得到纠正。

与改革中的情形类似，发展过程中也有可能出现各种不稳定因素。不过，发展过程中出现不稳定因素，主要是由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发展的不同步性所致。一方面，社会的发展要以经济增长为基础并往往首先表现为经济的迅速增长，而经济增长又要求并必然带来政治和思想文化等社会生活其他领域的深刻变化，但是，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发展变化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是完全同步的。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传统的政治制度、政治结构和文化价值系统会迅速瓦解，而新的政治制度、政治结构和文化价值系统却难于在短期内形成。这样一来，就会使社会生活中出现一系列的“真空”现象，如权威真空、制度真空、价值真空等，它们不仅会使现代经济增长所特别需要的强有力的政府、完善的科层制度和高度的文化价值认同等保障条件得不到满足，而且还会造成严重的社会整合危机，甚至会引起社会与政治的分裂。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发展的不同步性，除上述政治和思想文化发展相对于经济增长的滞后性外，还表现为各种不正常的超前现象。由于早先民族解放运动的需要，也由于发达国家的示范作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过程中都存在着政治上的超前动员、生活方式上的超前消费以及思想、价值观念上的超前意识，它们不仅超越了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现状，而且也超越了它们政治民主的制度化水平。这些超前现象必然激发起人们的各种过高的期待和欲望，使人们对现实产生严重的失望和不满情绪，从而诱发政治社会的不稳定。例如，政治上的超前动员会大大地激发人们的民主意识和参政要求，而经济的发展在使这种民主意识和参政要求得到进一步强化的同时又加剧了人们之间经济上的不平等并使社会政治生活中更为普遍的腐败现象成为可能，但发展中国家早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上述各种“真空”现象使得它们既不可能有效地规范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也不可能把政治上的超前动员所激发起的民主意识和参政要求有效地整合到一定的政治体系之中，于是就必然引发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这种政治社会的不稳定又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渗透而变得更加难于防范。另一方面，要实现经济的迅速增长，就必须高速推进工业化，这样一来，又会导致畸形的都市化和各个地区发展的不同步性。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最发达的地区通常都是一些迅速膨胀的工业化大城市，其发展水平已与西方最发达的城市不相上下，而广大的内陆农村地区仍然是典型的农业社会，至于其他中、小城市和沿海等交通便利的地区则属于二者之间的过渡形态。在这样一种由各个地区发展的不同步性造成的多元结构的社会中，社会成员往往会产生多样化的有时是相互冲突的社会要求，如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要求自由和民主，工人和城镇居民要求提高生活水平和实现社会公正，而农民则关注和要求温饱。但是，在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上，各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又只能集中精力解决某一方面的问题，于是就可能造成对某些社会群体要求的忽视，从而播下社会动荡的种子。同时，各个地区发展的不同步性造成的城乡之间、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差距的扩大，还可能使它们之间的关系恶化，引起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甚至会导致民族尖锐对立和国家分裂的局面。此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都带有明显的追赶性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高速效应又使得上述所有发展的不同步性及其引发社会失稳的可能性大大强化了。

2.在稳定中进行改革

上述稳定难题是当代各个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普遍面临的世界性难题，也是我国改革和发展中突显出来的一个重大课题。面对这一稳定难题，在领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我们党始终强调我国的改革和发展必须兼顾社会稳定，强调我们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社会稳定，一句话，强调在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由于我国的发展必须通过改革来实现，因此，在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首要的就是在稳定中进行改革。

在稳定中进行改革，首先要求我们制定和实施积极稳妥的改革方案，包括正确而明晰的改革目标、设计周密的改革进程和切实可行的改革措施。正如邓小平所说：“改革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案，问题是要搞得比较稳妥一些，选择的方式和时机要恰当。”^[11]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其主题都是如何克服苏联原创的那种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特别是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而各国改革的实践证明，如果改革的策略失当、措施不力，或是目标定得过高而带来急性病流行，或是对问题的诊断不明而病急乱投医，或是顾此失彼而导致一些不稳定因素恶性膨胀，都会引起社会的严重波动、混乱甚至动乱，从而必然会使改革流产。在这方面，苏联、东欧国家改革的失败提供了最深刻的教训。50至70年代期间，虽然苏联、东欧国家搞了一轮又一轮的改革，虽然一些东欧国家也曾提出过不能照搬苏联模式的问题，但从总体上看，它们的改革都是在对苏联模式存在的问题诊断不明的情况下进行的，因而都是不得要领的。这些国家的改革不仅没有触及到原有模式的要害问题，而且还是在“迅速进入共产主义”这样一种急躁冒进的“左”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赫鲁晓夫甚至在1961年就曾宣布苏联已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时期”，结果改革在它们那里变成了任意改变生产关系。由于急于求成，东欧国家在自身财力不足的情况下，一方面在国内推行了高积累的政策，另一方面又纷纷向西方国家大举借债。高积累必然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了缓和人民群众的不满，这些国家不得不长期背负着巨额财政补贴的包袱。特别是进入80年代还债高峰期后，沉重的外债更是压得这些国家喘不过气来。正是改革的策略失当和措施不力，使得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在80年代中期陷入了危机四伏的境地。80年代后期，当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时，苏联、东欧国家又把苏联模式这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形式所内存的弊端归结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并由否定前者而根本抛弃了后者，因而把改革变成了改向。但是，私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并没有解决这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反而使它们出现了更为严重的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

中国的改革则既有沉痛的教训，也有成功的经验。早在1956年党的八大前后，党中央对苏联经济体制中的某些问题就曾有所觉察，改革的任务就已提到了党的面前，并在这种形势下产生了毛泽东关于十大关系的论述。但是，“左”的指导思想很快又占了上风，出现了急躁冒进的“大跃进”运动，并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原有发展模式的弊端与这一期间的社会动乱相结合使中国的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中国的改革由此也至少推迟了整整20年的时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改革才真正走上正轨，并在积极稳妥的总体改革方案的指导下由农村向城市稳步推进、由经济领域向政治和社会生活其他领域逐渐展开，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重点，针对不同的问题出台了相应的改革措施。由于策略得当，这种全方位的改革不仅没有引起大的社会震荡，而且因此也使我国很快成功突破了苏联原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逐渐探索出了一种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并由此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总结我国新时期的改革经验时，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易后难，由浅入深，循序渐进，避免发生大的社会震荡。坚持城市改革和农村开放相结合，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其他改革相结合，坚持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相结合，使之相互推动，相得益彰。正因为这样，我国的改革取得了丰硕成果。”^[12]

在稳定中进行改革，也要求我们勇于并善于探索，不断总结改革实践的经验，及时发现问题和改正错误，把改革中的失误所引起的负面效应减至最低限度。我国的改革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它没有任何现成的模式可以照搬，即使我们有尽可能稳妥的改革方案，我们也不可能预见到改革过程中将会出现的所有新情况、新问题，不可能完全避免改革中的失误。但是，只要我们注意不断总结经验，及时发现问题和改正错误，我们就能防止改革中的失误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就能在稳定中把改革继续推向前进。在谈到我国的改革开放时，邓小平同志曾说：“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进。既然是新事物，难免要犯错误。我们的办法是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13]在我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在不同时期都曾遇到过许许多多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我们也确曾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社会生活中也确实出现过各种各样的不稳定因素，如一定时期内经济领域中的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严重的经济犯罪、刑事犯罪和各种腐败现象、思想政治工作的软弱涣散状况及其导致的一些人背离四项基本原则的倾向，等等，甚至还出现了1989年春夏之交那样的大的政治风波。由于我们党及时总结了改革实践的经验，注重改革中的调整和整顿，适时地加强了改革工作中的薄弱环节，采取果断措施消除了各种不稳定因素，因而始终保证了整个社会的稳定和改革工作的顺利进行。

3.在稳定中推进发展

要有效地化解我国改革和发展所面临的稳定难题，不仅需要我们在稳定中进行改革，更需要我们在稳定中推进发展。改革是发展的动力，而发展则是改革的目的。保持稳定也好，进行改革也好，说到底都是为了推进发展。因此，在稳定中推进发展，是在稳定中进行改革的逻辑延伸，也是化解改革和发展中的稳定难题的重要方略。

在稳定中推进发展，关键是要制定和实施健全的发展战略。在当代，任何国家的发展都是实施一定发展战略的结果。但是，并不是任何发展战略都有利于在稳定中推进发展，发展战略本身也有一个优劣的问题。事实上，当代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特别是出现社会动荡不安和社会经济停滞不前的局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的发展战略失当。

制定和实施发展战略，必须充分地考虑本国的具体国情和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而一个国家的发展战略无论是不适应本国的国情还是不适应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都不利于在稳定中推进发展。90年来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发展的过程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苏、东国家之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陷入严重的经济困境和发展危机并最后发生剧变，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苏联原创的现代化模式中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显著特点的发展战略在50年代以后越来越不能适应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尽管这一发展战略当时具有反资本主义国际包围的重要政治意义，也适应了世界经济处于粗放发展时期落后国家工业化的需要，为战前苏联的国防现代化和战后初期苏、东国家战争创伤的医治及东欧国家工业化的起步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在50年代以后，苏、东国家仍然长期奉行这一发展战略而始终没能对它进行实质性的调整，则显然背离了世界经济发展日益集约化的趋势；而对于东欧国家来说，又还有一个与本国国情不相适应的问题。结果，这一发展战略逐渐使苏、东国家国民经济中重、轻、农的比例严重失调，经济困境和社会矛盾日益加深，并因此使苏、东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在80年代和90年代之交发生了强烈的震荡和剧烈的变化。而中国则由于自70年代末以来成功地脱出了这一发展战略，逐渐探索出并实施了一种既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又努力适应世界经济形式变化的发展战略，因而在始终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实现了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

制定和实施发展战略，也必须以正确的发展观为指导。在片面的发展观指导下形成的发展战略，必然会加剧前述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的各种不同步现象，从而既不能保证社会稳定，更不能保证经济社会的全面、持续发展。西方传统发展理论认为，发展只是一种经济现象即单纯的经济增长，只要经济增长了，政治民主、社会公平、文化发展和人民的生活幸福就会自然而然地实现。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的迅速增长是通过工业化道路实现的，因而工业化甚至西方化也就相应地被视为发展的最有效途径。20世纪50至70年代初期，许多发展中国家所奉行的就是依据这一发展观而制定的带有强烈“西化”特征的“增长第一”的发展战略。然而，这一发展战略所依据的发展观本身是十分片面的，西方传统发展理论贩卖这一发展观的目的乃在于把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纳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使其从属于这一体系的中心即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需要。虽然“增长第一”发展战略的实施也确曾给一些国家带来了一时的经济繁荣，但人们所预期的政治民主、社会公平、文化发展和人民的生活幸福等却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增长得到兑现，反而还使这些国家经济的殖民化不断加深，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依附日益严重，包括资源浪费、环境恶化、经济危机等在内的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这些国家的社会生活也由此出现了普遍的失稳。在这种情况下，当代世界上的各个发展中国家都在调整自己的社会发展观念，努力制定和实施以社会生活的全面进步为价值取向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也正是鉴于这一情况，在制定和实施我国现代化发展战略时，我们党始终坚持以正确的发展观为指导，注意处理好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努力促进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全面进步和协调、持续发展。

制定和实施发展战略，还必须将发展的紧迫感同科学求实的精神很好地结合起来，既要有远大的发展目标，也要有实现发展目标的具体步骤和有力措施。无论是发展目标不明确，还是缺乏实现发展目标的具体步骤和措施，都不利于在稳定中推进发展。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曾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构想，设计出了总体目标、实现步骤和各阶段目标均很明确的我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由于发展措施得力，至20世纪末，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分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已经实现，我国人民的生活在总体上已经达到小康水平。这不仅为保持我国社会稳定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信心。按照邓小平同志的设想，第三步的战略目标是到21世纪中叶使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为了实现这第三步战略构想，党的十六大适时地提出了在本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七大又全面论述了科学发展观，就如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奋斗目标作了全面的规划和部署。这是我们党注重在稳定中推进发展的新的战略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