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伦春族人

第二节　族际往来

一、“布特哈八旗”——鄂伦春与内地连接的纽带

“布特哈八旗”就是1669年（清康熙八年）清政府管理东北少数民族的一个行政设置。“布特哈”是满语“打牲”的意思，因此“布特哈八旗”又称“打牲部”。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等东北少数民族被编入其中。“布特哈八旗”按照八旗制度设置“佐领”作为它的基层单位，它以从事生产，对国家承担经济义务为主，同时也作为一种军事后备力量而编制训练居民。《朔方备乘》这样记载：“自康熙以来，编制给糈，训以纪律，平时自应其役，军兴皆听调拨，往往以勇猛敢战，取翠翎珊顶及巴图鲁，名号如寄，此海内所以称劲旅也。”^[23]

清朝前期与后期东北地区出现两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表现为人口的双向流动。

清朝前期是少数民族以征服者的身份进入中原。被纳入“布特哈八旗”的鄂伦春族，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史书上记载了很多鄂伦春族官兵征战的事例：八旗军队中的鄂伦春族官兵曾多次直接参加反击沙俄侵略者的战斗，在收复雅克萨城之战斗中作出了贡献；“乾隆三十四（1769年），清政府曾调鄂伦春族官兵300多赴缅甸征战；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鄂伦春族士兵随同参赞大臣海兰察远征西藏和台湾，清政府曾派800名鄂伦春族人去新疆伊犁地区平息叛乱；同治十三年（1874年）库马尔路协领的公文记载，有将军富明阿奉命率鄂伦春族500人，剿捕吉林马贼；光绪元年（1875年）清政府作出了规定，每年3月抽调鄂伦春500名男丁集中训练；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从毕拉尔路调鄂伦春族200多人参加战斗。”^[24]

清朝后期，清政府对东北“封禁”的“解禁”，这是改变鄂伦春族所处的社会环境的重要历史事件，它导致大批汉族人口以流民的形式自发地进入东北，改变了原来大、小兴安岭地区人口的民族分布结构，汉族与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杂居现象促进了民族及其文化的融合，增加了鄂伦春族的对外交往和文化同化。^[25]鄂伦春族被纳入“布特哈八旗”使分散游猎的部落逐渐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清政府在鄂伦春族人中实行的路佐制包含着一整套要素，这些要素为鄂伦春族人所接受，比如“佐领”这个官职即便在路佐制度被废除以后，仍在鄂伦春族社会中延续，成为近代鄂伦春族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布特哈八旗”打开了鄂伦春族与外界交往的窗口，促进了鄂伦春族与内地紧密联系，从客观上起到了促进本地区的发展，缩小与内地差距的作用。

鄂伦春族被纳入“布特哈八旗”，同时被编入布特哈八旗的还有鄂温克族和达斡尔族。在共同的征战中，本民族内部和其他兄弟民族之间的联系得到了加强。“有清一代摩凌阿鄂伦春族人（马上鄂伦春族人）征战东西南北，或战死疆场，或融于满族，进而又融于汉族”^[26]。

二、“谙达”的出现与民族经济的发展

清政府对东北“封禁”的“解禁”政策使鄂伦春族人有机会与周围的其他民族接触，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得到了发展。商品交换发生之前，鄂伦春族人很少知道外部世界的情况，在外界的人也很少了解鄂伦春族社会内部情况。不仅如此，他们本民族内部也很少来往。负责为朝廷收取貂皮的“谙达”的出现，以及后来私商的到来，这种“封闭”的局面被打开，鄂伦春族人与外部交往的人越来越多，促使鄂伦春族人开始用各种皮张和鹿茸、熊胆、麝香等药材与“谙达”商人换取一些生产、生活用品，在这个交换过程中，“谙达”商人换取一些生产、生活起到了物资交流和文化交流的媒介作用。猎产品传出全国各地，外部商品不断流入鄂伦春族聚居地区，互通有无。至此，鄂伦春族相对单一的社会环境局面发生了重大改变。商品交换丰富了鄂伦春族人的物质生活，增添了以往所没有的米、面和布匹等生活用品，饮食习惯及穿着习惯都有了改变，从而美化了生活。与此同时，“谙达”给鄂伦春族传入文字，带来了文明。个别一些鄂伦春族人学会和掌握了满语和满文，增进了文化交流。这是破天荒第一次。

三、“弃猎归农”——带来的新变化

黑龙江以北，精奇里江以南，原是鄂伦春族传统的猎场，他们每年在主要狩猎季节都到那里猎获野兽。就是沙俄侵占这一地区后，鄂伦春族每年也仍到那里狩猎，沙俄看到他们常去江北狩猎，就多方对其进行利诱。清廷鉴于此种情况，对鄂伦春族采取“收抚”政策，使其“弃猎归农”，将期固守在土地上，编为八旗兵，平时务农，战时出征，以使边防得到巩固。

较早的一份主张贡貂各部弃猎归农的文件，就是光绪十二年（1886年）清朝官员曹廷杰，在其“条陈十六事”中，建议吉江两省发展农业时，他把贡貂各部也列在内：“迁贫苦旗丁于吉江二省，按给牛具、子种，责令垦地，或即招俄界华民与贡貂各部，授以三姓闲荒，均令成熟升科，约每年可迁数十百家”^[27]

到了1894年，黑龙江将军奏请收笼鄂伦春族。《清实录》中记载“总理海军事务衙门会奏，遵议黑龙江将军等奏，收笼鄂伦春牲丁，酌拟章程变通办理一折，所拟将原设总管等概行裁撤，五路佐领等悉仍其旧”^[28]。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事变，在此以后，清统治者深感“鄂伦春族生计日困，俄人辄以惠诓诱。”因此加强了所谓“收抚”政策。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到东后“据庆山呈报，收抚鄂伦春，并创办一切要政，如变通俸垧。移创学堂，垦务局各节，实为抚辑该路牲丁目前应办要政。”据说：“年余以来，次第举行，如招垦劝学两大端，均有规模，将见风气。”^[29]说明“弃猎归农”较前又有进步。

民国4年（1915年）作为“弃猎归农”政策所采取的重要措施，是制定了《生计地移垦章程》，拨出2万垧荒地作为鄂伦春族人的生计地，给与其牛具、子种，并招进外族农户，创办农业劝导厂，帮助鄂伦春族人从事农业生产，力图通过改变鄂伦春族生产方式的办法来将其稳定在自己管辖的土地上。到1923年，库玛尔路已建屯12个，建房92栋，开垦熟地450余垧；毕拉尔路建屯11个、建房48栋，开垦熟地479余垧。虽然土地开垦数量并不很多，但它毕竟表明鄂伦春族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地从事了农业生产的试验，进行了改单一生产方式的尝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农业的出现，半定居生活方式的形成，不仅使鄂伦春族生活风俗上出现一些新的内容，而且打开了鄂伦春族单一狩猎生产方式，出现一定规模的农业经济成分。

“弃猎归农”又一个措施，就是广设学堂，开办鄂伦春族教育。民国初年，边境一带鄂伦春族略知满语，罕通汉语，相反却多通俄语：“……遂与俄人日亲日近，与国人日远日疏，甚不可视为缓图。边民外向之患小，强邻内侵之患大，甚至有入俄籍，送其子女入俄国学校者，俄人亦利用其愚蠢，甘言诱掖……今欲慎重国防，维护边局，则收拢鄂伦春万不可视为缓图。边民外向之患小，强邻内侵之患大，一旦中俄有事，则操俄语持俄械，乌知有祖国……事关国防大计应有，国家费补助兴办教育，以促进同化绥边，鄂伦春之地……兴学益不可绥。”^[30]统治当局正是出于稳定地方局势，维护边疆安全之目的，而提出“启迪鄂伦春民”、振兴鄂民教育的建议的。民国2年筹备建立鄂伦春族学校，民国4年第一所鄂伦春族学校开学。此后，经过几年的努力，在鄂伦春族地区先后建起8所学校。这8所学校在校生共226人。各校基本由国家投资兴办。国民学校期限为4年，教授国文、算术、体操、汉语、修身五科。国民学校毕业后升入高等小学，高等小学毕业升蒙旗中学或简易师范及师范传习所，然后则参加工作，或返回鄂伦春族地区任教。鄂伦春族教育经民国初年十几年的振兴与发展，出现了各地有学校，几乎户户有学生的形势，政府“庶鄂伦春数千年之野蛮，可渐进于文化，人人具有国家思想，则边境可无患矣”的期望部分地得以实现。^[31]“弃猎归农”和“抚鄂安边”政策的实施，培养了一大批鄂伦春族的知识人才。正规的学校教育，使这批人增长了知识，强化了爱国之心，其中许多人后来参加到发展民族教育、民族事业的斗争中去。另外，此间鄂伦春族学校数目之多。接受初等教育的人数之众都是空前。如据民国初年统计，鄂伦春族有二三千人，在8所学校中的学生226多人，几乎占十分之一，如果除去成年人，儿童的就学率是很高的。“虽然这种状况未能保持下去，但这种教育形势无疑对鄂伦春整体民族素质的提高有极大的影响。”^[32]

清政府推行的“弃猎归农”政策后来因种种原因而失败，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它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鄂伦春族能够或多或少地接受了一些与猎业不同的农业的一些基本知识，与汉人学习种田知识和技能。同时，大批汉人的迁入改变了东北人口的结构，形成了鄂伦春族人与汉人、达斡尔人、鄂温克等民族杂居的局面。各民族之间共同生产生活，彼此增进了友谊与情感，打开了鄂伦春族对外交往之门。同时，兴办鄂伦春族教育，文化传播与交流更为广泛和便捷，甚至各民族间的通婚现象也变得更为普遍，更重要的是大量的汉语、满语、蒙古语等词汇丰富了鄂伦春族语言，使得经济交换、文化交流更为广泛。

四、“黄金之路”——搭建了便捷的通道

著名的“黄金之路”嫩漠公路（墨尔根——漠河）30个驿站，它的设立是为了抗击沙俄侵略，保卫边疆领土，沟通边疆与内地交通。但是，随着雅克萨战争的结束，清军撤走，驿站也随之荒废。这条驿站到了光绪十一年（1885年），为了保护国家黄金资源，驱逐和打击沙俄金匪，清朝开创“漠河金矿”，调派库玛尔路佐领台吉善带领鄂伦春族马队20名，为吉林修补道李金镛带路，开山拉道，由墨尔根（今嫩江）出发，经由山谷，开辟直达漠河金矿的嫩漠山路。^[33]“黄金之路”——嫩漠公路开通后。清政府派遣专人开采金矿，大量的淘金者、伐木者涌入兴安岭腹地。黄金源源不断地运往内地，成为慈禧的胭脂钱。“黄金之路”作为连接中原与东北边疆的重要交通线路，已经延伸至鄂伦春族生活的腹地，它彻底改变了鄂伦春族以往的相对隔绝、封闭的地理环境。“黄金之路”的开辟，为内地和边疆的经济文化交流搭建了一条便捷的通道，鄂伦春族与外民族在文化的传播和种种信息的交流方面更为广泛。从嫩江到漠河的900公里“黄金之路”共设30个驿站，每个站的名称都沿用鄂伦春族语的山川、河流冠名。体现了鄂伦春族语言的文化内涵，可以说，自“黄金之路”开通之始，大兴安岭不再是“历史幽静后院”，它促进了交通的不断发展，也为鄂伦春族人带来了经济与文明的兴起。

五、下山定居——实现了民族繁荣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积极引导和创造条件，让鄂伦春族过上定居的生活，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等各方面条件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鄂伦春族人步入了安居乐业、幸福安康的新生活。1953年，黑龙江省的鄂伦春族全部实现了定居，全省在呼玛、爱珲、逊克、嘉荫4县建立9个鄂伦春族新村；内蒙古自治区境内的鄂伦春族人于1957年全部实现定居，建立7个定居乡村；鄂伦春族建起了自己的村庄，实现了定居，这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大事，它标志着鄂伦春民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定居的实现，结束了几个世纪以来的风餐露宿的游猎生活，为全面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不断提高鄂伦春民族的物质文化生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实现定居是鄂伦春族人民历史性的巨变。定居改善了鄂伦春族的生活环境，健康有了保障；定居也为发展鄂伦春族的文化教育提供了条件，定居点办起了学校，鄂伦春族儿童从此有了学习文化知识的机会，学到了先进的思想和文化；定居还改变了鄂伦春族的经济结构，开始学习其他生产技术，从此结束了单一的狩猎。经济、生产力得到了划时代的发展，人民生活也逐步得到了改善；定居生活使鄂伦春族结束孤立聚居的生活状态，开始与其他民族杂居或者与其他民族相邻聚居，进而开始了各民族通婚杂居的生活状态，使文化交流与融合更为密切。在各民族大家庭中，民族团结更加和谐。形成了新型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六、开发建设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进程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给大兴安岭林区的开发建设提供了条件和依据。从1950年至1958年，有森调队、勘测大队、大地测绘等技术人员，多次深入大兴安岭地区进行森林调查及地质测绘和勘测，编制开发建设方案和总体规划。1964年8万铁道兵进军会战大兴安岭，修铁路架桥梁；几万林业工人进行开发建设，建林场，设局址，架线修路。鄂伦春族人成为他们最好的向导，当时曾流行这样一句话“十个指南针，赶不上一个鄂伦春。”鄂伦春族人用他们自己的马匹帮助建设大军送粮食、设备及种种物资，甚至让出自己的房屋充当林业建设的办公用房及宿舍。驮脚运输当向导，把建设者送到森林深处。提供各方面服务。1960年，大批山东移民来到鄂伦春族村插队落户，1969年大批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些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都为鄂伦春族带来了先进的文化理念，多方面、多层次外来文化因子，无疑起到了文化示范、文化移植和文化渗透的作用。^[34]大批汉人进入大兴安岭鄂伦春族地区，使汉语言文化在鄂伦春族中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鄂伦春族内部会说汉语以后及学习汉文的人数迅速增多，通用的鄂伦春族语言逐渐被汉语取代，对鄂伦春族地区的语言文化产生了极大影响。随着鄂伦春族社会的发展，鄂伦春族与汉族的通婚即民族融合越发普及，于是在鄂伦春族原有的十大姓氏基础上又出现了很多汉姓。鄂伦春族人越来越广泛地使用汉语起名字，20世纪50年代以后出生的儿童大多取汉语名字。在生活习俗等方面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变革了同姓不婚的风俗，扩大了通婚范围，这有助于人口的繁衍发展，在饮食和其他生活内容上也逐渐与汉族完全融为一体。^[35]与此同时，大量的国内外文化工作者、专家学者纷纷来到鄂伦春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文化采风，使鄂伦春族社会、民俗、文学、民歌、宗教信仰、语言、风土人情等优秀文化得到整理出版，打开了鄂伦春族的文化窗口，为外界了解鄂伦春族文化创造了条件。鄂伦春族文化由此发扬光大，走出山林，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