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伦春民族

第三节　文化互动

一、文化融合

鄂伦春族生活的大、小兴安岭，是一片富饶而神奇的土地，它与蒙古、俄罗斯比邻。大兴安岭由东北向西南斜贯于黑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境内，黑龙江及上游的额尔古纳河环抱于北，多布库尔河、甘河、诺敏河等众多河流在沿途不断制造冲击盆地之后向东南汇入嫩江；小兴安岭自伊勒呼里山向东南延伸至松花江畔……起伏的山峦与密布的河流交织错落构成了独特的自然和人文生态环境。这里不仅是鄂伦春族世代居住的家园，同时这里也包括鄂温克族、赫哲族、达翰尔族等少数民族。追本溯源，这些少数民族原本都是生活外兴安岭上的渔猎民族。当他们中的一部分移居江河岸边就发展成为大河捕鱼类型的民族，一部分离开森林移居草原则转为游牧民族，一部分移居平原河谷则转为农耕民族，没有走出山林，就成为游猎民族。这种同源关系使他们的文化在许多方面保持一致性。比如：在民族称谓上，二者的汉译都有“住在森林里的人”的含义，在历史上曾被统称为“索伦部”，皆源于古代“室韦”部落；比如共同的宗教信仰——萨满教；共同的图腾禁忌——熊祭；相同的生活习俗——食肉衣皮；相同的居住方式——“斜仁柱”；相同的文化传承——桦皮文化；等等。^[36]

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生活在同一或相邻区域的人们在共同的生产和生活过程中，相互之间不断进行着生活的交往和思想的交流，逐渐达成共识。这些思想和思想共识的积累形成了同一或相邻区域人们共有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使他们的民族文化具有同一性和相似性。历史的演变与分化使不同的民族产生差异，但是差异也促进了交流，文化生态环境的相似，经济文化类型的相似，以及共同地域环境中的共时存在，为他们相互间的融合交流与变革提供了客观条件上的可能。文化的交流与渗透依然是他们文化保持相似性的重要因素，许多传说及事实印证着各民族间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存在。比如桦皮船在鄂伦春族、赫哲族、鄂温克族中都广泛使用。按照鄂温克族人的传说，他们的桦皮船是从鄂伦春族人那里学来的。宗教信仰——萨满文化也是文化传播的结果。活了101岁的鄂温克族女萨满妞拉讲，在15岁时成为萨满，她的师傅就是特格人（指呼玛河流域的鄂伦春族人）。^[37]

二、生产工具技术的传入

历史上，鄂伦春族是饲养驯鹿的民族，在狩猎生活中原本没有马，长期生活在封闭的森林环境中，其社会发展很缓慢，从元代的“树中人”到清初的“林中百姓”，几乎没有本质的变化。在黑龙江北岸游猎时，他们饲养驯鹿作为交通运输工具，后来迁至黑龙江南岸后，由于驯鹿饲料——苔藓的减少，使鄂伦春族人逐渐用马替代了驯鹿。鄂伦春族人的马一方面是他们被编入八旗后官府配给的，另一方面是有了交换关系之后用猎物换来的，还有一些是从草原蒙古人那里得到的。猎马是鄂伦春族人赖以生存的主要工具，它大大提高了狩猎水平，他们可以获得更多的猎物，生活水平已大大改善，因此说：先进生产工具、生产技术的传入不仅能证明鄂伦春族与相邻民族间的交往的存在，也成为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因素。

农业在鄂伦春族地区的出现虽然比较晚，但是它也打开了鄂伦春族封闭的世界。清末民国初年推行“弃猎归农”政策，在其他民族的推动下，鄂伦春族人学会了农业耕种和生产技能，建屯兴垦，兴办教育。通过与其他农耕民族的商品交换，加强了同其他民族的经济文化联系。也有一些鄂伦春族人吸收了先进民族的生产技术，尝试稼穑之事，学会了种地，有的雇用长工和短工，有的租用土地，逐渐认识到了种地的好处，丰富了饮食结构，改善了单一的肉类、鱼类生活。农业的传入不仅改善和丰富了鄂伦春族的物质生活，还为以后的从单一狩猎向多种经营发展，改变从游居方式向定居生活过渡奠定了基础。

三、商品经济引起的变化

谙达和商人进入鄂伦春族社会以前，鄂伦春族还处于弓箭、扎枪的时代，只是偶尔同周边民族进行交换，获得少量的铁箭头、扎枪头等，用这些简陋的工具，猎取自己生活所需要的皮张、兽肉、鱼类等，用来解决衣着和食物。鄂伦春族同谙达和商人开始交换以后，铁器输入进来，如铁箭头、铁扎枪头、铁锅等。有了铁器就更便于射杀野兽；有了锅，给煮各种食物带来了极大的方便。铁器普遍使用以后，火枪，随后是单响的“别拉弹克”枪和新式步枪，再加上可以驰骋千里的快马，就使他们的生产力在不到200年的时间里，达到高度先进的水平。鄂伦春族自从同外界开始交换以后，生活大大丰富起来，吃、穿、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吃着输入进来的粮食，如各种米、面，用他们同兽肉搭配起来食用，不但增加了身体所需的营养种类，吃起也更可口。过去不论冬、夏、春、秋都要穿狍皮衣裤，自从布匹传入鄂伦春族地区后，鄂伦春族人特别是夏天，布衣裤不但轻便，而且凉爽，还减少了蚊虫叮咬。通过交换，从针线等小商品，到绸缎，真是应有尽有。与此同时，国内各民族，也很需要鄂伦春人所猎取的各种细毛皮张和鹿、熊、獐身上的名贵药材。这些猎品的需要量越来越大，价值也越来越高，刺激了狩猎生产的积极性。鄂伦春族人的猎品成为商品，再也不是光为自己消费而生产，而是为了出售，其性质完全改变了。鄂伦春族人的猎品、商品和其他商品紧密地结合起来了，国内市场需要珍贵的猎品，鄂伦春族需要国内市场上的各种生产和生活资料。因此，这种交换不但满足了各自所追求的商品，而且在商品交换过程中，也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交流的过程。在交换过程中，先进的思想、文化逐渐输入到鄂伦春族地区，从而对鄂伦春族的社会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四、语言与文化的交流

鄂伦春族语、鄂温克族语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通古斯语支，赫哲语属阿尔泰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达斡尔语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蒙古语支。虽然这些民族的语言分属不同的语支，但都属于黏着语类型，他们在长期的相互交往中，彼此间的影响很深。历史上，居住在呼玛河流域、盘古河流域、倭勒河流域的鄂伦春族人对话，其他地方的鄂伦春族人、鄂温克族人都能听懂。这一带的鄂伦春语言与现在俄罗斯一些少数民族语言也相一致，因为这一带的鄂伦春族人历史上生活在外兴安岭或结雅河流域（俄罗斯境内），他们还保留着比较原始的鄂伦春语言；而生活在阿里河流域、托河流域等地的鄂伦春人，由于受蒙古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的影响，彼此都能会话鄂伦春语及其他民族语言。其原因是由于所处地域相同，以及受附近其他民族的影响，使自己民族语言中融合了一些其他民族语言而形成的特有方言的结果。靠近俄罗斯边境的鄂伦春族、鄂温克族由于受其影响，他们的语言中掺杂着一些俄罗斯语。^[38]黑龙江省的大、小兴安岭中，一些地名、山河名称都是用鄂伦春语冠名；在内蒙古自治区境内的地名、山川河流名称都是用蒙古语和鄂伦春语冠名。因此说历史上这些民族间的交往很多，这是他们文化上保持较多一致性的因素。山林、江畔和草原等不同地域的文化是适应客观生存环境过程中所形成的狩猎、渔猎、游牧等民族文化特征，相互之间受影响。正如黄任远先生在《黑龙江文学通史》第一卷所分析的：“其原因是因为他们的住处相邻，近似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产生相同的心理，渔猎生活相似，民族族源相近，他们在历史上的不断迁徙、接触、融合；另外民族语言的近似，如满族、锡伯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的语言同属于满-通古斯语族；信仰崇拜相同，都信仰萨满教，信仰万物有灵，崇拜自然、崇拜神灵等。”^[39]

伴随着先进生产工具、先进技术传入的还有异族的文化，文化的交流渗透使得鄂伦春族人更多地了解外面的世界，许多的传说故事记录了异族文化对鄂伦春族文化的影响与渗透。在鄂伦春族中流传《尼顺萨满》的故事，满族故事中有《尼山萨满》的萨满神话，这两者讲述的都是“尼产”“尼山”“尼顺”女萨满请神跳神，用“神”治病的故事。在鄂伦春族的《古善和老虎》、赫哲族的《山神爷》以及鄂温克族的《老虎报恩》中，都有老虎如何报答救助它的猎人这样一个共同主题，表面凶残的老虎被人性化，被尊为山神爷。另外，鄂伦春族和鄂温克族都有人熊结合繁育后代的传说，还将熊尊为氏族图腾，衍生出相似的熊崇拜仪式和禁忌。可以说这种相似性与这几个民族都是狩猎，并且生活在相似的自然环境中有密切的关系。

关于说唱故事，蒙古族的《阿拉坦嘎鲁》、鄂伦春族的《英雄格帕欠》、赫哲族的《满都莫日根》都是英雄叙事作品，虽然在叙事的细节上各有不同，但通篇关于英雄出生、出征、结友、复仇、凯旋等环扣线索和程式化情节结构表现出惊人的相似，反映出这三个民族英雄讲唱作品具有普通的共性特征。^[40]

鄂伦春民族有语言无文字，学校教育的发展基本上依赖于周围文化发达的满、汉民族的支援，这种各民族间相互交流和支援是少数民族文化教育发展的必要条件。鄂伦春族人不仅开始学习使用满语、汉语，而且也开始使用满语、汉语文字来记录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这一行为本身就使得他们本民族的文化被深深打上异文化的烙印，同时少数民族语言进入强势的汉语活语体系时常常表现出向汉语言靠拢的姿态。这种对主流文化的认同，加速了民族文化的融合。

新中国成立以后，鄂伦春民族走出山林，实现了定居，并与汉、满、蒙古、鄂温克、达斡尔等民族共同生活在一起，与其他民族通婚融合，学习汉语，接受先进民族的思想和文化，民族教育得到进一步发展，许多鄂伦春族学生走出森林到各大城市各大院校学习深造。鄂伦春族以开放的本土意识积极主动认同和接纳先进的汉文化，由此，构成了鄂伦春族文化的多元性。鄂伦春族现代观念对于异族通婚普遍认可，对传统文化商业化的选择，对子女接受教育程度，就业岗位期望值的增高等都表现出传统文化向现代化进步的趋势。

【注释】

[1]《黑龙江外边》。

[2]《龙沙纪略》。

[3]《东三省与地图说》，附录，条陈十六事。

[4]《黑龙江外记》。

[5]《东三省与地图说》，附录，条陈十六事。

[6]《黑龙江外边》卷三。

[7]郑东日：《鄂伦春族社会变迁》，延边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2页。

[8]《黑龙江外记》，卷五。

[9]参见郑东日：《鄂伦春族社会变迁》，延边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3~65页。

[10]参见郑东日：《鄂伦春族社会变迁》，延边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3~65页。

[11]参见郑东日：《鄂伦春族社会变迁》，延边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3~65页。

[12]参见郑东日：《鄂伦春族社会变迁》，延边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3~65页。

[13]参见郑东日：《鄂伦春族社会变迁》，延边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3~65页。

[14]秋浦、布林：《呼玛县十八站鄂伦春族民族乡调查》，鄂伦春族调查之四，第232页。

[15]秋浦、布林：《呼玛县十八站鄂伦春族民族乡调查》，鄂伦春族调查之四，第232页。

[16]秋浦、布林：《呼玛县十八站鄂伦春族民族乡调查》，鄂伦春族调查之四，第234页。

[17]参见韩有峰：《黑龙江鄂伦春族》，哈尔滨出版社，2002年，第169~170页。

[18]《鄂伦春族社会历史调查》第二辑，第63页。

[19]《鄂伦春族社会历史调查》第二辑，第234页。

[20]《库玛尔路鄂伦春族档案材料》第1册，第32页。

[21]韩有峰：《黑龙江鄂伦春族》，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第170~171页。

[22]韩有峰：《黑龙江鄂伦春族》，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第173页。

[23]《朔方备乘》卷二。

[24]关小云：《鄂伦春族风情概览》，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1998年，第2～3页。

[25]王为华：《鄂伦春原生态文化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9页。

[26]唐戈：《鄂伦春族的“部落”组织——兼谈满族制度对鄂伦春族社会的影响》，《满语研究》，2002，（1）。

[27]《东三省舆图说》附录。

[28]《清德宗实录》卷一百四十六。

[29]《东三省政略·兴东篇》

[30]黑龙江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黑龙江少数民族》，档案史料选编，1985年，第178~179页。

[31]韩有峰、都永浩、刘金明：《鄂伦春族历史、文化与发展》，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第55页。

[32]韩有峰、都永浩、刘金明：《鄂伦春族历史、文化与发展》，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第58页。

[33]《瑗珲县志》卷十三。

[34]参见王为华：《鄂伦春原生态文化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1页。

[35]参见王为华：《鄂伦春原生态文化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2页。

[36]参见王为华：《鄂伦春原生态文化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2页。

[37]参见王为华：《鄂伦春原生态文化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156页。

[38]王咏曦：《北方渔猎民族丛考》，齐齐哈尔社会科学杂志社，1990年，第169页。

[39]鼓放：《黑龙江文学通史·第一卷》，北方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32页。

[40]参见王为华：《鄂伦春原生态文化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