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逊·威尔斯对电影美学做出的贡献

三、奥逊·威尔斯——一个时代的终结

40年代的好莱坞，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关键阶段，这时有声电影的出现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人们对声音技巧的运用到了纯熟的地步。而作为好莱坞的拿手好戏，类型片也发展到了顶峰，西部片、喜剧片、强盗片等等，已经至善至美。程式化的剧情结构，永远是金碧辉煌的豪华场面，一个赛过一个漂亮的超级女明星，构成好莱坞电影的基本模式。这种辉煌、这种成熟、这种硕果累累的丰收、这种让人陶醉的完善，都预示着好莱坞已经具备了从顶峰下滑的一切条件。因为这时的好莱坞已经故步自封，已经听不进意见，已经激不起灵感了。这时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虽然欧洲市场大部分被纳粹德国封闭，但专门拍给前线士兵看的娱乐片仍然十分畅销，好莱坞制片人的收益没有受到影响。在好莱坞的鼎盛时期，敢于在这个庞然大物的严密统治下开拓一条新路，并为电影美学作出重大贡献的是好莱坞青年导演——奥逊·威尔斯。

公民凯恩，美国

奥逊·威尔斯(Orson Welles，1915—1985)生于美国威斯康星州一个富裕但并不美满的家庭，他母亲过早去世，父亲是个酒鬼。威尔斯从小特别聪明，两岁能阅读，7岁就会拉一手好提琴，10岁就能背莎士比亚诗剧。他父亲看儿子喜欢戏剧，就经常找一帮当演员的酒友来家里演戏，对他起了一定的熏陶作用。不久他被送进一所管教非常严格的杜德男校上学，但凑巧这个学校的杜德校长是一个狂热戏剧爱好者，经常在学校组织舞台演出，威尔斯因此如鱼得水，不仅经常参加演出，而且常以导演的姿态出现，非常神气。在这个学校，他下决心终身当一名演员，最后成为导演。所以到20岁时，这位有“美国神童”美誉的威尔斯在舞台上已经屡获成功，誉满美国。然而把威尔逊推入好莱坞的却是另外一件至今让人津津乐道的“大事”。1938年万圣节(10月31日)是美国人纵情胡闹的日子，这天晚上一个身份不明的播音员突然打断了广播电台正常播出的节目，宣布火星人在新泽西州着陆的消息，并不时插入类似的实况，中间还夹着内务部长的一篇戏剧性的讲话，最后是总统出场证实这场灾难的严重性。这使几十万人以为世界末日到了，人们四处逃命，城里人往乡下逃，乡下人往城里躲，公路上无数汽车奔驰，医院里挤满了伤员和心脏病人，还有人趁火打劫，半个美国被恐惧笼罩，直到人们想起这是一个万圣节的玩笑时才回过味来。这一出色的恶作剧使威尔斯名声大振，一直到几年后日本人偷袭珍珠港，播音员用战战兢兢的声音宣布这一消息时，好多人还以为又是威尔斯的追随者在搞“狼来了”的把戏。事情发生后，好莱坞那些专门罗织人才的人便登门求贤，雷电华公司董事长亲自登门聘请威尔斯，破例在聘书上写明给予他制片人兼导演的特殊权力和每年一部影片，分红利25%的优厚待遇。进入世界影都之前，奥逊·威尔斯没有任何拍片经验，据说作为业余爱好者拍过两本16毫米的短片，却谈不上什么从影的经历。但威尔斯并没有受宠若惊的感觉，而是放开手脚大干起来，他决定以当时美国报界巨头，控制美国大部分报纸股份的威廉·伦道尔夫·赫斯特肮脏的发家史和私人生活作为他第一部自编自导自演的故事影片，最后拍成了在世界电影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杰作《公民凯恩》(1941)。

影片开始于黎明时分，威严的桑那都庄园屹立在佛罗里达海滨的山顶上。长镜头从远处向里推，在一扇大门停下，大门上嵌着一个硕大的“K”字，镜头推进庄园越过窗户，一位垂危的白发老人躺在床上，原来被称为“美国的忽必烈”的著名报业大王，76岁的查利斯·福斯特·凯恩正处于死亡的弥留之际，只听见他说了一句话“玫瑰花蕾”，便再也没有醒来，从他手中滑出一个里面镶有飘扬雪花的玻璃球。对于“玫瑰花蕾”，在场的没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有人以为是关于他大笔遗产的暗语，有人以为是某个情妇的爱称。一组8分钟的新闻纪录片展示了凯恩奇迹般的一生，解说词说:“凯恩的帝国在其昌盛时期，曾经控制着37家报纸，13家杂志和一个无线电广播网，是帝国中的帝国。”新闻镜头追溯了他创办了《问事报》，涉足政坛，与总统的侄女结婚又离婚，又与女歌星苏珊结婚，以至于在竞选州长中一败涂地，直至晚年孤身一人住在桑那都庄园的一生。一位青年记者汤姆逊对这部新闻片不满意，决心以“玫瑰花蕾”之谜为契机，对这个已经去世的人们褒贬不一的大人物进行调查。经过六次查访，对接触过凯恩的人进行详尽地查访，虽然还没有弄清楚“玫瑰花蕾”的确切含义，但对凯恩一生及其为人都了解得清清楚楚。原来小凯恩的父母是开小旅店的店主，由于一位房客付不起租金用一家金矿的产权契约作抵押，后来这家金矿行情见涨，于是凯恩家发了横财，成了巨商。他父母请来了华尔街金融巨头赛切尔来当他们的财产委托人，并作为小凯恩的监护人到25岁。这一段里有一个小凯恩非常兴奋地在用雪橇滑雪的场面，他母亲决定让他离开家由赛切尔托管和教育，而天真的小孩不愿意离开母亲和温暖的家。在离家之前，小凯恩用雪橇猛击赛切尔的肚子，接着就是那所房子的中景:雪花纷纷飞，覆盖在雪橇上。25岁时凯恩自理财产，他这时目空一切，买下了美国一家大报《问事报》并对报纸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发行量大增，击败了竞争对手《纪实报》，并把《纪实报》的高级记者、编辑用高薪网罗过来。从此凯恩实力大增成为报业巨头，不久又与总统的侄女结了婚，跻身于上流社会，他的财务遍及全美国。这个人干劲十足却态度蛮横，权力欲极强，不信任任何人，连他的妻子也不相信。开始他与妻子爱米丽的关系挺融洽，但不久，凯恩为了权力忙得不亦乐乎，致使感情产生裂痕，矛盾加剧。凯恩不满足于企业界的成功。又参加州长竞选，但他的竞选对手抛出他与歌女苏珊的桃色新闻，使凯恩竞选遭到惨败，妻子也带着儿子离他而去，凯恩的生活一下子几乎跌入低谷。但凯恩并不死心，两年后，妻子死于车祸，他正式娶苏珊为妻，并违背苏珊的意愿，决心要使苏珊成为歌星，他花了300万美元专门为苏珊建造了芝加哥歌剧院，揭幕的那天晚上，他请来各界名流，为苏珊捧场，但苏珊演出并不成功。从此他脾气更加暴躁，让苏珊隐居在私人庄园再也没出来。不久苏珊也离他而去，因为苏珊感到凯恩对她就像收藏古玩珍品一样把她放在家中，并没有真正的爱情。苏珊走后凯恩歇斯底里发作把苏珊卧室中的家具砸得粉碎，唯独剩了一个内有雪花的玻璃球。最后他失去对报纸的控制，失去了妻子、情人、朋友和一切，一个人孤零零地死在别墅里。

在记者汤姆逊采访完了最后一个人，凯恩的管家后正要离开庄园时，人们正在清理他的家产，在一个地下室里，有些废物被扔进壁炉烧掉。汤姆逊对一个同事说:“凯恩是这样一个人，他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然后又失去了这一切，‘玫瑰花蕾’也许是他没能得到的，或是他失去了的东西，我不相信一两个字能解释一个人的一生。”这时观众看见杂物中有一副小雪橇上写着几个字“玫瑰花蕾”，这副雪橇正是他童年时滑雪用的，最后雪橇被扔进壁炉烧掉，镜头上移，顶层的烟囱冒出来的烟，镜头最后切到“闲人免进”的牌子，慢慢退出桑那都庄园，影片结束。

这部影片背叛了好莱坞一贯的逃避现实的传统，把镜头直接切入美国社会中最有势力的报业大王的私生活，以现代的叙事结构揭示了一部残酷的发家史和一部悲剧式的感情发展史。这部影片有点像侦探片，它通过记者汤姆逊的调查，讯问了五个与凯恩关系密切的知情人，而这五个讲述凯恩情况的人都通过回忆从各自不同角度来评价这个有争议的人物。这种调查与回忆相结合的方式，构成了影片的整体结构，也使这个人物变得复杂化、完整化，立体化，人们可以从一个总的角度对他的一生加以衡量。影片的结尾和影片本身一样复杂，影片始终没有明确解开“玫瑰花蕾”之谜。结尾时，一面是记者的结论:“我不相信用一两个字能说明一个人的一生”，一面是观众终于在一副小雪橇板上看到了“玫瑰花蕾”这几个正在燃烧的字。这是一种什么暗示呢?一位一生轰轰烈烈，拥有万贯家产的百万富翁临死前却只想到已经破旧的小雪橇板。这几个字也许包含了凯恩一生的艰辛和成败;也许包含了对儿时纯真生活的向往，对成年后尔虞我诈生活的厌恶;也许包含了儿时与母亲分离时的痛苦，对临终时孤零零一个人这种没有爱的故事的感叹。影片以含而不露的笔调，将现代社会问题提升到了人性异化的哲学高度，深刻地展示出凯恩性格中的巨大矛盾，即被资本燃起的贪婪与专横，同人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公民凯恩》被称为具有一种崭新思维方式的现代电影的纪念碑。结尾镜头中冒烟的烟囱和“闲人免进”的牌子都给人一种不确切但又异常丰富的含义。

从结构上看，奥逊·威尔斯已经冲破了好莱坞影片封闭的单视点的结构形式。对故事片作了开放式的多视点的结构形式和倒叙式的处理，他不像传统电影那样，把导演所理解的现实意义，以一种强迫的方式灌输给观众，使观众接受导演的世界观、审美观，以及对某事件、某个人物的评价。《公民凯恩》展现在观众面前的是完整的、丰富复杂的现实情景，让观众自己去感受、去思考，而不强迫观众去注意什么，去接受导演的单一观点。通过凯恩生前这些了解他的人对他的各种评价，人们可以挖掘出一个更深、更复杂、更完整的人格。

在镜头运用上，威尔斯也作了大胆的尝试。他把长镜头与蒙太奇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充分利用了电影时空自由的特点。他把长镜头作为一种表现手段，如在记者汤姆逊到夜总会采访苏珊时，镜头开始对准一幅模糊不清的广告画，一道闪电照亮了这幅广告，原来是苏珊的广告头像，然后摄影机不间断地在雨夜中向上移到屋顶处，又一道闪电，摄影机从房顶的天窗上照进夜总会的内景:潦倒的苏珊正在一张小桌旁独自喝酒，边饮边哭。另外在芝加哥歌剧院里，苏珊演唱时，镜头先是对准声嘶力竭在唱歌的苏珊，然后慢慢向上移，一直移到舞台顶部，停在两个忍俊不禁的舞台工人身上。影片结尾处，在汤姆逊发表了“玫瑰花蕾”的宏论后，摄影机在堆积如山的纸箱和杂物中间移动，半天才移到火炉边停在正在燃烧的雪橇上。这些长镜头都是一种不间断的蒙太奇表现手法，既有丰富的含义又有真实感。威尔斯用蒙太奇去压缩时间，大大扩展了影片的容量，使这部影片能够简洁地展现主人公一生的重大事件，比如在表现凯恩与第一个妻子感情逐渐淡化的过程只用了六个镜头，而且场景完全没变，都是在餐厅的餐桌上，只是用衣服的变化和动作表现两人感情的疏远;第一个镜头凯恩和夫人都穿着礼服，边吃边谈话，气氛很融洽，凯恩还站起来给妻子倒牛奶;第二个镜头还是吃早餐，彼此只交谈了几句，凯恩没有动作;接下来每次两人的交谈越来越少，争吵越来越多;最后一个镜头，凯恩在看他办的报纸《问事报》，妻子却在看对手的报纸《纪事报》，这一组镜头的音响甚至没有中断，好像一直在交谈，但从甜言蜜语慢慢转成相互指责，几分钟的镜头干净利落而又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夫妻两人八年感情变化发展的过程。这部影片中，对音响蒙太奇的成功运用得益于威尔斯曾经从事过广播工作，他对声音的效果十分敏感。如有一场戏，苏珊正在她破旧的住所为凯恩弹钢琴，曲子没有变，但镜头却化入一所上等公寓，一架崭新的钢琴，凯恩在为她鼓掌。在另一场戏中，凯恩辞退了老同学、老朋友莱兰，并给了一张2．5万元的支票，苏珊一边看着莱兰把支票撕成碎片，一边指责凯恩的做法不对，两人吵了起来。这时外面有一个黑人正在唱“那不会是爱情，因为没有真正的爱情”，这里音乐含蓄的使用已经相当成功。

后来人们议论最多的是威尔斯使用的纵深镜头，也就是把前景到后景的所有的物体都清晰地显示在焦点之内的镜头。他在影片中多次使用了这种纵深镜头。在童年回忆的那场戏中，前景是房间里的凯恩的父母和赛切尔，后景是通过窗户看到小凯恩最后一次在雪地上尽情地玩耍。在这里如果是倡导蒙太奇的爱森斯坦就会反复切换室内和室外的镜头以便交代关系，而威尔斯用一个镜头同时把外景和内景展现给观众看。最精彩的纵深镜头运用是苏珊不愿当歌剧演员，凯恩强迫她当，她企图自杀的一场戏。镜头上，前景是一只玻璃杯和一瓶安眠药，中景是枕头上苏珊的面部特写，后景是门上和门下透进来的光线。这时的音响也是立体的，观众同时听见近处苏珊的喘息声和远处凯恩在拼命敲门的声音。两种声音造成一种紧张气氛，纵深镜头又造成距离感。在苏珊出走以后一场戏中，凯恩孤独地在桑那都豪华的大厅里迈着步子，大厅四周的镜子重重叠叠地映出凯恩老态龙钟的身影，造成同一画面上前后景重叠。这里是用纵深镜头表现凯恩人性被扭曲的形象，利用空间变形把纪实性和表现性融为一体，非常有新意。后来法国影评家巴赞反复用威尔斯的纵深镜头来反对爱森斯坦的蒙太奇理论。

这部影片由奥逊·威尔斯本人主演，在拍摄过程中就充满了戏剧性。拍摄花了15个星期，一直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拍摄，他甚至打破好莱坞的惯例，不让经理插手他的最后剪辑工作。尽管如此还是闹得满城风雨，因为影片主人公的原型是取材于当时蜚声美国的报业大王赫斯特，这位大亨听到这个消息后勃然大怒，他要不惜一切手段制止影片的发行。他命令他拥有的100多家报刊不准宣传这部影片，不准登广告，不准写评论，甚至对雷电华公司进行围攻，声称要买下全部拷贝然后销毁。但威尔斯根本不理会这些，赫斯特的围攻反而为他的影片作了广告。1941年4月9日《公民凯恩》在纽约百老汇剧院和洛杉矶大使剧院同时举行首映式，评论界如醉如痴地大加赞赏。但不幸的是，不知是由于过分宣传使观众的希望值变大，还是其他原因，广大观众对这部影片仅仅停留在礼节性赞赏之中，最后这部影片竟然票房很不好，使雷电华公司亏了一大笔钱。据巴赞分析，《公民凯恩》是一部成年人的影片，超出了当时一般美国观众的智力水平。或者说，这部影片最多是有助于提高他们的欣赏水平，美国人还没有想过看电影还要自己去思考。

从此，奥逊·威尔斯走上了一条极艰难的道路。《公民凯恩》在经济上失败后，虽然威尔斯声望仍然很高，但他已经失去了自由选择题材的权力。不久，他在公司命令下拍了另一部影片《安倍逊大族》(1942)。这部影片是讲美国中部小镇上一个家族的变迁史，反映家族成员之间的爱情纠葛。威尔斯在处理这些爱情故事时进行大量的心理描写和社会性的分析，使这部影片具备了理性的震撼力。但是正是由于这些心理描写使《安倍逊大族》在商业上又一次失败，甚至赶不上《公民凯恩》的收入。雷电华公司料到了这种后果，所以在剪辑时就把威尔斯打发到南方去拍片了。公司补拍了一些片断加在里面，并把原片砍掉了43分钟，使之成为一部支离破碎的影片。其中补拍的镜头明显不是出自威尔斯之手，但仍有很多威尔斯拍的精彩场面为后人赞叹不已。

以后威尔斯虽然还能拍片，但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荣耀。1958年以前他又拍了十几部影片，但因为他抗议公司任意删改他的影片，与公司闹得天翻地覆。由于积怨太深，1958年，这位天才的导演被赶出好莱坞。他被好莱坞称为“制造麻烦的人”，此后他在欧洲过着极不安定的生活。为了筹集资金和维持生活，他接受各种片约，执导他根本不愿拍的电影，甚至在别人的影片中担任小角色，到70年代退出欧洲影坛为止他共拍了三十多部影片，其中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影片。他回美国时好莱坞早已把他忘记了，新一代的观众从来没有看过他的电影，这时候他在美国的形象只是在电视屏幕上指着保罗·马通公司的酒，甜声甜气地说:“我们的酒不到年头绝不出售。”谁也没想到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为电影艺术作出过巨大的贡献。对电影疯狂的爱好使这位优秀的导演不断与命运抗争，在70岁高龄时，他强烈的创作欲望促使他重返影坛，想把莎剧《李尔王》改编搬上银幕。正当他为他的拍片计划作准备的时候，1985年10月11日，他的司机发现他死在洛杉矶自己的私人住宅里。

巴赞说:“今天的奥斯卡舍得三个五个地给装腔作势的冒牌理性影片发奥斯卡金像，却只赏给《公民凯恩》的作者、演员兼导演一个最佳剧本奖。”这些话表达了影评界对好莱坞的极度不满与愤怒。在每四年一次的由全世界最有名望的电影理论家评选历史上最佳的12部影片中，《公民凯恩》每次都名列前茅。可能是出于舆论的压力，1975年美国电影研究院为奥逊·威尔斯颁发“终身成就奖”，总算为这位艺术家的艺术生涯画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