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家欢乐几家愁

三、改制:几家欢乐几家愁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意见》中再次提出培育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深化文化企业改革的要求和指导思想。由此,电影公司的体制改革乃大势所趋,既是时代的必然要求,又是公司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目前重庆市区县电影公司中,已有黔江、铜梁、武隆、梁平、荣昌、巴南、南川、合川、永川等数家电影公司完成体制改革。但体制改革带给各区县电影公司和电影事业的影响却大相径庭,在这些改制后的电影公司中,出现了“几家欢乐几家愁”的局面。

(一)何处是电影的家

我们说改革势在必行,但改革不是目的,而是发展的途径。如果为改革而进行改革,那么改革后的结局只会越改越糟。在这些完成改制的电影公司中不乏此类。地方政府部门视经营状况极其糟糕的电影公司为一块亟待根除的“毒瘤”,不早些割除只会带来更大的损伤,而忽视了电影公司本身所具有的非商业性的社会文化功能。

电影公司不稳定,整个文化系统都不得消停,为了保持稳定,为了地方文化建设的肌体健康,只有牺牲电影公司,以改制的形式,将其剥离,这样地方政府也便少了一块心病,以后电影如何发展,只有任其自生自灭。这样的想法和做法听起来似乎显得太让电影公司和电影人伤心,但是,一些区县的体制改革确实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梁平县电影公司是较早完成体制改革的,电影公司解体,但至今没有组建相应的电影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具体电影业务从电影公司剥离出来,由当地文化馆代行,比如惠民工程的组织实施和监管。

电影公司这个名词在梁平已经成为了一种记忆中的东西,找不到其可以容身的处所。相比之下,武隆、黔江似乎显得更糟,电影公司随着体制改革而消亡,至今仍未启动组建新的具有电影发行放映功能的公司形式。两个区县似乎成了与电影无关的地方,电影事业一片荒芜。惠民工程的组织实施由县文广新局业务科室直接对农村电影放映队,而少了电影公司这个中间环节。这种程度的简化是得是失,也许评判者只能是我们的农村电影放映对象,或者电影市场里回荡的声声叹息。电影如果可以说话,一定会问:何处是我电影的家?

巴南区电影公司(含川剧团)于2001年开始进行公司体制改革,公司资产评估价值为400万,与300万元公司债务相抵,剩余部分用于职工整体安置。公司资产在改制完成后以零资产的形式转移到由电影公司(含川剧团)原有职工集体参股组建的巴南电影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因开发建设协信广场拆除了鱼洞城区唯一的电影院后,该公司及巴南政府部门就把重新修建区电影院摆上了议事日程,从2004年起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和巴南区“十一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几年来,区委、区政府分管领导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讨论,区文广新局会同区建委、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及时开展工作,对重新修建区电影院进行了调研、勘查和论证,并向区政府写了专题报告,要求尽快启动巴南电影院建设工作。但由于鱼洞党校片区居民密度大,整体搬迁困难,区委、区政府片区整体开发的发展思路一时难以找到合适的开发商合作。尽管多次呼吁,但至今仍未能得到区委区政府的批复,巴南电影院的建设迟迟不能进行。由于没有电影院作为经营的阵地,巴南公司只能在原公司宿舍楼下的几间房子里面办公。经营业务也只限于少数门面的出租收入和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年收入在50万左右,勉强维持公司的基本运营,职工每月只能拿到800元工资。

对以上几种情况,其主要成因在于,地方政府部门对电影公司体制改革的实质认识不够,忽视了电影文化建设的重要功能。电影公司体制改革,是以发展为主题,以改革为动力,以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形成科学有效的电影管理体制和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电影市场体系。发展是硬道理,电影公司的体制改革,如果抛开了电影事业的进一步发展,电影市场的进一步完善,来奢谈改革,是极不负责任的。如梁平、武隆、黔江等县区,体制改革后就将电影事业抛在了脑后,任由其自生自灭。对他们来说,改革似乎只是为了甩掉包袱,只是为了求得一时的稳定,而忽视了电影文化在地方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功能,也扼杀了本就脆弱的农村电影市场,这样错误的做法是值得地方政府和电影改革者们深思的。巴南区虽然组建了新公司,但公司的运营因为硬件设施的缺失而长期无法正常开展。电影公司发展方案与地方政府工作思路存在一定的冲突和矛盾,这无可厚非。但这种矛盾总是可以想办法调和解决的,而新建区电影院的方案一次次被搁置至今未果,便暴露出地方政府对电影事业的重视程度的不够。

(二)我(我们)的电影公司

随着电影公司的体制改革,原文化事业单位的电影公司解体,不复存在,原公司职工也随之解除原有的身份成为自然人。但到此为止,电影公司的体制改革,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完成,更为重要的是,新的从事电影发行放映业务公司的组建并未完成。目前,几个改制后的区县,除了梁平、武隆、黔江,还有刚刚完成公司解体和安置的永川、合川之外,都相继组建了新的电影公司,有职工参股形式的股份制公司,如巴南、尚在筹建中的合川等,有开发商组建的有限责任公司转由个体承包经营的,如南川;也有个体性质的私营公司,如铜梁。通过体制改革和新公司的组建,职工群体或者个人成为了电影公司真正的所有者、经营者。脱离了地方文化部门的管辖,真正成为现代市场体系中“政企分开、产权明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经济实体。巴南公司虽早已组建但由于新建电影院迟迟未能启动,经营一直无法正常开展。改制后效果最为明显的当属铜梁、南川。

铜梁县电影公司于2000年改制完成。公司原有资产评估价为500万元,当时由开发商买下电影公司原有资产,开发商经营一年半后,现公司王经理从开发商手中买下了用于电影经营的部分资产,开始了个体式的经营。初次见面时,王经理偕同夫人开着价值二十万的自家新车来接我们。走进电影公司,如同走进主人的家里。这边是经理办公室,那边则是生活起居室,另一边却又成了电影设备和拷贝库。不管哪里,都井井有条,干净利落。夫人是得力的助手,夫妻档式电影公司开办得有滋有味。目前公司主要承担了“惠民工程”的农村电影放映工作,公司与各电影放映队签约,形成固定的放映网络关系,同时有少量门面出租收入和一些“影企联婚”电影放映活动。2007年公司年收入大约40万年,扣除成本费用,年实现利润4万多元。这在农村电影市场不景气,各级政府开始关注的初期,已经是极为难得的经营效益了。王经理夫妇对此也比较满意。用王夫人的话说:闲着也是闲着,有这么一摊子事,干着还挺有意思的,干好干坏没有埋怨,赚多赚少,图个自在。

南川区金色电影公司于原电影公司改制后组建,现由公司汪经理承包经营。金色公司与南川区新农村电影放映管理站共同分担惠民工程的组织放映工作。新农村电影放映管理站是惠民工程实施以来农村放映员自发组织的团体,协调组织放映员进行农村电影放映,这也是南川农村电影放映的独特之处。为了协调金色公司与管理站之间在电影放映中的矛盾和纠葛,区文广部门实行两家分片放映,明确各自放映权限。这样一来,金色公司只是承担了惠民工程的一部分,汪经理对此也很无奈,期望数字院线的实施能够将这种局面有所转变。目前金色公司运营状态相对稳定。惠民工程放映收入10万元,影院歌舞演出场地出租收入6万元,扣除房租、工资和运营成本,年实现利润约3万元。调研中,汪经理正在组织大厅增改小厅的建设,约需投入6万元。不过为了电影公司持续发展,投入是值得的。最近汪经理听闻重庆市委薄熙来书记关于每个区县至少有一个电影院的讲话,非常激动。政府的高度重视是企业生存很关键的前提条件。

谈到电影公司体制改革,改制后的公司所有者、经营者的观点都显得很辩证,他们认为就目前状况来说,对于公司经营既有利又有不利因素:有利因素是公司经营自主,没有政府插手约束,也免去了一请示二汇报的繁琐与等待。公司经营者可以根据公司自身的实际情况,构建适合公司的发展思路。说白了,就是公司是我的、我们的,自然是我、我们说了算。而不利因素则是没有了地方政府作为经营的靠山,面对棘手问题解决乏力。这其实是“靠政府”的思想惯性在作怪。电影企业总是带有与其他门类企业不同的性质,无法脱离社会文化所赋予它的功能。因此,不管是改制前的公司还改制后的公司,都应将公司的发展与地方政府的发展思路相协调,争取地方政府最大的支持。

重庆市电影公司的改制是农村电影市场发展极为重要的一环。对于尚未改制的公司,何时改,如何改,需要继续深入探讨。而对于已经改制的公司,如何将电影事业成功地进行到底,这又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