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东
以数字革命为标志的网络时代，在“娱乐大潮”尚未退场的情势下，来之匆匆的微电影，无疑也经历着“技术”与“艺术”的双重考验。从大众传播的影视，到新媒体传播的微电影，其肇始都是以一种崭新的技术手段展现于接受者面前，而逐渐向艺术的峰巅攀登，日趋成熟为新的传播样式。“任何技术的都是艺术的，任何艺术的都是技术的”，此种表述并非人为抹平悖论的等差，而是辩证地看待某种事物的发展进程。当最初的技术登堂入室于自由化境之时，随着表现对象的明朗化、确定化、象征化，其郁勃的意蕴世界就会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技术便从目的成为手段；赖以支撑的艺术，便从后台走向前台，从小众走向大众。
2010年的后两个月，中国中影集团参与制作的《老男孩》与《一触即发》，被称为中国微电影的滥觞。也一度被称为“微影”“网络短片”。而规范的“微电影”（macro film）是指借助于数字制作技术和新媒体传播技术，运用现代手段生产并传播，具有相对完整情节的微型电影短片[01]。既称之“微”，有必要以此为主要特质，探索其走向艺术的可能。
微制作，使个体创作更加灵活，更加赋予生机。在低成本运作的基础上，整体制作团队与制作成本，相对于大荧幕电影和网络大电影，都呈现“微”的特点，反而更有利于主创人员的个性发挥。从艺术创作心理学的角度看，心灵自由是创作的重要前提，较少的外在制约，能够较大限度地激活主创人员的想象力。较少的资本，较简的制作流程，可以使主创人员淡化制作过程中的技术含量，全力沉潜于艺术创造之中，成为与“大”电影相对又相称的另一种文本方式与传播手段。
微时长，使施受双方在有限之时间，有限之空间，有限之情节中，发生有机之互动，共同创造“新、奇”的视听效果。微电影的最大特质就是放映时间短小。1分钟左右为超微短片，3～10分钟为微短片，10～20分钟为微中长片，20分钟以上为微长片，一般不超过半个小时。时间短决定电影结构的相对微小紧凑，采取单线或简单的复线、多线的方式，叙事场景和内容也比较集中[0]。从某种意义上说，类似于小小说与微型小说，人物、环境、情节，皆以压缩的方式，简单明快地迅速展开。虽然不反对更具象征意义的空镜头、长镜头或远景等技术手段的运用——有时此等运用，或更能突出主题，加深蕴藉。但整体的微时长决定其既不同于大电影，又能“在最小空间容纳最可能的思想”，从而就须以“新、奇”的叙事效果来打动人心。标新立异，出奇制胜，应成为微电影人的主观追求。
微传播，使微电影在多指性、多向性的基础上，强化互动和即时的社会效应。微传播也称泛传播，是指微电影的传播载体主要是网络与新媒体，通过观众自愿观看和转发，具有观看随意、评论自由、传播广泛等特点[1]。正因具有多向的文化以及商业的元素，则更应强调实现审美价值和净化心灵的目的，其社会效果的多元体现更有待于其艺术品位的提升。
微电影的制作过程，是在“自由”（如观念、思想、题材等）和“不自由”（如传播方式和视听方式等）的边锋，去拓展属于自己的艺术空间。当历史化的微电影一旦从小众走向大众，从倾向于技术向倾向于艺术的“微”互动，就成为必然。
没有票房压力虽然给微电影的创作者带来具有辽阔空间的创作自由，“任何题材、任何表现形式都可以尝试。可以反映现实生活，也可以讨论热点话题；可以讲述恋爱故事，也可以讲述成长历程；可以是现代题材，也可以是古代题材；可以追随潮流，也可以背道而驰；可以是系列剧，也可以仅仅只拍几秒钟；可以是励志的，也可以是怀旧的。”[2]但考虑微电影施受双方总体集中于较年轻一代的网民群体，其创作题材似趋于类型化的特点，虽然可以列出数十种，但比较常见的仍属爱情、青春成长、家庭伦理、惊悚、喜剧等数种。甚至人物、环境、冲突等叙事元素，也都有类型化的倾向。各种矛盾的冲突也常框定在价值观上的对立两级。如青春爱情片的善/恶、美/丑、有情/无情、得意/失意、信任/猜疑、忠诚/背叛。其叙述在两级间的不断摆动，从失衡—平衡—再失衡—再平衡，最终通过对矛盾冲突上的弥合来巩固理想的爱情观[3]。这种类型化的倾向，与本应更广阔的题材选择形成某种过渡性，特别是随着点击量的激烈竞争，这种类型化的状况已有所改变。
正因电影本身的时间特性，节奏是影视艺术重要的造型手段。微电影的微时长，更是决定在其制作过程中分配节奏频率的重要意义。尽管网络时代“碎片化”的传播，要在极短时间内实现一个完整的叙事过程，其节奏的掌控并不仅以“快”“短”为唯一原则，影像的叠加与空镜头、长镜头的运用，同样可以酿造高妙而旷远的审美意境；其艺术效果是随着微电影语言的提升而提升的。后者方是其内在节奏的合理元素。诗化与散文化，同样适用于日益发展的微电影创作。讲故事与抒发情志的功能，双向砥砺着微电影创作与传播的审美空间。微电影的审美自由促进了“人人都是艺术家”的心理需求，其接受者不仅可以通过“暂停”“快进”“回看”等手段打破线性的观看模式，也可以“自由的发表评论，针对电影拍摄提出自己的看法，甚至可以改编电影的情节。”[4]这种带有技术性的双向互动无疑会有效扩大微电影的期待效应。
微电影的世界，固然不同于其他电影品种，但其内在的共通性，又决定其专业术语与一般叙事文体的某种契合。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的丹·格斯基教授在《微电影创作：从构思到制作》一书中，以“流行术语”的视角，对微电影的制作手法做了精到解析，以说明颇具匠心的技术处理，如何转变为“有意味的形式”的。
寓言：“一种电影类型，角色和情节、意念大于主体本身。”其实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可以理解成一首象征诗或一则寓言。越是成功的作品，越是具备这种特质。比如陈太云导演的《抚摸》，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哲理剧。表层的抚摸不能替代深层的抚摸，没有感应的肌肤，不能代替没有感应的心。在有限的篇幅里，表达了超越主体本身的象征寓意。
反英雄人物：“这些角色可以唤起观众的认同感。即使他并不勇敢高尚或心地善良，也不具备其他的英雄本质，往往是犯罪分子或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比如魏民导演的《灵魂中转站》。醉酒的荣先生发生车祸，遭遇死神，被带到灵魂中转站。在此有沉溺于声色犬马的富二代尚先生；有一表人才却具变态癖好的徐律师；有为情所困，割腕自杀的痴女子……原来每一个人此生的所作所为，都会决定其下一辈子的命运。被死神审判的过程，也是每个人自我审判的过程。
弧光：“在影片行动中，角色的成长或改变。可参照人物弧光。”比如我国台湾邝盛导演的《热情》，通过在异乡邂逅的男女主人公，从消沉到振奋，勇敢追梦的过程，以此带出对生活、梦想需要百分之百的热情之主题。在仅仅6分钟的放映时间里，一首主打歌，即将人物成长的“弧光”一笔划出。
其他诸如“条件锁”“神秘感”“前史”“红鲱鱼”等流行术语[5]，都从各个角度，阐释“微”中之“巨”，“巨”中之“微”，无疑成为微电影如何从技术走向艺术的导读。
传播学家李普曼明确指出：“大众传播媒介不是镜子似地对社会现实的再现，而是通过媒体工作者的选取、加工各类事件而构建的‘拟态社会’。”在这种人为打造的“第二世界”中，主体的各种欲求既可以通过审美来实现，也可以通过“虚幻的消费文化”来实现。正如英国学者费瑟斯通所指出：“在消费文化影像中，在独特而直接产生的身体刺激与审美快感的消费场所中，情感的快乐与梦想欲望总是大受欢迎。”[6]当历史演进到以大数据为标志的网络时代，人们的认识水平与文化取向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16年1月22日发布的《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88亿元。互联网普及率50.3％，首次覆盖过半人口。其中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6.2亿。早在2014年上半年，中国网民的手机使用率已达到83.4％，首次超越传统的PC（个人电脑）整体使用率的80.9％。越来越多的用户从PC端向手机端转移，过半手机网民因为使用手机而减少了对电脑的使用[7]。与此同时的另一份调查也耐人寻味。调查显示，释放压力（47.6％）成为受访者在网络直播平台上观看节目的主要原因。其中，73.8％的受访者喜欢娱乐类直播，44.9％偏爱日常生活类，29.4％则倾向于游戏类[8]。在此种情势下，微电影的出路无疑是多向、多元、复合而多变的。同时，大荧幕电影与网络大片，也在不同领域和不同方面对之予以挤压。因此，微电影人应在困窘中寻找一条可供自己发展的有效路径。由于此类文化产品的本质属性，任何时期的微电影，都不应做商业文化和娱乐文化的俘虏，即便冒着边缘化的风险，也只是生存中的探索，探索中的生存，而不会将属于自己的真品行丧失殆尽。
那么，属于微电影的真品行又是什么呢？让我们简单巡礼一番曾获国际大奖的微电影作品[9]。
《红气球》，法国，片长34分钟。内容：“男孩与他的魔力气球在巴黎街头游走，他们承受了来自他们碰到的每个人的反对。”获1957年美国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与4部长篇电影竞争）。
《发生在猫头鹰桥上》，法国，片长28分钟。内容：“在内战时期，一个被指控的联邦间谍最终在盟军行刑者的索套下认清了自己。但他还是幻想着逃跑。”获1964年美国电影学院最佳真人短片奖。
《黑骑士》（逃票者），德国，片长12分钟。内容：“探讨了一个深刻的主题：一个拥有多元文化的国家，对外来移民的不可包容性。”获1994年美国奥斯卡最佳真人短片奖。
《交通堵塞》，比利时，片长6分钟。内容：“当你中午向家里打电话的时候，请确认你拨出的是否正确的电话号码。一部俏皮简练的黑色喜剧——只有三个地点和三个说话的角色。”获2003年奥斯卡最佳真人短片奖提名。
《我等着下一个》，法国，片长4分钟。内容：“在巴黎地铁上，一个孤独的女人遇到了一个寻找爱情的男人。起初，你会在不期而遇的高潮处发笑，但数秒钟过后的分手会让你彻底被悲伤震撼。”获2003年奥斯卡最佳真人短片奖提名。
以上案例，并非今天意义上的运用“新媒体传播技术”所制作的微型电影短片，与之比较，恰恰是缺失了“完整故事情节”这样的叙事品性，方使今天的微电影走向一个左右为难的窘境，并有可能沦为倾向商业运作的边缘文化产品。导因又是由于“审美”与“艺术”的丧失而为标志的。从系统论的视角分析，这同时又是一个社会文化与群体接受心理之间的盟合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虽然有待时日，但作为真诚的微电影人，有必要认真思索并做出自己的抉择。中国古人云：“大道至简”；西方也有谚语：“最深刻的道理，是最简单和最朴素的”。今天的微电影，可以从“微”、从“简”中，寻找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随着时间的推移，今天作为历史之时，方可洞悉“意义”的永恒价值。
（李建东，南通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注释
[01] 国玉霞，白喆，郝强：《微电影创作技巧》。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2，2，7页。
[0] 国玉霞，白喆，郝强：《微电影创作技巧》。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2，2，7页。
[1] 国玉霞，白喆，郝强：《微电影创作技巧》。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2，2，7页。
[2] 陈丹，杨诗：《微电影设置技艺》。北京：北京师大出版集团，2013年版，第5，5-6页。
[3] 国玉霞，白喆，郝强：《微电影创作技巧》。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2，2，7页。
[4] 陈丹，杨诗：《微电影设置技艺》。北京：北京师大出版集团，2013年版，第5，5-6页。
[5] [美]丹·格斯基：《微电影创作：从构思到制作》。上海：文汇出版社，2012年版，第172-178，206-209页。
[6] 陆邵阳，等：《光影中的意识形态》。《人民日报》，2016年4月15日第24版。
[7] 胡泳：《“中国”＋“互联网”，双向的改变》。《光明日报》，2016年4月23日第6版。
[8] 谷君峰：《58.6％受访者直言网络直播平台节目良莠不齐》。《中国青年报》，2016年4月1日第7版。
[9] [美]丹·格斯基：《微电影创作：从构思到制作》。上海：文汇出版社，2012年版，第172-178，206-2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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