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莱坞电影的商业性和商业性的矛盾

平辉

匈牙利电影理论家巴拉兹·贝拉将电影艺术称为欧洲有史以来第一次向美洲人学习的一门艺术。的确，聪明的法国人发明了电影技术，然而当这技术到了美国之后，经过鲍特、格里菲斯等人的努力，发展成为一门至今为止最伟大的综合艺术。

法国作为电影的发明者在1918年以前占领着80%的世界电影市场，但在1918年以后，这种优势地位即被美国电影所取代，不仅如此，连其本土的电影市场也被好莱坞电影占领了。从那时起，好莱坞电影这种对世界电影的领导地位就基本上没有更改过。今天，好莱坞电影已经是美国进行其全球性文化与经济侵略的重要工具之一。每年由好莱坞各电影公司生产的电影不仅在美国本土获取令人吃惊的巨额票房收入，更占领着其他各国50%甚至是90%的电影市场。尤其进入90年代后，电影制作费用的不断飙升和高新科技的创造性使用，使其在科幻、动作和恐怖这些主流商业题材方面更加无人可与之抗衡。过去“好莱坞电影”可代指那些在各方面都已具有专业水准的电影，而现在如果形容一部非好莱坞制作的电影为“好莱坞电影”的话，则差不多是指这部电影将要接近或已经达到了纯商业电影的最高境界了。

欧洲拥有众多优秀的电影艺术家和理论家，欧洲的电影常常带出非凡的创意和艺术构思，但由于传统的审美观念的限制，使得他们的电影远不如好莱坞电影般容易让观众着迷，有些欧洲电影被好莱坞重拍后也常常会赢得更多的观众。欧洲电影人在好莱坞电影的商业成绩面前总有些酸溜溜的。更使他们担心的是，观众不断地被灌输以好莱坞的文化道德意识后可能形成的好莱坞式观影习惯。欧洲电影人在过去的年代中一直在与好莱坞竞争，不断地要求政府的协助来限制好莱坞电影的进口数量，当然在一面抵制的同时，他们也没有忽略两条腿走路的道理，要想真正与好莱坞在市场上争个高下，就必须首先解决欧洲电影中艺术性和商业性的平衡问题。

关于电影的商业性和艺术性的问题，法国的散文家兼电影理论家让·爱泼斯坦在其《电影的本质》一文中有非常好的比喻：“电影好像是两个连体孪生兄弟，他们一方面腹部联结在一起，也就是说，这是一种低级的生存所必需的结合；另一方面，他们的心脏却彼此不相牵连，也就是说，这是一种高级的、感情需要的分离。这对孪生兄弟身上的第一种情况，就等于是电影的艺术，第二种情况是电影的企业。人们要求一位外科医生把这个彼此敌对的兄弟分开，同时不要伤害他们的性命，或者要求一位心理学家，请他消除那两颗心脏之间的矛盾。”

可见，如何平衡电影中艺术与商业之间的矛盾是每个电影艺术家都在关心考虑的问题，电影必须是艺术，但电影同时也是商品。好莱坞电影一向以商业性强被人诟病，但其实它从未忽略过艺术性的补偿。好莱坞不断地用重金聘请大量外籍导演入“坞”拍电影，其目的也不外乎是为它陈旧的好莱坞模式注入些新鲜血液，而事实上，这些外籍导演也确实丰富了好莱坞电影的文化价值，如希区柯克、米洛斯·福尔曼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欧洲电影人经过近几年的探讨和努力，终于放下艺术家的架子，将商业性放入了议程。这在一些新锐导演身上尤为明显。于是，我们在1995年看到了可算是当年最佳动作片的《这个杀手不太冷》（法），在1996年看到了《同屋三分惊》（英），在1997年看到了《猜火车》（英）、《英国病人》（英）、《给我一个爸》（捷）等。一般认为，增加一部电影的艺术元素要比增加一部电影的商业元素难，其实不然，一个以商业票房为主的电影导演的作品中如果有了艺术上的突破，他一定会受到评论的大力赞赏；但一个以艺术功力见称的导演的作品中突然少了以往的艺术深度而开始出现了商业倾向的话，那他不仅要克服自身的心理压力，还要面对可能接踵而来的评论的大肆嘲讽，像近期的张艺谋的《有话好好说》就是个例子。因此，欧洲电影人的努力则更加让人感到不易，而这次电影节中的所谓不多的几部欧洲电影更让我看见了新欧洲电影的希望。

电影节期间在我所观看的五部欧洲电影中，法国占了三部，分别是《公寓》、《第八天》和《玩笑》；英国和比利时各占了一部，分别是《双城记》和《我的生活像玫瑰》。但如果我们再按这些电影的内容和手法分，可以有趣地将《公寓》和《双城记》归入一类，《第八天》和《我的生活像玫瑰》归入一类，而《玩笑》则为另一类。

将《公寓》和《双城记》归在一类是因为这两部都是以布局取胜的电影，这其实也是目前大多数低成本独立制作的共同特点。《公寓》是一部较为另类的爱情片，说它另类，是因为它利用了悬疑的手法，整部电影充满了希区柯克风格：《后窗》式的窥探，《迷魂记》式的楼梯和跟踪，“错认的身份”和“恶作剧式地干掉女主角”，无一不是希氏电影的惯用手段。该片是导演Gilles Mimouni的首部剧情长片，但已经显示出他对电影的整体把握能力，一个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颇为复杂的故事，却被他节奏分明、不慌不忙地说个清楚，许多悬念的设置都让观众急出声来，可见导演对如何控制观众的观影心理已相当熟练，将来如果有更好的机会绝对可以更有所发挥。但影片也略有不足，即剧中人物之间过多地“撞在一起”，使得人为设计痕迹稍稍嫌重，充满太多的戏剧偶然性。但尽管如此，也要比陈可辛在《甜蜜蜜》中的表现好些。

《双城记》讲述的是一对兄弟如何向剥削及杀害他们家人的资本家和坏警察进行报复的故事，故事不算新鲜，但胜在热闹好看。导演Kevin Allen在电影中融入了多种商业类型电影元素，如犯罪、惊栗、悬疑、黑帮、黑色喜剧、无厘头等，所以整个报复行动的前因后果、枝枝叶叶都被拍得妙趣横生、丰富多彩，而其类型的不确定性也是当今世界电影的一种潮流。如本片监制Danny Boyle执导的《同屋三分惊》和《猜火车》都属这种电影。影片不但有丰富的类型元素，还带出大量的社会信息，如资本家对劳动力的无情剥削（拒绝负责工伤事故），坏警察的违法和做帮凶（贩毒、放火杀人），有对亚文化现象的调侃（足球联赛和卡拉OK赛）和对逐渐失去的苏格兰淳朴民风的惋惜（工友间、家人间的对话）。还有兄弟俩傻傻的样子则是现今世界“反智”潮流的表现：发型分分钟让我想到OASIS，而表情则似足了“弱智与丧门星”。影片最后一段“海葬”简直幽默得杀人。还有一点值得玩味的是，《双城记》也像《公寓》那样选择了对希区柯克的“取桥”，电影采用了希氏电影中常用的“双”母题，如电影片名中“双”的含义，以及影片中出现的一对兄弟、一对警察、两个父亲、两个母亲、两个女儿和两条狗等。这也难怪，因为希区柯克一直就是最高艺术性的商业电影导演。

《第八天》中的乔治是个“弱智”，《我的生活像玫瑰》中的少年罗杜则无法确定自身的性别（男），两个不“正常”的人，就是我将这两部电影归在一类的原因。在1920年左右，法国产生了以德吕克为代表的“印象派电影”，印象派电影导演们都注意将当时美国电影成功的商业元素与法国电影的传统美学相结合，以求创出“真正的法国电影”，然而后来“印象派”越走越远，电影越来越抽象和不易理解。1925年后，“印象派”成了现在所说的“先锋派”。《第八天》无疑就是这种“真正的法国电影”。它的故事明显与美国影片《雨人》相似，部分还有《飞越疯人院》的影子，但可看性却又超出二者，这在法国电影中颇为难得。法国人这次没有“创造”什么，却开始“改造”些什么了。《我的生活像玫瑰》其实是一部同性恋题材的电影，但编导巧妙地把这一身份放在一个尚不通世的少年身上，美感增加了，观众不会过于拒绝而觉得亲近了。两部电影都有着严肃深刻的主题，都是对自然的、真实的人性的一种呼唤，但却不像过去欧洲电影中的同类型影片般叫人感到沉重。导演采用了大量的超现实手法、绚丽明亮的色彩和一些喜剧性处理，使人有一种观赏童话般的愉悦。电影是表现非现实的最佳艺术形式，尽管欧洲电影工作者没有足够的资金像好莱坞那样可以制造出非凡的特殊视觉效果，但他们的聪明才智却使他们的超现实画面更浪漫，更感性。我永远忘不了《第八天》中的老鼠唱歌，骑马迎亲，也永远忘不了《我的生活像玫瑰》中的洋娃娃跳舞和天使送子，但我可能马上忘掉刚看完的某部科幻猛片中的连番爆炸。《第八天》的先喜后悲让我的眼泪失去控制，乔治最后那一跃更是本年度最震撼的一跃！

近几年的情况是：好莱坞电影在向独立制作化发展，而欧洲电影则开始往商业制作靠拢，两者都在寻找一个最佳的平衡点，来适应正在变化的市场需求，这已经成为现今欧美电影制作的一种潮流。前面谈到的四部电影则是后一种情况的成功典例。然而新的潮流也带来了新的急功近利，盲目的跟从只会破坏原有的传统的优秀事物。面对这种隐藏的危机，传统欧洲电影又将如何生存发展呢？另一部影片《玩笑》则是对这种疑问的最好回答。

《玩笑》的成功在于导演对传统法国电影叙述方法的准确把握和忠实继承。《玩笑》所涉及的内容背景比前面四部电影中的任何一部都更具备可供挖掘的商业价值。宫廷时代的题材本身就有极为丰富的商业元素可以发挥，如艳情、政斗、暴力等等，以前类似的电影就有《危险的关系》、《铁面人》等。该片导演却选择了一个文艺色彩较浓的“玩笑话游戏”作为主线，而展开以下情节：一位年青的科学家为了治理家乡的沼泽地而来到巴黎，为了取得进行工程的批文，他被迫运用智慧去编造“玩笑话”来取悦贵族，进而能够接近皇帝。这给他带来了一时的名利，也使他一时失去了最初的理想，但后来他终于看清宫廷的本质，带着爱人重返故里，继续自己的理想。

故事带有强烈的“自省”色彩。影片中年青的科学家所面对的问题和所需做出的选择，也是导演所要面对的问题和所需做出的选择：是媚上媚俗功利加身，还是坚持理想不为人动？影片中最精彩的一句台词就是结束时的“我丢了帽子”和“但你保住了脑袋”，谁都知道那是在指“失去名利，但却保住了思想”之意。

剧本保留了法国电影最传统的语言特色，而不以动作的加强为主，几场斗嘴戏语锋犀利，幽默睿智，对宫廷贵族那种无聊、庸俗和荒谬的生活进行了最佳的讽刺——小小几句“玩笑话”既可使人飞黄腾达，又可使人身败名裂。电影在服装道具方面也没有夸大其事，也无令人惊叹的镜头技巧，连一场紧张的“决斗”也处理得颇为写实。

《玩笑》让我们看见的是欧洲无限深邃的文化历史底蕴，这也是欧洲电影变化和走向市场的重要保证。

今天的欧洲电影有着比从前任何时候都多的观众，这并非一夕而就，而是通过政府的支持、各种艺术团体的支持、传统文化基础的支撑和新兴的艺术家的创新和努力得到的。新旧电影意识的冲突，新旧观众观影习惯的冲突，艺术电影与商业电影的混合，类型电影的混合，都给了不光是欧洲电影而是全世界电影一个契机。这样一个世纪末的机会，我们中国电影该怎样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