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衣主教沃尔西

1513年秋，法国四面受敌。沃尔西通过马克西米利安皇帝雇用了一支瑞士军队，借道贝桑松，入侵勃艮第。贝桑松是弗朗什-孔泰的坚固堡垒，原是勃艮第的属地，当时掌控在哈布斯堡家族手中。第戎陷落后，法国自己没有军队来抵抗瑞士人，便加倍征收人头税，从国外新请了一批雇佣军。1514年，亨利八世想在法国重开战局，但他的一系列胜利不合西班牙国王斐迪南德之意，斐迪南德便与法国单独缔结和约，还想把马克西米利安皇帝一块儿拉进来。

亨利很快就对盟友的背叛发起反击。首先，他侧重王国境内的防御，采取措施加强海军；之后，与法国签订了一项有利于自己的和约，每年所获得的法国贡金是当年法国献予他父王贡金数额的两倍。媾和之后的最大事件就是亨利八世十七岁的妹妹玛丽公主嫁给了五十二岁的法王路易七世。据说，玛丽迫使他的哥哥许诺，如果这次她为了外交斡旋而嫁给法王，那么下次她就能获得自由，嫁给自己所爱之人。不论亨利是否有此许诺，玛丽确实是这么做的。在成为法兰西王后三个月后，路易七世就去世了。尽管亨利八世心有不爽，但刚刚成为寡妇、顶着法兰西王太后头衔的玛丽就突然结束了守寡生活，嫁给了萨福克公爵查尔斯·布兰登。亨利八世按捺住怒气，参加了玛丽的再婚典礼。这段婚姻最终酿出苦果：他们的一个孙女就是只当了十天英格兰女王的简·格雷。

在随同玛丽前往法国的新婚出行团里，有一个名叫玛丽·博林的小女孩。她是诺福克公爵的三位侄女之一。三姐妹相继博得了亨利八世危险而致命的爱情。玛丽与她的妹妹安妮受教于法国宫廷附属的一所收费昂贵的学院。回到英格兰后，玛丽嫁给宫廷内室里一位名叫威廉·凯里的官员，不久便成为亨利八世的情妇。她的父亲因此受封为罗克福勋爵，她的妹妹安妮则继续在法国求学。

由于在国外的一系列胜利，沃尔西收获了丰厚奖赏。在与法国谈判期间，他就受任林肯主教，和约签订后，升任约克大主教。一年后，即1515年9月，在国王的一再推荐下，沃尔西戴上了红衣主教的帽子。一系列的教会荣誉并未给沃尔西带来足够的行政权力，1515年12月，亨利八世让沃尔西代替沃哈姆，担任国务大臣，并强迫沃哈姆交出国玺。

十四年来，沃尔西以亨利八世的名义，成为英格兰的实际统治者。官居至此，不仅是因为他的才干，还在于他很有个人魅力。“他有着天使般的智慧，”当时一个人这样写道，想说服谁，就能把谁欺骗或吹捧得团团转。在国王亨利八世身边，他总是才华横溢，谈笑风生，“采取新鲜的娱乐方式寻欢作乐”，所有这些都使沃尔西的年轻主人亨利八世很喜欢他。其他想充当亨利的顾问的人们，却对红衣主教沃尔西有不同看法。他们对在争论时被沃尔西轻蔑战胜而心有怨恨，他们讨厌他的傲慢，并嫉妒他不断膨胀的财富以及无边的权力。权势旺盛时，沃尔西的年收入相当于二十世纪初的五十万英镑。他有一千名仆人，宅邸修得比国王的皇宫还富丽堂皇。他把肥缺分给自己的亲戚，这其中就包括自己的私生子。尽管只是个孩子，却拥有十一项教职，并且可以享受这些职务所带来的俸禄。数年间，上述因素加深了人们对沃尔西的不满，但眼前，他手中紧握的权力却越来越大，这是几乎任何英格兰人都未曾拥有过的。而相对于大多数首相来说，沃尔西的“眼前”，并非一个短暂时期。

随着统治期间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亨利八世的威望大增。当然，在头两年也有人对战争税心存怨言。由于庆典和其他铺张的排场挥霍了大量金钱，沃尔西又开辟了新财源。亨利八世臣民的税负与他父亲在位时一样少，比欧洲其他任何国家臣民的税负都轻。英格兰北部地区由于支援边界战争并为士兵提供食宿，而可以免交税金。

沃尔西在海外的胜利使他能够发展亨利八世的中央集权政策。在他担任国务大臣的12年中，只召开过一次议会，举行过两次会议，历时总共才三个多月。星室法庭更为活跃，它仿照罗马法，发展出一些简单的新程序，普通法（the Common Law）的作证制度因此被摒弃。法院只是把证人逐个审问一番，甚至省去了发誓这一环节。当时法庭审判很快，罚金沉重，因此英格兰没人敢藐视星室法庭。加莱要塞一名普通士兵曾让妻子去星室法庭，控告加莱总督对他处置不公，法庭倾听了他妻子的全部意见。玫瑰战争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已经习惯于王室的法律与秩序，并希望它能保持下去。

这种专断的统治制度虽然从理论上来讲很独裁，也与大宪章的信条相悖，但却得到了人民的默默拥护。亨利八世像他的父亲一样，发现可以利用地方乡绅或地主这些不领取报酬的地方法官。他利用这些现成的人力，教他们如何进行统治，并命令他们执行相当复杂的政令和法规。十六世纪后期，出版了法官手册，后来再版多次，几乎包含了地方生活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特殊情况。

都铎王朝的人们确实堪称英国地方统治制度的建筑师，这种制度直到维多利亚时代才有所改变。那些不领报酬的当地绅士因有国王亨利八世的支持，而无所畏惧、秉公执法。对于小问题，他们通常两三个人在一起就处理了。诸如修路架桥以及羊被偷了等更为重要的事，则由城镇每季开审的地方法庭进行审理。这些乡村绅士们的审判通常都很粗暴，人情关系与派系斗争常被置于国家和王室的利益之上。虽然他们的主要职责是将圣意传达给民众，但偶尔也会对政府的命令装聋作哑，这个时候就是在向国王表达人民的反对意见呢。他们在下议院里有时也和他们在郡县里的行事风格一样。即便在都铎王朝统治即将走向巅峰时期，议会里的尽职议员们也敢畅所欲言。沃尔西看到这一状态的危险性后，便更喜欢绕开爱唱反调的议会，单独制定政策。亨利八世与托马斯·克伦威尔知道下议院怀有敌意后，学会了谨慎应对他们。尽管国内有时发生冲突，乡下甚至还发生了暴动与叛乱，但总体来讲，全国还是处于和谐的环境中。王室与民众都明白合作所带来的好处，以及它所展示出的有利前景。

继任国王几年后，亨利八世开始大力发展海军，沃尔西则把注意力放在外交上。亨利建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战舰“长驱”号（the Great Harry）。它重达一千五百吨，“上下共有七层，还配有数量多得惊人的大炮。”整个舰队是在亨利的直接监督下建立起来的，他命令舰队司令向他详细报告“每艘战舰的航行情况”，直到英格兰控制了英吉利海峡和爱尔兰海峡后，亨利八世才心满意足。沃尔西在外交领域采取的政策也同样引人注目。他在西欧建立起一个情报联络网，通过这一网络，英格兰可以在马尔堡或威灵顿战役期间，及时收到相关信息。亨利八世精心组建的外交使团是这一联络网的核心，牛津大学用新学问培养出的能干之士充实了这支队伍。这批人里包括理查德·佩斯、约翰·克拉克与理查德·桑普森。克拉克和桑普森后来分别担任了主教职务。文艺复兴运动高潮时期的新闻与历史上任何时期的新闻一样，均是行文紧凑，并富有色彩。关于每一事件、军队的规模、意大利城市的叛乱、红衣主教团的动向，以及法国的税收情况等，均经过谨慎分析，而被认真记录下来。在许多年里，沃尔西是欧洲的重要人物，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他的辉煌时代在1520年6月的“金帛盛会”（the Field of the Cloth of Gold）中达到顶峰。当时，亨利八世横跨英吉利海峡前往法国，与他的对手法王弗朗西斯一世举行首次会晤。据说，亨利对自己的外表格外困惑，不知道该把胡子全都刮掉好，还是像往常那样留起来好。起初，他听从王后凯瑟琳的建议，把胡子都刮了，但马上又后悔了，便开始再次蓄起胡须。好在到了会晤那天，亨利的胡须长得非常浓密，足以给法国人留下美好印象。

在吉斯内附近举行的“金帛盛会”上，举行了骑马长枪比武，那里盛宴不断，帐篷遍地，人们的服饰五光十色，闪耀夺目，整个欧洲都对此赞叹不已。这是中世纪骑士们的最后聚会。据说，其中很多贵族都拥有自己的面粉厂、森林和草地。但盛会上，亨利与弗朗西斯还是没能成为朋友。实际上，亨利已经在与弗朗西斯的敌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V）进行谈判。查理五世是马克西米利安的孙子，刚刚继承皇位。亨利试图在盛会上以他的优良装备以及巧妙的外交手腕压弗朗西斯一头。仗着自己力气大，亨利突然提出要与弗朗西斯来场摔跤比赛。弗朗西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把抓住亨利，将他摔倒在地。亨利对此勃然大怒，但还是被人劝住了。虽然各种庆典活动仍在继续，亨利却对这一奇耻大辱耿耿于怀。他仍在四处寻找新盟友。不到一个月，他就与神圣罗马帝国的新皇帝查理五世结成同盟，因而再也得不到法国的贡金了。当查理五世宣布与法国开战后，英国便耗费大量金钱远征布伦，并雇佣外国军队为查理五世效力。因此，沃尔西不得不去筹措军费。他向全国征收一种财产税，还荒唐地称之为“善意的赠礼”。战争第二年，肯特郡以及一些东部郡县开始抗捐此税，亨利则假装不知道有这笔税收。政府被迫采取守势，退出这场战争。得到亨利八世的授意后，沃尔西向弗朗西斯秘密伸出橄榄枝。

沃尔西犯了致命错误。仅仅六周后，查理五世的军队就在意大利北部地区的帕维亚（Pavia）获得了对法军的压倒性胜利。此战之后，整个亚平宁半岛落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之手，哈布斯堡家族因此统治了意大利大部分地区，直到拿破仑入侵时才有所改变。法王弗朗西斯被俘，法国被迫签订了一份极为苛刻的和约，英格兰却未从中分得胜利果实。亨利八世再也不能对欧洲均势的天平发挥影响了。显然，这一切都怪沃尔西。亨利感到，或许自己给了红衣主教沃尔西太大的决定权。他执意要去沃尔西在牛津大学新建的红衣主教学院（CardinalCollege）参观，该学院后来又叫基督堂（Christ Church），是牛津大学里规模最大的学院，收到的捐赠也最为丰厚。该学院的建造花费了巨额钱财，亨利对此感到震惊。“真是怪了”，他对沃尔西说，“你能筹集如此巨款来修建你的学院，却没钱来供我打完这场仗。”

直到此时，亨利八世还是离不开沃尔西。1521年，他将白金汉公爵（the Duke of Buckingham）送上了断头台。白金汉公爵是查理三世（Richard III）的手下白金汉的儿子，很有可能继承王位。亨利八世的暴行使那些失意贵族的敌对情绪转移到国王钦定的国务大臣身上。帕维亚之战后，亨利开始对许多问题进行了重新思考。他认为或许可以牺牲沃尔西，以争取民心。他还考虑了王后凯瑟琳的问题。1525年，凯瑟琳已经四十岁。五年前在“金帛盛会”上，法王弗朗西斯就和他的侍臣们曾暗地里嘲笑凯瑟琳“年老色衰”。凯瑟琳是典型的西班牙公主，发育成熟得早，也老得快，显然无法为亨利八世生出男性继承人了。可行的办法是根据议会法案（Act of Parliament），立亨利六岁的私生子里士满伯爵为继承人。或者，英格兰或许能对王后凯瑟琳九岁女儿的玛丽表示接受，由她名正言顺地充当玛蒂尔达之后，英格兰的首位女王。在英格兰法律中，女性能否继承王位仍不明确。英格兰能忍受被一个女人统治吗？玛丽难道不会像她的母亲凯瑟琳王后那样狭隘偏执吗？在西班牙、法兰西或奥地利这些拥有大量士兵的国家，她或许能够当女王，可英国除了伦敦塔的看守外，没有中央军。无拘无束的英国人服从国王亨利七世与亨利八世，是因为他们甘愿如此，玛丽能在这里站住脚吗？她能够按照都铎王朝的传统方式，以恩惠而非武力进行统治吗？

玫瑰战争中的长期冲突是英国的噩梦，王位继承之争很有可能因此而死灰复燃。对亨利八世来说，事关国家前途的重大问题处于他情感的支配之下。他既想要满足肉欲享受，又想要国家保持稳定。这两种情感交织在一起，使亨利八世两年多来都处于矛盾之中。很显然，第一步就是得摆脱凯瑟琳王后。1527年5月，红衣主教沃尔西与亨利串通一气，以教皇使节（Papal Legate）的身份，在沃尔西位于威斯敏斯特的家中，设立了一个秘密宗教法庭。他将亨利传讯来，罪名是与自己死去哥哥的遗孀结了婚，触犯了禁止近亲结婚的宗教法。亨利当年之所以能与凯瑟琳结婚，是因为斐迪南德与亨利七世在1503年争取到了教皇的特许，大致理由是，凯瑟琳与亚瑟王子并没有同房，她便不是亨利亡兄的合法妻子，因此可嫁给亨利。凯瑟琳直到死也牢记几任西班牙大使的忠告，坚称自己与亚瑟王子没有同房，但却没人相信她，因为她与亚瑟同居达七个月之久。

辩论三天后，法庭决定将这一问题交给英格兰一些最博学的主教们来处理。几位主教答复，既然得到教皇特许，那么这段婚姻就是合法的。于是，亨利试图劝导凯瑟琳，说他们从未合法结过婚，而只是在乱伦的罪孽中同居了十八年。之后，亨利又说，现在自己不想与凯瑟琳在一起了，因此希望她远离宫廷。凯瑟琳听后泪如泉涌，坚决不肯离开。

大约两周后，沃尔西渡过英吉利海峡，与法国就结盟问题进行长期谈判。沃尔西离开的这段时间里，亨利八世公开迷恋上了安妮·博林（Anne Boleyn）。此时，二十四岁的安妮结束在法国的求学生涯，返回英国。她已出落成一个活泼风趣的姑娘，身材苗条，看上去有些弱不禁风，黑色的眼睛很是迷人，长长的头发又黑又密，披散下来后，她甚至都可以坐在头发上面。维也纳大使写道：“安妮并不是最美貌的女人。她中等个儿，皮肤较黑，长脖子，大嘴巴，胸相当平。”安妮脾气暴躁，说话直接且盛气凌人。尽管大多数人不喜欢她，但很快她也网罗到了一小撮追随者，其中很多人都倾向于路德派的新教义。从神圣罗马帝国大使的一份报告中，我们第一次了解到安妮·博林在宫廷中出现的消息。报告写于1527年8月16日，即亨利开始设法休妻四个月后。他是在有了离婚念头之后才认识安妮的，还是从一开始就准备与安妮结婚？我们不得而知，因为亨利对自己的隐私向来守口如瓶。一两年后，他说：“三个人商量的事情，只有在两个人离开后，才能保守秘密。如果我认为自己的帽子知道我的秘密，我就会把它扔进火里烧掉。”教皇的使节得到了亨利的情书，现在，这些情书被保存在梵蒂冈（Vatican）的图书馆。尽管情书言辞优美，但却并未标注日期。人们从中仅仅可知，安妮让亨利等了近一年时间。

亨利一直被沃尔西和凯瑟琳管得很严，他也有过情妇，却从未公开往来。现在，宫廷中出现一位女郎，亨利每次都要与她独处数小时，这让人们惊讶不已。亨利与安妮计划派一名皇家特使去觐见教皇克莱门特七世，不仅希望特使能说服教皇废除亨利的婚姻，也希望教皇特许亨利能马上再婚。上述意图都得瞒着沃尔西派去罗马的常驻大使。年逾古稀的威廉·奈特博士重新出山，负责执行这一艰巨任务。国王为奈特准备了两个截然不同的行动方案。其中一份是在沃尔西去罗马途径贡比涅时，给沃尔西看的，里面只字不提亨利要与安妮结婚，另一份才是奈特所真正要去执行的任务。正如亨利所计划的，沃尔西看到的是那份装样子的行动方案，他马上发现，该方案出自无知的门外汉之手，便急忙赶回英国，想要进行修改，遂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虽然，他现在抓到了指导谈判的权力，但任何紧急措施均告无效。坎佩焦红衣主教（Cardinal Campeggio）作为教皇使节，被派往英格兰，负责审理亨利离婚一案。他尽可能找借口拖延裁决。当时，意大利落入哈布斯堡王朝手中，教皇处于神圣罗马帝国军队的威胁之下。1527年，这支军队攻占并洗劫罗马，整个欧洲为之震惊。现在，教皇成了查理五世的阶下囚，后者决心阻止亨利与他的姨母离婚。

此事使沃尔西受到打击。亨利八世任用了新顾问。诺福克公爵的一名追随者斯蒂芬·加德纳博士被任命为国王秘书。不久之后，博林家族的朋友、剑桥大学一位年轻的神学讲师克兰默博士向加德纳提出一条有益的新建议：国王的婚姻是否合法这一问题，应从法院撤回，而去提交给欧洲各大学来讨论。亨利马上采取了这一建议，并召见克兰默，对他大加赞赏。信使们遂带着信函奔赴欧洲各大学。与此同时，亨利也签发令状，召开已休会六年的议会，来为他策划的巨大变革增势。亨利让诺福克和加德纳去为自己办事，把沃尔西晾在一边。沃尔西失宠后，退居于属他管辖却从未到访过的约克主教辖区。有一次，沃尔西到格拉夫顿想要觐见国王，进去后，发现安妮也在那里。诺福克当面羞辱了他一番，最后，沃尔西还没见着国王的面儿，就被打发走了。

1529年10月9日，是沃尔西更为耻辱的一天，国王法庭根据查理二世时期颁布的《普雷穆奈尔法规》，对他提出控告。这些议会法规的目的在于确立国王法庭对教会法庭的管辖权，沃尔西惯于利用这些法规从违法行为中为国王敛财。法规规定，任何人如果从罗马教廷或其他地方获准将案件移交罗马，到教廷控诉国王，使教廷做出革除国王教籍的判决，导致教皇发出不利于国王的训令或文件，或者“给国王本人、王位、王室和他的王国带来任何类似的不利后果”，就会失去王室保护，他的所有动产都归国王所有。当国王法庭审理沃尔西一案时，诺福克与萨福克去沃尔西那里拿国玺，这标志着沃尔西不再是国务大臣了。沃尔西对此表示抗议，说他是终身国务大臣。第二天，诺福克与萨福克带着国王的敕令又来了。二人带着国玺离开后，红衣大主教沃尔西彻底崩溃了，他坐下来哭泣着，为自己的不幸而哀痛。

但安妮还是决心落井下石。她看中了约克大主教们在伦敦的公共宅邸约克宫（York Place）。对她和亨利来说，约克宫的大小刚刚好。大到他们的朋友可以在此寻欢作乐，小到容不下凯瑟琳王后在此居住。安妮和她的母亲带着亨利去查看红衣主教沃尔西在约克宫里的财产。沃尔西的财富让亨利怒火中烧。他召集法官以及博学顾问，问他们如何才能把人们认为应永远属于约克大主教的约克宫合法据为己有。法官们建议，应由沃尔西发表一份声明，将约克宫移交给亨利及其继承人。于是，国王法庭派出一位法官去找沃尔西。当时沃尔西的内廷官员乔治·卡文迪什（George Cavendish）记录了红衣主教的最后岁月。据他记载，沃尔西说：“我知道国王有国王的胃口，你说呢？谢利法官（Master Shelley）。从正义和良心的角度讲，我能把不属于我个人和我继承人的东西让与他人吗？”法官说了法律界同行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后，沃尔西说：“只要法官先生说我这样做是合法的，我绝不抗拒王命。我会欣然满足国王的所有愿意，尤其是在这件事上。不过，请您转告国王，我诚恳希望国王仁慈地记住这句话，有天堂也有地狱。”

亨利八世对红衣主教沃尔西的谴责毫不在意，威胁只会让他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除了以《普雷穆奈尔法规》为依据对沃尔西提出指控外，沃尔西还被控在亨利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与法王私通信件背叛国王。在沃尔西被控违反《普雷穆奈尔法规》5天后，诺森伯兰伯爵来到约克大主教位于约克附近的卡伍德（Cawood）城堡。他用颤抖而微弱的声音说：“大人，我要以严重的叛国罪逮捕您。”“你的逮捕令呢？”沃尔西说，“让我看看。”“不，你不能看。”伯爵说。“那么，”沃尔西说，“我拒绝让你逮捕我。”正当他们争论之际，政务会成员沃尔什来了。之后，红衣主教沃尔西说：“好吧，现在我没什么可说的了。我猜你是国王的私人顾问沃尔什。我可以接受你的逮捕，诺森伯兰伯爵没有出示逮捕令，因此我不会服从于他。你是国王的私人顾问，这一身份就是现成的逮捕令。对最倒霉的人而言无须一纸命令，只要国王一声令下，最显赫的贵族也只得屈尊就范。”

被处死的白金汉伯爵之前在伦敦塔中住过的房间又被重新收拾好了，准备迎接沃尔西的到来。在押赴伦敦塔途中，沃尔西病倒了。他在莱斯特修道院过夜时，对那些出来迎接他的僧侣们说：“我来这里是为了把尸骨留给你们。”两天后大约早上八时，沃尔西已是气若游丝，他对围在身边的人喃喃说道：“如果我服务上帝像服务国王那样勤勉，他就不会在我垂暮之年将我抛弃。”说完后不久，沃尔西便死了。人们在他精致的荷兰亚麻衬衣里面，发现他还贴身穿着一件用头发编织的衬衣。除了沃尔西的牧师，所有仆人都不知沃尔西有此衬衣。

一个新班子接过了沃尔西担任的要职。加德纳登上了英格兰最富庶的温切斯特主教的宝座，诺福克成为枢密大臣，萨福克则被任命为助理枢密大臣。在托马斯·莫尔爵士取代沃尔西成为国务大臣前的几天里，亨利八世亲自执掌国玺，在文件上盖章。红衣主教沃尔西死后，一直被压抑的各派政治力量开始争权夺利，乡绅阶级野心勃勃，想在伦敦参与政治事务，文艺复兴时期文明富裕的英格兰想要摆脱教会统治，此外，还有对立派系间赤裸裸的贪欲以及对权力的渴望，这些因素开始搅动整个国家。当时，亨利八世三十八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