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法国大革命与法国马克思主义

法国大革命虽然已经过去两百多年，但历史学家和其他学者一如既往地探讨、寻求其产生的历史意义，以及大革命在法国人的追忆中和法兰西民族集体认同形成中扮演的角色。伴随而来的是马克思对法国大革命的思考。夸张一点说，倘若没有法国大革命就没有马克思主义。法国大革命不仅造就了马克思主义者对历史的思考，也造就了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国大革命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对人类的前景发展，如社会、政治、文化观念等造成了重要影响，而且它为历史编纂以及历史认识论研究提供了许多素材。

在20世纪初的历史学家中，思考这些问题的主要有索莱尔(Albert Sorel)、奥拉尔(Alphonse Aulard，1849—1928年)等。索莱尔对19世纪末法国史学的贡献自不待言，其八卷本《欧洲与法国大革命》即是一部研究大革命时期欧洲国际纠纷的经典之作。该书最大的贡献在于他从各国档案馆爬梳资料，以对全欧洲的革命进行论述。

奥拉尔是第一个在巴黎大学担任革命史讲座教授的历史学家。他是当时研究法国革命史的权威，在政治上是积极的共和党人。在思想行动上，他以丹东为自己的“理想范型”，以区别于当时以罗伯斯庇尔为崇拜偶像的历史学家马迪厄等。因为他们所代表的阶级形态不同，所以在对法国大革命的解释上也各异其趣。1888年，他创立了法国革命史学会与《法国革命》月刊，同时出版了许多学术著作，如《法国革命政治史——民主政治和共和国的起源与发展》(简称《法国革命政治史》)。该书以政治史为主线阐明民主原则的发展历程，但对经济、外交、战争等重要内容却忽略了，因而在真正解释革命问题上显得有点苍白无力。除《法国革命政治史》之外，他还有《法国拯救委员会会议记录汇编》二十六卷(1889—1923年)、《雅各宾俱乐部会议记录》六卷(1889—1897年)、《热月党反动时期和五执政内阁统治下的巴黎》五卷(1898—1902年)、《执政官统治下的巴黎》四卷(1903—1909年)、《关于法国革命的学术著作与教材》九卷(1893—1925年)等。他在法国革命史方面所作出的贡献为20世纪的革命史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饶勒斯(Jean Jaurès，1859—1914年)是法国大革命方面的领军人物。他的主要著作有《社会主义史》(1901—1904年)、《法国革命中的社会主义史》(1922—1924年)。饶勒斯主要从经济、社会等方面来解释法国大革命，并且认为法国大革命是经济与社会长期演进的结果。当然从经济方面来解释的还有马迪厄(Albert Mathiez，1874—1932年)。如前所述，马迪厄等因为以罗伯斯庇尔为崇拜对象，所以一般被称为罗伯斯庇尔派。因为他们又大多为社会党人，所以他们从社会党人的观点来撰写革命史。在研究重点上，马迪厄主要着眼于大革命时期的经济社会史，以区别于遗忘的大革命政治史研究。1908年，他创立了“罗伯斯庇尔研究会”，并且创办了《革命年鉴》杂志(即后来的《法国革命史年鉴》)。马迪厄的主要著作有《法国革命》(1922—1927年)、《恐怖时期的生活昂贵和社会运动》(1927年)等。马迪厄的最大贡献在于以雅各宾派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为中心，考察了下层民众的生活状况与斗争。其结论在于城市下层人民在大革命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这种观点可以看出，马迪厄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饶勒斯的影响，而在另一方面又启发了乔治·勒费弗尔。

乔治·勒费弗尔在1932年马迪厄谢世后出任罗伯斯庇尔研究会主席、《法国革命史年鉴》主编、巴黎大学革命史讲座教授等职。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对马克思主义贡献较大的应该属于乔治·勒费弗尔。1939年，勒费弗尔出版了他的《八九年》(Quatre-vingt-neuf)。1951年，他出版了其最有影响力的著作《法国大革命》。勒费弗尔在著作中特别是1958年出版的《无套裤汉》(Sans-culottes)结合了拉布鲁斯著作的观点。勒费弗尔是以心态史与计量史研究而闻名的，他着重在于探索社会结构的客观现实等。《法国革命时期的诺尔郡农民》以经济、社会为着眼点，详细分析大革命时期诺尔郡的农民生存状况及其历史变迁，其内容包括土地分布、封建权利、国有财产、最高限价等。对于法国大革命的研究，虽然他并没有加入法国共产党，但他在《旧制度末期土地所有权与土地经营权的分配》(1928年)、《国有财产的出售》(1928年)、《法国大革命与农民》(1933年)、《恐怖时期的土地问题》(1932年)等著作中，以丰富的史料、精确的统计说明了革命的最终原因是由资产阶级的兴起而造成的，并且强调大革命是一场以取消封建权利、什一税、贵族免税特权与土地所有权转移为标志的社会革命。除注重经济与社会解释外，在对社会结构的探索上，勒费弗尔以集体心理或心态史的方法来解释社会现实，所以后来有人认为他也是心态史学方法论的先驱之一。如其《1789年的大恐慌》(1932年)就是用一个全新的、为人广泛接受的概念而探究法国大革命的著作。他认为:革命心理的三个主要方面——恐惧、防御反应与惩罚愿望构成了描述法国大革命的关键。从对心态史的关注来看，勒费弗尔是受惠于1928年至1937年在斯特拉斯堡大学与布洛赫等学者的交流，况且斯特拉斯堡大学本来就是支持思想创新与易于跨学科观念交流的地方。

乔治·勒费弗尔1959年谢世后，罗伯斯庇尔研究会主席、《法国革命史年鉴》主编等职即由其弟子索布尔(Albert Soboul，1914—1982年)继承。索布尔作为勒费弗尔与拉布卢斯的学生，在学术上坚守了他们两位历史学家的思想，对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下层民众着手研究。他提倡社会历史方法，具体表现在他关于无套裤汉(sans-culotterie)的《共和二年的巴黎无套裤汉》(Les Sansculottes parisiens en l'an II)等著作中，同时也表现在他发表于《年鉴》的一系列文章上。他探讨了巴黎下层平民的社会构成，论证了“无套裤汉”是法国大革命的主要动力之一。

20世纪70年代，菲雷对大革命的解释已经得到全面发展，并于80年代得到进一步完善。具体体现于1973年菲雷与瑞切合作的《法国革命史》。1978年菲雷出版了其力作《反思法国大革命》。在菲雷谢世前的十五年里，他采取了一种更为激进的方法，努力去表明政治的某种自律。他早期关于大革命的著作仍属于拉布鲁斯派的传统，然而从《反思法国大革命》开始，菲雷开始钻研政治理论史与哲学史，这是因为他认为如果要解释法国大革命的动力，如果仅仅分析社会力量是不够的，而且要分析政治行动本身的内在逻辑^[83]。菲雷在完成《反思法国大革命》之后开始与传统社会史决裂。《反思法国大革命》的出版，既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又极其富有争议性，因为其书与法国大革命史学的惯常解释相冲突。另外还有《马克思与法国革命》(Marx et la Révolution franaise，1986年)、《大革命(1770—1881年)》等都是对法国大革命研究有着独到贡献的著作。此外，在对法国大革命的解释上，与菲雷与瑞切采取相似立场的还有奥祖夫、高塞(Marcel Gauchet)、戈尼费(Patrice Gueniffey)等人。

索布尔卸任巴黎大学革命史讲座教授后，其职位由米歇尔·伏维尔(Michel Vovelle)担任。如前所述，伏维尔的兴趣主要在于“心态史”，即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若局限于经济史与社会史未免过于狭隘，史学若要有新发展必须借鉴新方法来开辟新的途径与新的领域。他在“心态史”的思潮下以社会的经济为基础，从人类的物质生活出发来揭示大革命时期人们的心态。在具体的论述上，他对一定时期人民群众的宗教，对生与死的态度及其价值观念进行深入研究，出版了《大革命的精神状态》(1985年)等书，对大革命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予以了充分的肯定。当然，我们不应该忘记之前的维拉尔(Pierre Vilar)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所作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