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革命》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

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社会灾难日益加剧,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正在显著地发展。这个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已经具有实践的意义了。所以,从1916年下半年起,列宁就开始全面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他阅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几乎所有涉及国家问题的著作,也翻阅了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等人的有关著作,写成题为《马克思主义论国家》的读书笔记。在此基础上,他在1917年8—9月间写成《国家与革命》这部伟大著作,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

首先,列宁根据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的有关论述,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本质和特征的思想。从国家起源看,列宁指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条件下,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证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19]从国家的特征看,“常备军和警察是国家权力的主要强力工具。”^[20]从国家的职能看,列宁根据恩格斯关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总是借助国家来剥削被压迫阶级的论述,指出“国家是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21]总之,“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抑制阶级冲突,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22]

其次,列宁在批判第二国际否定暴力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谬论时,得出了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的一般规律的著名论断。无产阶级革命必须通过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是马克思总结1848年革命的经验得出的结论。1871年,他根据巴黎公社的实践经验,进一步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列宁认为,马克思的上述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主要的基本的东西”^[23]。但是,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却竭力否定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他们把恩格斯关于未来的无产阶级国家将是“自行消亡”的观点,曲解成似乎资产阶级国家也能自行消亡的机会主义观点。列宁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暴力革命不可避免的学说是针对资产阶级国家说的”,“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列宁认为“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必须不断地教育群众这样来认识暴力革命。^[24]列宁根据帝国主义时代的新情况,明确指出:“无论在君主制的国家,还是在最自由的共和制的国家,由于要加强高压手段来对付无产阶级,‘国家机器’就大大强化了,它的官吏和军事机构就空前膨胀起来了”,“现在,全世界的历史无疑正在较之1852年广阔得无比的范围内,把无产阶级革命引向‘集中自己的一切力量’去‘破坏’国家机器。”^[25]再次,列宁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列宁根据马克思在1852年致魏德迈的信中关于“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一重要论断,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根本区别。他指出:“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深刻的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26]

列宁进一步论证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然性。他指出,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无产阶级要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建立新的经济制度,必然会遇到资产阶级的猛烈反抗,发生空前尖锐的阶级斗争。因此,“向前发展,即向共产主义发展,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走别的道路,因为再没有其他人也没有其他道路能够粉碎剥削者资本家的反抗。”^[27]他还指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繁杂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28]列宁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与民主的关系,指出,民主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但民主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不是一个东西;民主是“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家”^[29],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列宁进而揭示了资本主义民主“是一种残缺不全的、贫乏的和虚伪的民主,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30]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新型民主的(对无产者和一般穷人是民主的)国家和新型专政的(对资产阶级是专政的)国家”^[31]。无产阶级专政一方面要把民主扩展到绝大多数居民身上,另一方面也不能简单地只是扩大民主,而应同时对少数剥削者实行强力镇压,把他们排斥于民主之外。无产阶级民主与社会主义的经济改造和经济建设有着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他明确指出:“彻底发展民主,找出彻底发展的种种形式,用实践来检验这些形式等等,这一切都是为社会革命进行斗争的基本任务之一”。^[32]

最后,列宁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学说。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依据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的思想,进一步阐明了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差别和联系。他认为,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虽然同属于一种社会形态,即共产主义社会,它们的生产资料都已成为公有财产,都已归整个社会所有,但是它们之间在科学上的差别是很明显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是刚刚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还带有旧社会的痕迹。在这个阶段上,社会消费品的分配还只能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虽然资本家已经没有了,阶级已经没有了,因而也就没有什么阶级可以镇压了,但是国家还没有完全消灭,社会主义社会还需要国家来保卫生产资料公有制,保卫劳动的平等和产品分配的平等。列宁指出,“国家完全消亡的经济基础就是共产主义的高度发展”。^[33]他在引述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预测时,强调说明了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实现,首先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力蓬勃发展的结果。他说,剥夺资本家和把生产资料转为公有,一定会使生产力在已经达到的现代技术基础上得到蓬勃发展,从而一定会打破旧的分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这一现代社会不平等的一个最重要根源,把劳动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到那时候,从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过渡到它的高级阶段的大门就会敞开,国家也就随之完全消亡。”^[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