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思想的革命意义

罗雄飞

《资本论》的发表,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在经济学理论的“范式革命”方面更具有巨大的革命性意义。长期以来,其政治意义被充分发挥,甚至被一些人过度利用。过度利用的表现,就是超出了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发展为对商品市场经济的简单否定,看不到商品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任何国家不能跳过、不能取消的历史阶段。而另一方面,《资本论》对于经济学本身的理论意义则没有得到足够的发现和认识。

《资本论》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同时批判了它的意识形态立场和抽象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用历史的实践的人本主义超越了古典经济学的抽象人本主义。《资本论》正是在深刻批判古典经济学特别是其中的“斯密教条”和庸俗经济学的基础上,对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发动了一次基本范式的革命。^[1]其革命性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基于抽象人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立场和抽象唯物主义的思维方法,古典经济学以“斯密教条”为基础的研究范式和庸俗经济学,把人们的经济活动抽象为不同社会形态共同具有的活动,或者说是财富一般的生产。它把经济活动的主体抽象为人类一般或抽象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并使理论的分析主要限于微观主体的一般劳动过程,以及没有特殊社会内容的抽象的劳动和分工。这就把特定社会关系下的生产活动和一般的生产过程混为一谈。这种理论分析脱离了作为一定历史存在的社会总体及其生产条件、生产的社会形式、分配关系。一方面,这种抽象分析脱离了自身的真实的经验基础和历史地存在着的现实关系。另一方面,这种抽象分析又仍然停留在“共同的”“一般的”表象上,没有也不可能深入经济现象的本质和内在联系。因为被抽象出来的微观主体的没有社会历史特征的超历史的活动,依然是“共同的”“一般的”表象。著名经济学家马克·布劳格、艾克纳、熊彼特乃至诺斯都曾严肃批评新古典经济学缺乏“历史感”。事实上,这是体现“斯密教条”精神的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以至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共同的根本缺陷。而与此同时,这种缺乏“历史感”的分析又还是一种对微观主体的微观的、短期的活动缺乏历史内容的经验分析,它不可能从经济的基础性层面揭示人与人之间的现实的、制度的关系,以及社会的整体联系和内在运动规律。

马克思则首先把商品生产的物的关系看成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条件下特定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颠倒的反映,从现实的人的关系出发来理解现实的经济关系。这就凸显了这种经济关系的实质以及与其他社会形态条件下的经济关系的本质差异,从而把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放在特定的时代条件或历史背景下来理解。这一方面避免了从抽象的模型出发理解现实经济关系可能造成的偏差,另一方面又避免了基于“共同的”“一般的”表象的所谓“抽象分析”依然流于经验分析的局限。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有时把庸俗经济学看成一种“唯心主义”的经济学,即主观经验分析的经济学,这种主观经验分析是其脱离现实和数学形式化的思想根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称得上是一次思维方式革命。

第二,古典经济学以“斯密教条”为基础的研究范式和庸俗经济学,把商品“价值”或价格与收入联系起来,从而把要素当成收入和价值的源泉,并从这种现象形态的收入出发,在脱离现实的市场背景、分配关系等的基础上来理解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抽象活动及其行为。这就必然陷于微观分析,仅仅成为“微观经济学”的分析工具。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则首先把价值限定在生产过程“所耗费的人类劳动的物的表现”^[2],并把价值看成是生产者基于劳动获得的支配社会的使用价值的合理的社会权力。那种不是来源于自身劳动的支配他人生产的社会使用价值的权力,则被看成一种异化的权力。他把价值与财富区分开来,价值及其交换价值是财富的最抽象即最具有本质意义的表现形式,具体的使用价值是财富的物质内容。对于特定的商品,其价值内涵与财富内涵的关系,被当成类似于作为社会关系符号的“银行家”与一般意义的个人的关系。“银行家”是人的一种抽象的、社会的表现形式,体现现实的社会关系。人的自然规定即自然的个人是银行家存在的前提,社会规定是银行家的具体的现实规定。单纯作为社会关系来理解,银行家不是人,从它总是由一定的个人来充当看,它又是人的特定的社会形式的存在。从价值与财富的关系看,在特定意义上价值也就是特定社会形式的财富,充当独立的价值形式的货币不仅是财富的符号,而且可以兑换任何具体的财富,就像作为“社会关系”的银行家或其他社会角色的“物质内容”总是张三、李四等具体的自然存在着的个体一样。从特定意义来理解,一定使用价值所含的社会权力只能来源于劳动,而不是来自特定财富的自然基础的生产条件。基于这种思想,马克思把经济关系归结为一种权力关系,而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必然导致资本与资本之间和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矛盾关系。这种矛盾尽管在微观层面会不断自我调适,却无法在宏观层面得到根本的克服,这就必然引起周期性经济危机。这就把经济学的重点从微观层面转到了宏观层面,并从对生产者、消费者的行为分析转向整体经济的内在联系和一般趋势的研究。

第三,古典经济学以“斯密教条”为基础的研究范式和庸俗经济学,将商品价值(或价格)看成不同要素的收入的加总,从而脱离了劳动价值这一基础,并导致逻辑上的循环决定,即收入决定收入,工资决定工资,价格决定价格。这实质上便是后世学者所说的资本计量问题。现代西方经济学继承了“斯密教条”的传统,并且至今无法解决这一基础性问题,正因为如此,1981年彼特·德鲁克才在《走向下一种经济学》一文中提出,将价格理论确立在以知识进步为价值源泉的价值理论基础之上,是西方经济学摆脱理论危机的根本出路。^[3]这一逻辑上无法克服的根本缺陷,使得“斯密教条”的研究范式直到现代西方经济学只能停留于短期分析,也不能对异质经济体及不同货币体系的经济体进行合理的比较研究,使得国际经济比较研究和经济史学的研究无法真正深入进行。

马克思的《资本论》首先在广泛的市场交换条件下抽象出社会必要劳动及其量的规定,使社会必要劳动成为商品的内在的、客观的价值尺度,同时将货币看成商品价值的外在尺度,把价格确立在价值即劳动费用的基础上。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商品(或资本)的通约问题。如果我们沿着马克思的思路,设计出复杂劳动还原的合理机制,从而将知识进步内生到理论中,这一基础性问题就有可能进一步得到解决,德鲁克期盼的“下一种经济学”就可能在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础上获得实现。总之,马克思为解决这一问题确立了一个正确的方向。

第四,古典经济学以“斯密教条”为基础的研究范式和庸俗经济学乃至于现代西方经济学,一直没有脱离“平面线性的”函数分析(或因果分析)的模式。它们习惯于从现实经济关系中抽象出一些变量,然后确立变量之间的因果联系,建立模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则确立了一种对有机生命体的“立体式结构分析”方法。它把社会经济看成一个“活的生命体”,即有机的完整的整体,价值代表最一般的社会权力,商品是“生命体”中的细胞;它把经济活动还原到立体交织的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加以考察。

第五,古典经济学以“斯密教条”为基础的研究范式和庸俗经济学,以特定的市场条件和经验为基础建立分析模型。这些模型的适应性要求市场环境是相对稳定的,而模型对经验的总结总是事后进行的,因此,难以应付市场环境的质的变化或不同的市场环境。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既有理论尽管也是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生产“定格”在一定的时段乃至具有纯粹意义的时点上加以研究,因此,我们不能脱离其特定前提抽象地将其原理运用于不同的环境,至多只能通过“透视”效果获得一些借鉴性认识。但另一方面,它不仅对作为生命机体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的生命运动规律有所把握,而且将理论建立在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动态发展基础上,将科学认识进程与特定对象的历史发展结合起来考察。它不是把经济范畴限定在僵硬的定义中,范畴必须与对象共同展开,形成一种“实在”的知识体系,并确立一种逻辑——历史维度。其内在的逻辑结构为理论的重构确定了基本的原则和方向。因而,马克思确立的是一种动态开放的理论体系,它是一个可以向上、向前、向后不断重构的活的体系。

马克思的《资本论》应该说实现了经济学基本范式的革命,对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实现了质的超越。正是基于这种全新的经济学范式和超越时空的天才眼光,就连马克思关于某些具体经济问题的深刻论述在150多年后也依然没有过时,例如经济危机理论,虚拟经济理论,等等。1858年1月在给恩格斯的信中他还提出了反周期的货币理论。如果撇开由“斯密教条”发展而来的现代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之间直接或间接体现出来的意识形态分歧的话,由于基本范式不同,这两种理论并不存在根本的冲突。从单纯的经济学意义而言,它们是相互补充的关系。由“斯密教条”遗传给后世经济学的根本缺陷即脱离现实和“资本计量问题”至今依然是极大地困扰着西方经济学的“紧箍咒”。关于“资本计量问题”,古典经济学家虽然没有明确意识到逻辑上的循环决定问题,但明确认识到商品需要一个客观的通约手段,并试图用劳动时间来解决这一问题,只是由于对劳动二重性缺乏明确的认识,他们未能最终确立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新古典经济学诞生早期,庞巴维克、威克塞尔等也没有忘记这一问题,他们都为这一问题的解决做过努力,并把解决这一问题的希望寄托在劳动时间上。后来,这一问题被西方经济学家淡忘了,直到20世纪50、60年代,琼·罗宾逊等人重新发现了这一问题。斯拉法把问题的源头追溯到“斯密教条”那里,他除了为此设计了一种“标准商品”之外,还试图从亚当·斯密的劳动还原法中找到出路。事实上,斯拉法的方案并不是合理的方案,也没有真正解决这一基础性问题。^[4]20世纪70年代,随着“滞胀”危机的发展和凯恩斯理论“失灵”,一些西方学者开始反思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局限,谋求摆脱其经济理论危机的出路。彼特·德鲁克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了“下一种经济学”的方向性问题,把利润源泉问题和价格的客观基础问题当作经济理论必须克服的基本问题。马克·布劳格、艾克纳、熊彼特、诺斯等则对新古典经济学“缺乏历史感”的缺陷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这些经济学家的认识在西方经济学家中是较为深刻的,然而,马克思早在100多年前就提出了和他们相同的问题,这集中体现在《资本论》终篇对“斯密教条”特别是三位一体的收入公式的批判方面。《资本论》终篇是整个“剩余价值学说史”的总结,可以看成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导论及文献综述。他对“斯密教条”的深刻认识正是他批判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和庸俗经济学的锐利武器。可见,从经济学理论方面看,马克思的《资本论》正是为克服“斯密教条”及以之为基础的整个西方经济学的基本范式的根本缺陷进行的成功探索。尽管这种探索还有待进一步的推进,它对现代西方经济学走出理论困境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从经济学角度看,马克思经济学也有局限。由于马克思把他的经济理论定位为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很大程度上限于对现实经济关系的抽象理论说明。因此,在他的既有理论中,对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理论阐述虽然联系到资本主义生产的微观活动,但作为具体整体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微观层面,还不是他的研究对象,因此,他没有沿着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思路,真正到达现实的经济层面,没有真正在思维行程中再现理论的具体。正因为如此,尽管他实现了经济学范式的革命,他的既有理论确实还不能充分地阐释资源配置、经济增长、价格运行机制等问题,他也没有把解答这些问题当作自己的任务。只要我们把握了他的基本方法和理论发展的逻辑,这些局限不但是可以克服的,还可能实现马克思经济理论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综合。

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虽然已经成为过去,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拓展依然必须首先以自由竞争的商品生产为基础,并遵循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思维行程。首先应通过复杂劳动的还原和其他约束条件的放松,使知识进步内生到理论中,并在基本理论层面将德鲁克的知识经济学、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及福克纳等人的成果综合到马克思的经济学中;在此基础上,进而在社会经济关系及收入分配层面综合新剑桥的思想和凯恩斯理论;最后在微观层面综合新古典经济学中各种分析模型和自由主义的不同流派的思想。所有这些综合,都必须以马克思的经济学范式为基础。在实现基本理论的向上拓展之后,才能依照垄断竞争时代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要求,根据基本理论范式,结合琼·罗宾逊的垄断竞争理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及其他一些理论,重构出能够解释现代经济关系、解答现实经济问题的理论体系。那种急于回应当前政策、且外在于马克思思维方式和内在逻辑要求的所谓“发展”“创新”,在理论方面是没有意义的。

【注释】

[1]不少人认为,马克思经济理论是对古典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这种认识是不科学的.马克思只是继承了它关于生产劳动是价值源泉的思想,但就意识形态立场和研究范式而言,与其说是继承,毋宁说是根本性的批判和颠覆。

[2]马克思.资本论:1卷.人民出版社,1975:91.

[3]丹尼尔·贝尔主编.经济理论的危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11-29.

[4]罗雄飞.转形问题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拓展.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211-227.